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太后的心思

1887年，在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一群身穿海军军服的人，聚集在一艘华丽的轮船上，仿佛是在进行操练。海军在昆明湖上操练？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在大清即将覆亡的时节，这一场景的确是真实的。1886年，经慈禧太后首肯，在昆明湖畔成立了一所新的海军学校——昆明湖水操学堂，这所学堂直接隶属于海军衙门，其地位之高是可想而知的。上述出现于昆明湖轮船上操练的海军军人，正是这所学堂的学生。这所学堂与几年以后发生的甲午战争有什么关系呢？这还要从清政府战争决策体制说起。

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与以往的战争相比，其决策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早在1878年，日本就开始模仿德国的军事制度，成立了参谋本部，使筹划战争和调动武装力量有了最高决策机关。虽然日本首相和外相均参与大本营会议，但战争的最终决策权掌握在一个年轻力壮的执政团队手里。那么，此时的中国又如何呢？晚清时期，没落的政治体制使得国家无法建立起科学高效的战争机制，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指导和指挥战争的机构，筹划和应对战争的，是以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首的一个松散的贵族集团，具体战争的指挥权则操纵在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手里。对于这一点，李鸿章毫不避讳，他说，中日战争是以北洋一隅，搏日本全国之师，此话毫不为过。梁启超也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慈禧是咸丰皇帝的贵妃，同治皇帝的亲生母亲、皇太后。她入宫时是一个极普通的女子，和其他的女子没有什么两样，都希望得到皇帝的宠爱，所以就使心计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一步步成为大清皇帝的贵妃。她并没有政治抱负和治国能力，她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望，是因为她喜欢控制，喜欢用权力来保证她尊贵的生活。从1861年6岁的同治皇帝继位，她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开始，一直到她最终去世，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控制晚清朝政长达48年。甲午战争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她逃避不了这场战争。那么，面对侵略战争，她在做什么呢？

有四件事情对战争的影响最为深远。

第一，自大轻敌，战争期间大搞生日庆典。

在中国民族传统中，生日是一个人的重要纪念日。作为皇帝和皇太后的生日更不用说。尤其是逢十的生日，比如五十大寿、六十大寿更要庆祝一番。特别是六十大寿，那是一轮花甲，往往要大操大办，在中国人的眼里操办一下也不为过。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主导者，战争的决策者，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民族危亡，消耗国家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大搞生日庆典，满足个人的私欲，那就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了。慈禧就是这样做的。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也就是公历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的60岁生日。为了这一天，她已经整整筹备了两年多的时间。可是，这年的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丰岛海战，战争阴云已经变成了暴风骤雨。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9月15日，在朝鲜战场上，战略要地平壤失守；9月17日，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遭到惨败。这一桩接一桩的严重事件，在慈禧的眼里，哪一件也比不上大办生日庆典重要。中日战争的事她不在意，但凡是与庆典相关的事，她却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慈禧为她的生日庆典早就制定了计划，计划庆典那一天，她先在皇宫里接受王公大臣的朝贺，然后一帮人马浩浩荡荡开到颐和园听大戏，开大宴。从紫禁城到颐和园，中间要经过西直门。慈禧听说，光绪皇帝乘坐的金辇，高约一丈四尺，与西直门外的门洞高度差不多，宽度也相仿，进出门洞的时候，金辇的两侧会触碰到墙上。这件小事，本不需要慈禧亲自过问，交给相关部门便能顺利解决。但是，由于此事关系到她的生日庆典，她寝食难安，多次吩咐工部查明情况，现场拿出解决方案。正当工部苦思冥想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慈禧迫于大臣们的压力，缩减了庆典的规模，把原计划进行了调整，庆典完全放在紫禁城的宁寿宫举行，不再转移到颐和园，这样金辇的事也就不需要再费周折了。从这一件事上就可看出，慈禧的精力完全放在了她的生日庆典上，而没有放在战争筹划上。

1894年11月7日，也就是慈禧60岁的生日这一天，慈禧的心情、兴致已经达到了最高潮。所以在皇宫里，接受了王公大臣的朝贺，她非常得意，心情十分舒畅。从这以后，连续三天听大戏。可是，就是在她沉浸于生日庆典的欢乐中时，11月7日辽东半岛的重镇大连被日军占领。当时，日本夺占大连湾的目的，是为了攻取号称“东洋第一坚垒”的旅顺口。旅顺口不仅是北洋海军苦心经营了若干年的重要基地，而且是日军从海上进入渤海湾必须经过的那扇辽东半岛大门上的锁钥，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旅顺一旦失守，整个战局将受到重大牵连。大连失守的消息很快传回京城，慈禧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这一信息，但她无动于衷，继续看她的大戏。

这就是慈禧，一个把个人的欲望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独裁者，由她来筹划和准备这场对国家、对民族生死攸关的战争，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在研究档案史料的时候也发现，日本之所以在1894年挑起这场战争，固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一年慈禧将搞生日庆典。日本人判断，慈禧搞生日庆典的时候，她可能顾及不到战争，甚至在战争当中会妥协、退让。日本人都把慈禧太后的心思摸透了。

多么可笑、可悲，多么荒唐的一个大清帝国！

第二，忽视军备，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1885年，光绪皇帝15岁了，马上面临着归政。皇帝的归政，在名义上就意味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日子到头了。慈禧开始寻思，垂帘听政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一旦离开朝政，总得有个地方颐养天年，在哪里度过我的余生呢？她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一个理想的地方，这就是颐和园。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在后来重修的时候改名颐和园，它是北京城皇家园林“三山五园”中风景最为秀丽的一个园子，慈禧最为喜欢，所以她第一时间就选中了这里。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占领北京城的时候，火烧了圆明园，也焚烧抢掠了颐和园，要在这里颐养天年，必须对其进行重修。于是，慈禧产生了重修颐和园的念头。而这个想法一旦产生，便成了她心中压倒一切的大事情。

然而，清政府的财政极度困难，修园工程将是相当浩繁的，经费从何而来呢？慈禧没有着落。慈禧的心思被两个人迅速看破了，这两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掌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讨好慈禧，奕和李鸿章就动起了脑子，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笔经费，这笔经费就是海军经费。他们之所以会想到这笔经费，一方面，是因为这笔经费是他们能够完全掌控的；另一方面，慈禧也早有动用海军经费的心思。就在奕巡阅北洋海防之时，慈禧就派出了她的心腹太监李莲英跟随，名义上是沿途照顾奕，实际上也带有窥探北洋海军建设情况之含义，这一点奕和李鸿章也是看在眼里的。于是，奕和李鸿章决定挪用海军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

然而，动用海军经费非同儿戏，虽然此时战争还未迫在眉睫，但全国上下加强海防建设的呼声依然是此起彼伏，要大张旗鼓地挪用海军经费，谁也不敢轻易下这个决心。

可是，习惯于玩弄权术的慈禧和奕等人，他们虽然没有筹划战争的韬略，但从来不缺少翻云覆雨的手腕。1886年5月，海军衙门大臣奕在李鸿章的陪同下巡阅北洋海防，当他视察了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时，赞不绝口，他瞬间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全国自兴办海军以来，各地创办的水师学堂虽然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却没有满族子弟，长此以往，未来的海上武装力量能掌握在满族人手里吗？何不建立一所培养八旗子弟的海军学堂！并且，这所海军学堂一定要建立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在昆明湖建学堂，一来便于掌控，二来便于借助于建学堂重修颐和园。于是，在巡阅海防归来之后，奕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臣奕、善庆此次查阅北洋，于武备、驾驶、管轮各学堂悉心研考，见其地理、戎事、测量、算化等学，有条不紊，实足为济时要务。因思八旗之众，聪颖骁健者实不乏人，只为见闻所囿，虽具美质无可表见，亟当乘时教练，预储异日将材，庶不负皇太后体念时艰之至意。”建议设立昆明湖水操学堂，直接由海军衙门统管。拿到这道奏折的当天，慈禧的懿旨就下达了：同意奕建议，设立昆明湖水操学堂。

慈禧对于建立一所海军学堂的批复如此之迅速，这还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有了动用海军经费之心。而慈禧的心思，绝大多数王公大臣是猜不透的，不过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就是户部尚书翁同龢。翁同龢常年掌管朝廷经费，他对慈禧的经费需求是十分了解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暗示了一个很多人都无法知晓的秘密。1886年11月19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晤朴庵（醇亲王奕），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湖）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这段话说明，在建立昆明湖水操学堂的问题上，奕劻和奕早已有过沟通，奕劻嘱咐奕要转告翁同龢，体谅奕劻的苦衷。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仿效北洋海军所在的渤海基地，在昆明湖畔设立水师学堂操练海军；以万寿山代替皇帝巡幸的承德避暑山庄，在万寿山重建御苑。这样事情就完全清楚了，设立昆明湖水操学堂是与修建颐和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慈禧太后、奕劻、奕等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局。

我们再看看此后他们是如何操作的。

决定创办昆明湖水操学堂后不久，奕再次上奏慈禧太后，提出：为了给皇太后、皇上日后检阅水操学堂学生操练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已经被破坏的昆明湖沿岸建筑，均需要加以修缮，所需经费自然要从海军经费中支出。看到了吧，挪用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从此就算找到了充足的理由，至此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昆明湖水操学堂要直接归海军衙门管理。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当他了解了这一切之后，他不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参与到这件事的筹划当中。或许李鸿章不是出于本意，因为北洋海军的发展始终是他惦念于心的大事，但事实上他没有制止慈禧的行为，相反，却认可和怂恿了慈禧等人的做法。

从历史档案的记载来看，奕和李鸿章挪用的海军经费由四部分构成：一是海军巨款的利息；二是各省上交的海防捐；三是海军衙门的所谓“闲款”，也就是日常经费；四是海军经费正款，也就是直接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这四部分经费，哪一部分都是海军建设、海防建设的救命钱，动用它们，无疑就是在海军建设、海防建设中釜底抽薪，撤砖减瓦。根据资料统计，从1886年修园工程开始，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为止，清政府挪用海军经费的数额，总共约750万两，占全部工程费用约1000万两的75%。这笔钱的挪用，严重影响了海军建设。北洋海军从成军的1888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没有添一艘军舰，这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清政府挪用海军经费造成的，但它与清政府挪用海军经费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甲午海战爆发之际，北洋舰队是拖着6年的亏欠驶上战场的。

第三，轻视战争，依靠李鸿章等少数人指挥陆海作战。

慈禧并不具备政治智慧和战争韬略，她的“宣战”与“求和”，除了根据个人的态度、情绪、感觉来决定之外，还要依靠一个她深信的“重臣”来决定，这个“重臣”就是李鸿章。1870年之后，她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这是两个职务，这两个职务在封疆大吏中都是最为重要的。

直隶省，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大部，以及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是京城的所在地，是整个中国的心脏地区，直隶总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北洋，是一个地理概念，指江苏以北的山东、直隶、奉天等沿海各省。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握有北洋通商、外交、海防等重要权力，管着中国半个沿海地区，守卫着北京城的海上门户。北洋海军就是李鸿章履行北洋大臣的职责而建立起来的。这两个重要职务，由李鸿章一人担任，并且一干就是25年，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李鸿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就是北洋集团。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年轻时师从曾国藩，后弃文从武，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37岁入湘军协助曾国荃作战，38岁奉曾国藩之命创办淮军，成为淮军的创始人。在担任直隶总督之前，他与慈禧并没有过深的交情。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慈禧如此看重他，让他一干就是25年呢？

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李鸿章具有跟洋人打交道的能力。李鸿章真正涉足外交是从他担任江苏巡抚开始的，在此后的30多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梁启超曾评价说，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他担任江苏巡抚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是1862年，40岁的李鸿章当上了江苏巡抚，他一上任就遇上了一件棘手的事。当时，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招募了一支雇佣军，叫“常胜军”。这支军队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由外国人统领，由江苏省管辖之下的苏松太道提供军饷，归江苏巡抚指挥。李鸿章上任时，统领“常胜军”的是美国人白齐文。白齐文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清朝的地方官吏放在眼里。李鸿章想整治这支军队，但找不到借口。苏松太道的道台也想整治白齐文，便故意拖欠“常胜军”的军饷，白齐文怒不可遏，带兵抢了当地的一家银号，将存在银号里的4万元清军军饷抢走了，还把阻止他的地方官员打了一顿。这件事被李鸿章给抓住了，他果断地将白齐文撤职，改用英国人戈登为统领。同时，为避免引起美国人的抗议，李鸿章特别奖励了“常胜军”中能打仗的美国人，这样就做到了一箭双雕，既撤换了白齐文，又没有引起国际纠纷。李鸿章把这种手段叫做“痞子手段”，意思是对待外国人，既要果断裁制，又要加以笼络。慈禧恰恰看中了李鸿章的这些才能。

二是李鸿章掌握着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1860年9月，李鸿章开始在江淮一带创办淮军，在此后的8年中，他苦心经营，率淮军转战南北，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中，力量不断增强。至1868年，其力量全面超过湘军，成为当时中国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号称三万精锐。在那个年代，枪杆子是立身之本，当年李鸿章弃文从武，就是看明白了这个道理。随着淮军势力的增强，李鸿章的身价也在不断攀升，1861年4月，他奉命署江苏巡抚。慈禧恰恰需要李鸿章的淮军来平定北方的农民起义，拱卫北京城的安全。所以，他才把李鸿章长期放在重要职位上。

三是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对慈禧一味服从。李鸿章把握住了慈禧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喜欢别人的奉承和顺服。所以，李鸿章特别注意体察慈禧的思想活动，发现慈禧有什么思想倾向，他立刻就会前去迎合。举一个例子。光绪皇帝归政以后，慈禧还想继续掌控大权，架空皇帝，但因为这是违背祖制的行为，慈禧不便直接说出口。她便让醇亲王奕询问李鸿章，让李鸿章做主。李鸿章立刻就明白慈禧的意思，马上上书请求慈禧，在皇帝亲政后继续主政，慈禧煞有介事地批准了。李鸿章有这样的表现，慈禧能不喜欢和重用他吗？

除了寻找机会向慈禧表示忠心以外，李鸿章对慈禧宠爱的人也是百般拉拢。众所周知，慈禧有个最宠爱的太监叫李莲英，宠爱到什么程度？谁对李莲英有意见，无论对错，都会遭到慈禧的一顿责骂。李鸿章对慈禧和李莲英的关系了如指掌，他有意跟李莲英搞好关系，后来二人的关系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那么，李鸿章是怎样做到的呢？两个字，“银子”。

1885年9月，当中国海防吃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李鸿章连续几天都要与慈禧太后、醇亲王、军机大臣等商讨海防问题。按规定，要见慈禧，必先通过李莲英。李鸿章每次见慈禧之前，都要给李莲英送上银子，有时3000两，有时4000两。三四千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提督的月薪才700两银子，一个最低层的海军军官，月薪只有40两银子。这还是收入颇高的海军军官。可见三四千两银子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时间长了，李莲英对李鸿章也心存感激，往往都是有求必应。他在慈禧面前也没少说李鸿章的好话。此外，李鸿章与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这些王公贵族，也都相处融洽。凭借着这些关系，李鸿章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李鸿章的影响力。1892年7月，李鸿章的继配夫人赵氏病故，天津各界前来送葬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这支队伍有多长呢？长达5小时。也就是说，一个人用正常速度走完这条队伍，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

正是因为有上述三条原因，李鸿章稳稳地坐在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位子上，独揽北洋的陆海军大权若干年，成为甲午战争的实际指挥者。

李鸿章算是一个有建树的人，慈禧重用他，本无大错，李鸿章在陆海军建设方面不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吗？比如建成了北洋海军。但关键是慈禧过度依靠李鸿章来指挥战争，这就大错特错了。战争爆发时李鸿章已经是一个72岁的老人了，这样一把年纪的人，怎么能独自担当起这么重的任务呢？所以有人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来抵抗日本一个精英集团，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

第四，极力主和，蓄意打击主战派。

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朝鲜和国内战场清军的节节败退，慈禧越来越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

1894年11月21日，也就是慈禧生日庆典后的第15天，李鸿章苦心经营了16年的旅顺防务，在一天之内被日军攻破，旅顺陷落。直到这个时候，慈禧才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但她依然没有认真检讨清政府在战争中的失误，直面战争局势的变化。旅顺失守的第五天，慈禧终于想起来要召见群臣，了解战局。可是，这次召见，仅用了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匆匆结束了。在这短短的15分钟之内，慈禧既没有了解清军的防御情况，也没有部署下一步防御措施，而是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令在场的所有大臣都意想不到。她下令将光绪皇帝的两位妃子瑾妃和珍妃降为贵人，罪名是不遵家法，干预国政。这两位妃子又是怎么回事呢？她们与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

瑾妃和珍妃是亲姊妹俩，满洲镶红旗人。她们的父亲曾是咸丰朝礼部左侍郎，相当于礼部副部长。她们姊妹二人是一起被选入宫中的，后来都成了光绪皇帝最为宠爱的妃子。这两位妃子性格都比较强，特别是珍妃。最重要的是，她们以年轻人的好奇心关注国家大事，甲午战争爆发后主张对日作战，特别是珍妃是一名主战派。珍妃对待战争的态度与两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是文廷式，一个是志锐。文廷式是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也是珍妃的家庭老师。他极力主张对日作战，是坚定的主战派。他曾经联合一些主战官员，参奏李鸿章，说李鸿章植党营私，消极避战，欺上压下，导致战争危局。他在一封奏疏中指出：“韩城失矣，未几复败于牙山；仁川弃矣，未几复溃于平壤；汉江之沉舰不归，鹿岛之战船复毁；威旅为海门锁钥，今则游弋不禁矣；义州为奉天屏障，今则藩篱尽撤矣！用一卫汝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败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枝之铁甲尽属漏舟。朝鲜不可复，方且急图扪鸭绿之防；仁川不可窥，方且忧大沽、北塘之警。谁总师干，谁司进止？以大御小，以强敌弱，溃败决裂，一至于此，不能不太息痛恨于昏庸骄蹇丧心误国之李鸿章也。”骂得痛快淋漓，请求朝廷罢免李鸿章。其主战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志锐是礼部右侍郎，是珍妃的堂兄，他也力主对日作战，并且还公开指责李鸿章和叶志超作战不力。文廷式和志锐都与珍妃有着特殊关系，于是，二人就利用他们与珍妃的特殊关系，经常通过珍妃，把主战的观点和意见传达给光绪皇帝。在这一过程中，珍妃也自然受了老师和堂兄的影响，支持皇帝主战的决定，也就成了主战的一员。这样一来，就触怒了主和的慈禧太后，慈禧就想寻找机会教训一下珍妃姊妹。

就在慈禧将瑾妃和珍妃降为贵人的前一天，慈禧找了一个借口，说瑾妃、珍妃私自收受贿赂，命令太监李莲英将她俩暴打了一顿，打得很重，特别是珍妃，后来病了20多天。第二天，慈禧就宣布将她俩降为贵人。

其实，慈禧整治瑾妃和珍妃的目的，是为了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也是给其他主战的人一个警告，谁要是再主战，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从以上慈禧所做的四件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慈禧太后等战争决策者，既无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又无筹划战争的能力，在甲午战争前的若干年，就为这场战争埋下了失败的祸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清帝国的出路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