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陔余丛考》四十三卷

《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　补遗一卷清赵翼撰

这二书都是赵翼的读书札记，《丛考》成于乾隆五十五年，《札记》成于六十年，均在钱氏《考异》、王氏《商榷》之后，其中且引及《商榷》之说。《丛考》有乾隆五十五年赵氏自序，谓：“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为循陔时所辑，故名曰《陔余丛考》。”所考自经、史、诗文外还广及掌故、风俗、宗教、器物，卷一○、一一、一二均考两《唐书》。《札记》卷一六至二○为新旧《唐书》札记五卷，与《丛考》条目内容互有详略。两书有关条目前论《新唐书》时均已择要录出。曰《廿二史札记》者，以《旧唐书》合《新唐书》为一史，《旧五代史》合《新五代史》为一史，故虽上起《史记》、下及《明史》，是读“二十四史”的札记，而书名仍曰“廿二史”，与钱氏《考异》的“廿二史”不是一回事。

赵氏治史的方法与钱、王二氏不同。《札记》有赵氏乾隆六十年自序，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又有钱大昕嘉庆五年序，谓：“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酙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都讲出此书撰述要旨，而且也同样是讲了《陔余丛考》史考部分的撰述要旨。此两书其实都模仿《日知录》，不像《考异》、《商榷》那样校勘文字，而用所谓“属辞比事”的归纳方法将有关史料搜辑到一起以说明问题。所说明如钱氏所讲有两方面，一是正史编纂的得失，一是历史现象的评析。前者讲两《唐书》时已提到，实比较详密平允。后者更常为民国以来撰述中国通史者所袭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教给我们如何从大量史料中发现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因此，此二书尤其是《札记》可说是读纪传史的入门书。至于自序信正史不取稗乘之说自有所偏，不足为定论，《丛考》的其他部分也常引稗乘，并不局限于经、史。

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是乾嘉时一老儒所撰，赵氏据而有之。案赵氏此二书的文笔思路与他另一部著作《瓯北诗话》完全一致，此二书是窃据别人的，难道《诗话》也是窃据别人的？李氏好诋毁前贤，《日记》所云不知是那里得来的道听途说，绝不足凭信。

版本　《丛考》：（1）清乾隆五十五年赵氏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瓯北全集》本。（3）民国文瑞楼影印湛贻堂本。（4）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据湛贻堂本。《札记》：（1）清嘉庆五年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瓯北全集》本。（3）《广雅书局丛书》本。（4）光绪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畲山馆本。（5）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云据原刻本。（6）《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7）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8）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用原刻本、《广雅》本和西畲本互校，又核对所引用史文，可称精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