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开辟期社会经济的开发，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不仅滞后于祖国大陆，还滞后于与大陆沿海毗邻的澎湖。

现今台湾，在历史文献中的名称不一，春秋战国时称岛夷，秦代称瀛洲，西汉称东鳀，三国称夷州，隋代则称流求，宋代沿用流求，元代又称瑠求，明初称琉球，后改称小琉球，还有东番、鸡笼山、北港和台员、大惠、大员、大湾等称，而后便统称台湾。最早描绘台湾社会经济状况的古籍是三国东吴人氏沈莹登陆台湾考察后所著的《临海水土志》，该书记载：“夷州（今台湾）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长七寸饮之。”从上述记载不难看出，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台湾少数民族仍生活在原始社会时期。

唐以后历代史籍对台湾虽有相关的记载，但大体略同，唯有明末万历年间陈第所撰《东番记》，对台湾开辟期社会少数民族的经济开发和乡土风情描述较具体。陈氏系福建连江人，明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603年1月19日），随浯屿钦依把总沈有容入台剿倭，亲历台南、高雄一带少数民族聚居的村社，实地考察，以所见所闻撰写的《东番记》（台湾文献丛刊本），曾为近代社会学家陈绍馨誉为“实不逊现代人类学家之调查报告”。该文的描述显示，四百多年前台湾的少数民族生活状况：1．仍未进入部落社会。“东番夷人……种类甚蕃。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无酋长。子女多者，众雄之，听其号令”。“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因而，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时，无公认的领袖组织抵抗，入侵者围剿某村社，邻近的村社听之任之，不予支援。2．仍未驯养可耕作的畜力。“畜有猫、有狗、有豕、有鸡，无马、驴、牛、羊、鹅、鸭”。未驯养畜力，更谈不上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实现社会第一次大分工。3．仍未进入铁器时代。“无水田，治畬种禾，山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所种稻田成熟后，只是用手拔禾穗，未使用铁器镰刀之类工具收割。至于捕鹿使用“镖”，“竹柄铁镞，长五尺有咫，銛甚”。但铁镞的铁应是来自与大陆商人通过物物交换取得，非台湾少数民族自身开矿熔炼所制作的。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三十八年期间（明天启四年至南明永历十五年、1624—1661），荷兰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村社采取经济封锁，致使其经济开发仍停滞如故。

台湾开辟期社会的人口，明代以前的史籍文献未见记载，台湾光复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撰的《台湾省通志·人民志·人口篇》，依据相关资料推算，明末土著（少数民族）应在“十五万至二十万之间”, “汉人（大陆移民）不超过五万，多集中于今台南附近”。由此可见，台湾开辟期社会的人口结构，少数民族占80%以上。

作为台湾开辟期社会经济生活主体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既无商品生产，也未使用货币，早期货币史的上限本应界定在明末以后；但考虑澎湖列岛系台湾的组成部分，澎湖在宋代有朝廷派驻的官兵长年驻守，商贸兴旺，来往船只年有数十艘，考古工作者在多处宋墟遗址发现宋代钱币；元代，朝廷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等岛屿，澎湖的农业、渔牧业发展喜人，煮海为盐所纳盐课一年达中统钞一十锭二十五两之多，工商兴贩，来澎湖的商船由岁数十艘增加到岁数百艘。至明代，倭寇不断骚扰东南沿海，朝廷不是强化澎湖的海防建设，而是强迫居民内迁闽南一带，实施“尽徙屿民，废巡检司而墟其地”的政策，致使澎湖的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但少数仍居住在岛屿上的人照旧使用货币。再说，宋代因北方动荡，东南沿海一带居民渡海去台湾的甚多，除从事农业种植开发外，有的还经商，必然携带在大陆使用的钱币进入台湾，在其生活区域内使用，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小琉球漫志》载：“台地用钱，多赵宋时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在明末清初，台南滨海还先后出土两批古钱，肉好深翠，古色可玩。

中国的货币史有三四千年，而台湾地区的货币史，由于少数民族的新石器时代滞后和澎湖早在宋代已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及大陆移民成群进入台湾参与经济开发始于宋代等因素，台湾地区货币史的上限应界定在宋，大约在10世纪后，至今有一千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