典章制度类
记载典章制度，起源于《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单独编纂典章制度自成专书，则是唐中叶安史乱后才开始的，最早是《通典》，稍后是《会要》。《新唐书》艺文志把《通典》、《会要》入类书，《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也如此。从形式上看分门别类罗列资料自有点像，实际上和类书之天地万物、人事动植无所不包而且专为词藻采撷之用者显然不同。《直斋书录解题》把《通典》、《会要》改入典故类，《四库提要》则入政书类的通制之属，自较为合理。今改用史学上常说的“典章制度”一词为类目。
《通典》二百卷 唐杜佑撰
杜佑是中唐时著名的政治家、理财家，《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均有传，旧传并载其进《通典》表，《通典》卷首复有李翰序及自序，都是研究《通典》的第一手资料。《十七史商榷》卷九○“杜佑作《通典》”条即据以考《通典》成书经过，略谓：“左补阙李翰撰杜佑《通典》序云：‘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累年而成。’案旧书佑传，佑以荫入仕，补济南府参军、剡县丞，润州刺史韦元甫奏为司法参军，元甫为浙西观察、淮南节度，皆辟为从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此检校主客即元甫所奏署者，其时尚在元甫幕下，故翰称为‘淮南元戎之佐’。旧书于此下乃云：入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时方军兴，馈运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苏州忧阙，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征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丁母忧，特诏起复，累转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十三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为三军所立，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委以讨伐，及诏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在扬州开设营垒云云。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摄冢宰，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宏文馆大学士。顺宗崩，复摄冢宰。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元和七年，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十一月薨，年七十八。此下总论佑生平为人，因及作《通典》事，则云‘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入诣阙献之’，并载其进表云‘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云云。考佑以大历之始纂斯典，大历元年佑年三十三，贞元十七年进书佑年六十七，相距恰三十六年，故云‘三纪’。翰作序之时佑为淮南幕僚，及书成上进则自为淮南主帅矣。实更三纪，而〔李序〕但云‘累年而成’者，其实官使府时粗就初稿而已，尚未成也。佑入仕虽早，亦当弱冠，历佐卒两处方得入元甫幕，佐幕之时大约已近三十，时方草创此书，在幕阅数任方为主客，而初稿乃成，故云‘累年而成’。翰天宝中已以进士知名，代宗初年为侍御史（见旧书文苑传），于佑为先达，佑欲借‘皇甫士安’重其《三都》，故以初稿急求为序，厥后改润，大约屡易稿方定。”
《旧唐书》佑传又谓：“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所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案：秩，刘知幾子，附见旧书卷一○二刘传，又卷一一一房琯传记陈涛斜之役，琯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即是此刘秩）。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案刘秩《政典》盖仿开元时官修《大唐六典》，以《周礼》六官比附，而通述古今制度。杜佑《通典》则完全打破此不合理陈式，另起炉灶，《通典》自序：“佑少尝读书，而性且固蒙，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案：唐人避高宗讳易‘治’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原注：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或览之者庶知篇之旨也（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这是自序的全文，从撰作的宗旨讲到全书的体制，并明确了断限。如所周知，安史乱后唐朝的全盛局面已一去不返，今后如何办，杜佑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将施有政”。杜佑的政治观点是以“足衣食”即解决经济财政问题为本，然后才是“精选举”、“审官才”、“兴礼乐”、“用刑罚”、“列州郡”、“置边防”，这样来确定此书的篇第，不仅远远超过《政典》之拘乎《周礼》六官的陈腐方式，而且比后来《会要》之首帝号也高明得多。这种观点在杜佑着手纂修此书初稿时就早已确立，所以李翰给初稿作序就说“凡有八门，号曰《通典》”，与自序所说一致，而晚年成书上表时说“书凡九门”，已如今本将兵、刑分列，则自序之以刑统兵刑，仍为八门者，定在成书以前非最后手笔（在这“八门”、“九门”问题上《十七史商榷》“杜佑作《通典》”条并没有讲清楚）。从初稿到成书三十年中杜佑曾历任青苗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和籴等使、户部侍郎判度支等财经要职，说明此书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所发的某些议论实际上还是撰者阅历之言，不同于一般的书生空谈。
今天从史料角度来看，此书隋以上多采自正史和其他经、子古籍，没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唐代部分则收集唐令格式及诏敕、奏疏以及重大纪事（当本诸实录、国史），都是比较原始的第一手史料，应和今存的《唐会要》、《册府元龟》唐代部分以及《大唐六典》等同样重视使用。许多重要史料唯见于此书，如食货典中的诸色仓储粮数、仓部格，刑典中的开元格等。有些记载与他处不同，如州郡典中各道、州郡的户口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不同，节度使辖军和兵马数与地理志亦不一致，这就为探讨唐代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线索。书中还收录了许多人评说制度的奏疏论议，如刘秩论考课、刘祥道等论选举，从中不仅可知当时人对现行制度的看法，也能考见所规定的制度在实际操作中的情状。至于杜佑自己的议论如上所说，是中唐时著名政治家、理财家的经验之谈，当然更值得倾听。如食货典中对安史之乱前后财政税收的评论，兵总序对安史所以酿乱的议论，对研究唐史者都有很大的启发。遗憾的是兵门只讲战例，未述兵制沿革，这对当时之用兵频繁自有其需要，但在今天研究兵制者看来则不免失望（《通典》不述兵制，旧书不修兵志，是今天研究唐兵制所以困难的主要原因）。
此书的另一价值是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部分内容，如兵典中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两《唐书》志及以后书目均未著录，估计在晚唐便残佚，而《通典》兵典中保存了不少。边防典中保存的佚书片段，如隋《西域图记》、唐杜环《经行记》、屈缪《道里记》、《广志》、《外国图》、《突厥本末记》等，也很有价值。
版本 （1）南宋刻本，日本藏全部，北京图书馆有几部残本。（2）明嘉靖刻本有几种，其中李元阳刻本增入诸议论。（3）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另附考证，但很简陋。（4）清光绪浙江书局重刻殿本《九通》本。（5）清光绪二十七年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殿本《九通》本。（6）清光绪二十八年鸿宝书局缩印殿本《九通》本。（7）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中《十通》缩印殿本附《十通索引》。但殿本本有脱误，应用宋刻本校补。（8）近时日本影印宋刻本。（9）1984年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10）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文锦等点校本，颇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