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邦直家族

一、琅琊王氏

即墨位于山东半岛东部，东濒黄海，南倚崂山，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即墨故城位于今平度市古砚镇大朱毛村一带，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策》等历史典籍中。秦代在即墨设县，隶属琅琊郡。隋开皇16年，立即墨于今址，在原城东南80里。即墨县衙建于墨水河北岸，其东侧有一座人工堆积的小土山，曰镜镕山。

即墨自古便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之所，不仅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为历代通商名衢，而且民风淳朴，山清水秀，文人雅士多出于此。其中的琅琊王氏家族为这座依山傍海的小城增添了灿烂的名人文化，也书写了从不“寂寞”的即墨历史。

琅琊王氏源自黄帝玄孙后稷之后，东周灵王太子晋为王氏肇祖，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家族之一。南朝·宋何法盛在《晋中兴书·卷七·琅琊王录》中称：“其先出自周王子晋。秦有王翦、王离，世为名将。”

王翦、王贲父子皆为秦国名将，为秦国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立下了盖世功勋。除韩国以外，其余齐、楚、燕、赵、魏五国均由此父子二人所灭，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王翦传》中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王离是王翦之孙，王贲之子。王离“继其父为秦将，率兵戍边备胡”。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王离率秦兵与陈胜、吴广作战，在巨鹿之战中为项羽杀害。王离的长子王元为避战祸，从频阳（今陕西富平县美原镇古城村一带）迁至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市温泉镇皋虞村），琅琊王氏以此为起点繁衍生息，发展壮大，遍及九州，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文武大戏。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王元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寻，他的后几代，也没有什么显达，直到西汉中后期王吉的出世，琅琊王氏才开始见于史载。王吉是王元的第六世孙，历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四朝，世居琅琊皋虞，官至谏议大夫，被尊为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王吉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兴起的一代纯儒，为了倡行经学和礼制，他廉正敢谏，屡经挫折而不悔，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王吉之子王骏、孙王崇在西汉末年都曾位登三公，他们祖孙三人创造了琅琊王氏兴起之际的短暂辉煌。

据《汉书》记载，王吉，字子阳，年少时勤奋好学，精于经术，五经兼通，开创了琅琊王氏经术传统，对于其家学影响深远，在汉代经学史上有突出地位，王氏族脉精通经术的优势在后世逐渐显现出来。汉昭帝时，王吉曾为昌邑王中尉。昌邑王刘贺喜好游猎，荒于政事。王吉多次上疏力谏，均被拒绝。后来，刘贺被立为帝，在位仅27天，就因荒乱被废除。他为昌邑王时的故宦多受株连下狱被杀。王吉曾因屡谏刘贺幸免于死。汉宣帝时，征为谏议大夫，王吉及其子王骏、孙王崇官居显位，死后均葬于即墨温泉镇皋虞村。

据东皋虞村王氏后人介绍：

王吉墓群位于西皋虞村西北的笔架山前。以王公祠为中心前七后八，左五右六，共有墓26座。墓高约5米，直径约23米，从被开掘的一座可以看到墓室有正房、厢房、天井等建筑，规模宏阔，结构完整。墓群中有西汉谏议大夫王吉墓，汉御史大夫王骏墓，汉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墓等。

王公祠，占地约七市亩，祠院西南呈长方形，祠门悬一匾额书有“王公祠”三个大字，楹联是：“德光炎汉，祥发皋虞。”祠门内立一彩壁，正对面后面四间祠堂。祠堂正中供奉着三座石碑，王吉居中，王骏在东，王崇依西。石碑铭刻祖孙三人的名字和官职。祠堂东侧有一片殿，曰“菩萨殿”，内供观音、增光、眼光三尊塑像，便殿前面是“柏母娘娘殿”。殿前有黄杨两株，高数米，直径30余公尺。树前建有“三官殿”，祠内悬一铁钟约7—8百公斤，初一、十五敲钟，周围7—8里村庄清晰可闻。祠堂东南隅是古钟楼。祠堂西侧建有三排平房，系道士住处，及厨房、仓库、客厅、账房等。祠堂前，设宽阔的赛马场。当年这里香火不断，鼎盛之极。可惜该祠于1946年2月16日（古历正月14日）拆毁。至今只有一片荒塚，砖石瓦砾，俯拾皆是。近年来在这里出土了编钟、王莽钱、古陶、汉砖等不少文物，对研究考证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1982年12月31日，王吉墓群被青岛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王吉之后，自汉至唐，王氏家族文臣武将，名人辈出，仅宰相就有九十二人，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比如二十四孝之一王祥，二十四悌之一王览，竹林七贤之一王戎，书圣王羲之，书法家王导、王献之、王珣、僧智永（王羲之七世孙），等等，灿若星河，不胜枚举。

琅琊王氏家族的兴盛时期在魏晋。魏朝时，王祥、王览官至高层，步入当朝政治权力中心，家族随之兴盛。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许多家族都举族迁居长江以南避乱，王氏家族也衣冠南渡。司马睿在王氏子孙王导等的拥戴之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中兴了晋室，时有“王与（司）马共天下”之说，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名望之高其他家族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只有在淝水之战中崭露头角的谢氏家族能与之平肩，被后人合称“王谢”。“王谢”也就成了名门望族的代名词。

“王谢”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在东晋南朝时期两大家族的并称，其代表人物是王导和谢安。王导与其族兄王敦是东晋王朝的实际创建者，谢安与其侄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一举击败前秦，挽救了东晋王朝，“王谢”对东晋的贡献非常之大。两个家族渊源深厚，如谢安曾习书法于王羲之，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又娶了谢安的侄女为妻，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才女谢道韫。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使得“王谢”千古流传。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台湾学者毛汉光所著《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中国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等研究资料记载：

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社会等级制度，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玄学，擅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及至隋唐两代，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琅琊王氏家族，以儒学起家，以孝悌播远，以谈玄奠定头等士族的地位，以玄儒双修开启了中国的门阀政治时代。这个家族，拥有独到的家法，家族子弟与世推迁，平流进取，他们追求权势，但绝不觊觎皇位，宣示着一个“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的至深哲学。这个家族，或引领一代之风尚，或执一朝之牛耳，世泽绵延，光耀门楣，久盛不衰。直到门阀士族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琅琊王氏才又回归到普通百姓中间，“旧时王谢堂前燕”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邦直先祖

唐朝以降，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王氏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日趋衰微。宋元时期，由于内乱和胡族进据中原而形成的遍地坞壁，彻底改变了北方士族社会的形态，琅琊王氏家族在这一时期也鲜有声名显赫的代表人物出现，当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结束了，家族的辉煌只能成为后人敬仰的陈年往事。在历史的长河中，琅琊王氏从帝国中心走向平民阶层，从世家沦为百姓。王氏在朝代更迭兴亡中，辗转迁徙，颠沛流离。

元末明初，处士王守信作为琅琊王氏后裔的一支，一直坚守在即墨这方先祖发迹的土地上，不为浮名所惑，隐身乡野草莽，秉承王氏祖训，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至洪武十八年(1385)，王守信之子王伯举被选送到京城国子监读书，名震乡里，即墨王氏家族似乎又一次延续了先祖的荣光。据万历版、乾隆版、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王伯举生活在明朝洪武年间，后应朝廷征辟，任广东按察使司按察使，官品为正三品。按照明朝诰赠制度，凡五品以上官员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室去世后，以皇帝的诰命追赠封号。因此王伯举之父王守信死后被朝廷追赠封号为“通议大夫”。

王伯举虽然已官至当朝高位，但他的五个儿子均未考取功名，继承其衣钵，除了他的长子王载略通史书外，其他四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建树。王载的妻子是兰溪县（今浙江金华兰溪市）县令朱公之女，知书达理，相夫教子，与世无争，与王载生有三个儿子，一家人过着恬静安然的生活。

王载的三子王璧，举秀才，为人正直诚实，才貌双全，先后娶了当朝重臣宋征的两个女儿。宋征，字文献，先是担任户科给事中一职，官职不高但权倾一方。明朝的“给事中”是一个独立机构的官职，分掌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故称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不过是七品官职，但是由于其不仅能够稽查六部百官之失，还充当各级考试参与官，有权参加廷议、廷推等活动，可见其职权之重。张金鉴先生在《中国文官制度史》中曾这样论及：“（明给事中）无面折廷诤之威风，由言谏之官渐变为纠察之官，所谓封驳、注销、奏闻、弹劾者均不过代天子以察百事，乃其耳目手足耳。”

王璧的岳父宋征为官朝廷，为皇帝耳目，处世灵活，善于变通，深得皇帝器重，后被提升为辽东苑马寺卿。苑马寺卿，明朝苑马寺长官，永乐四年(1406)置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四苑马寺。各苑马寺均设苑马寺卿一人，从三品，负责所属各牧监、各苑之马政，而听命于兵部。弘治(1488—1505)中，因各苑马寺缺员，遴选各布政司参政、按察副使中有才望者升补。嘉靖(1522—1566)年间，辽东苑马寺卿兼辖部分卫所军民，后又命其带理兵备事。

王璧虽贵为宋征的如意佳婿，但做事低调，仗义疏财，尤其与尚书孙公过从甚密，私交甚笃，缔结了儿女亲家。尚书孙公之女嫁给了王璧的长子王振。

王振虽然没有做过官，但他博览群书，学富五车，尤其在经学、律历方面深得王氏族脉真传，对明朝法律制度《大明律》《明大诰》《明会典》等深有研究，于明朝因时制宜、礼律结合等立法思想颇有认同。王振善于地理阴阳之学，熟谙风水卜卦之道，四里八乡远近闻名，求神问药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成为自汉代远祖王吉以来的又一经学传人。王振因妻室显赫，死后被移赠为登仕郎。

王振单传一子，名王佐，字翰之。明成化年间参加丙午科举考试，中了举人，被派往山西忻州（今山西省忻州市）担任学正，负责执行学规，考校训导，为文官九品。

忻州地处山西中北部，自唐宋以来，一直设有州治，有“晋北锁钥”之称，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相传汉高祖北上抗击匈奴，兵困平城（今山西大同），脱围时大军南撤，到忻口方摆脱追兵。高祖破愁而笑，六军欣然如归，因“欣”通“忻”，忻州之名由此而生。

王佐任忻州学正，重学崇儒，教化一方，深受百姓称道。王佐死后，魂归故土，葬在即墨王圈小庄村的焯尔东岭。后人为纪念其治学功绩，在即墨城东关南北街建了一座飞黄坊。王佐育有四个儿子，其中最有出息的是四子王镐。

王镐，字京夫，岁贡。初任顺天府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漷县）训导，辅佐地方知府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王镐才华出众，治学有方，在漷县任训导期间，编纂了当地县志《漷志》，为朝廷赏识，在位不久便升为山西临县（今山西省临县）教谕，掌管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王镐在临县任职时，组织县内举人、进士，聘请乡耆里老等地方知名人士一起编纂了《临志》，详细介绍了该县的历史、地理、政教、民风、习俗、大事等情况，为后世提供了历史考据之要。

王镐为人刚直方正，超然物外，处城郭如在丘壑，治学有方，颇具师心匠意，培养了大批才俊豪杰。王镐博览群书，家中除藏书数百千卷外，家徒四壁，环堵萧然，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在他死后灵车就要出发时“临县绅衿泣断心肠，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直到送出数里才依依不舍地回去。王镐还深得同乡名士蓝田的赏识，被蓝田称为“畏友”。王镐死后，蓝田亲自为其撰写了墓志铭，称王镐“大学奥义，无不贯彻，诸子百家，无不精研”。

纵观王氏先祖，一世祖王守信是元朝的处士，归隐山林；二世祖王伯举是洪武年间的岁贡生，官至广东按察使司按察使；三世祖王载好读史书；四世祖王璧举秀才；五世祖王振明法律、擅地理阴阳之学；六世祖王佐、七世祖王镐都是负责教育的地方文官。王氏家族秉承先祖遗训，世代耕读，尊师重道，明礼至善，厚德博学，为王氏后人蕴育了醇厚的儒家之风，缔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书香门第，为历代即墨学者所追循、所敬仰。

琅琊王氏名垂中国历史的人物数不胜数，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成语故事，如琳琅满目、楚囚相对、入木三分、击碎唾壶、情有独钟、江左夷吾、清谈误国、东床佳婿、信口雌黄等等，均出自即墨王氏后人之典故，为后人津津乐道。

【琳琅满目】

琅琊王氏是魏晋时最著名的美男家族。成语“琳琅满目”最早出处，有人去拜访太尉王衍，还遇到了王戎、王敦和王导在座，在另个屋子，又见到王诩和王澄。出来后，他对人说：“今日太尉府一行，触目所见，无不是琳琅美玉。”

【楚囚相对】

公元316年，刘曜率军灭了西晋。司马睿在王导的拥护下在建康建立了东晋王朝。一些贵族及大臣每当天气晴朗时到建康城外的新亭饮酒，武城侯周凯发感慨引发大家都哭了起来，丞相王导说要收复神州，不能像楚囚那样相对哭泣。

【入木三分】

皇帝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辞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雕刻的工人在雕刻时非常惊奇，王羲之写的字，笔力竟然渗入木头三分多。他赞叹地说：“右军将军的字，真是入木三分呀！”

【击碎唾壶】

王敦虽然身入军营，却不改高雅本性。他时常招聚文人雅士，浅酌清唱，抒怀咏志。酒过三巡之后，他便纵情高歌魏武名篇，难抑心中激情，手中的玉如意不由自主地击打着身旁的唾壶，为自己的歌声敲出相宜的节拍。因为他常常如此激情地歌唱，他家中唾壶的边口全都残破不齐。

【贡公弹冠】

汉代的王吉和贡禹是知心好朋友，人们说：“王吉做官了，贡禹也可以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准备入仕为官了。”后来用这个典故指准备做官或者将会得到官员的举荐。

【江左夷吾】

温峤初为刘琨使，来过江。于是，江左营建始尔，纲纪为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既诣王丞相，陈主上幽越、社稷焚灭、山陵夷毁之酷，有黍离之痛。温忠慨深烈，言与泗惧，丞相亦与之对泣。叙情既毕，便深自陈结，丞相亦厚相酬纳。既出，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情有独钟】

晋朝时期，王衍死了年轻的幼子，十分悲伤。山简前往吊唁，并劝王衍说孩子只不过是“抱中物”，不必如此悲伤。王衍动情地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宁馨儿】

王衍出身于著名的琅琊世族王氏。东晋士人谈误国论时，把晋室之乱完全归于王衍。王衍容貌俊美，风采出众。小时候去拜访山涛，山涛不觉赞叹：“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意思是哪个不起眼的老太婆，竟生下如此标致的孩子。后来，“宁馨儿”一词便成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赞美。

【清谈误国】

魏晋时代的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清谈误国”之说。王衍只是当时的清谈名士而已，他只是当时晋朝官场的一个代表。

【东床佳婿】

晋代太尉郗鉴派一位门客到王导家去选女婿。门客回来说：“王家的年轻人都很好，但是听到有人去选女婿，都拘谨起来，只有一位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吃饭的，好像没听到似的。”郗鉴说：“这正是一位好女婿。”这个人就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给他。因此后来也称女婿为东床。

【信口雌黄】

晋朝清谈家王衍担任元城县令时很少办公事，经常约人在一起没完没了地闲聊。他最喜欢老子和庄子的玄理，清谈时手里拿着鹿尾拂尘，侃侃而谈，经常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有人质疑时，他随口更改，随心所欲。人们说他是“口中雌黄”。

【阿堵物】

王衍很不爱财，不爱财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他老婆郭氏贪财如命，他虽然不加干涉，却也非常反感，于是：决口不提一个钱字。某天他老婆好奇心大炽，决心拿老公作个试验。一天，趁王衍睡熟，她让奴婢把钱撒了王衍一卧室，起床后王衍怎么也绕不开，只好大叫：把阿堵物拿开！

【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王敦举兵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王导诣台待罪，刘隗劝元帝诛灭王家，周顗为王导仗义执言，而王导不知此事。王敦入石头城放纵士卒劫掠，王敦问王导周顗何如？王导没回答，遂为王敦所杀。事后王导看见周顗申救之表，大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明正德年间，即墨县饥荒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正德元年（1506）七月，久旱无雨，天气异热，墨水河早已干枯，土地大片龟裂，庄稼几近枯绝，奄奄一息。人们眼睁睁祈盼了一年的收成又化为了泡影。壬戌日，夜色还未降临，妇孺老少都在庭院里摇扇纳凉，忽见一道天光划过夜空，随着一声巨响，一块天石砰然而降，落在了县城西南一户农家院里，砸地为孔。邻居围而观之，石圆高尺余，由褐变绿，众人惊秫不已，疑为不祥之兆。果然，到了八月间，城东鳌山卫地震，山崩地裂，海水倒涌，断壁残垣，震声如雷，死伤者不计其数。后又出现了多次余震，海防工事崩塌数里。到了十二月癸亥日，城东北的三标山又出现石崩，从山上崩落的巨石滚入海中，引起了滔天海啸，可谓天塌地陷。正德六年（1511）春天，刘六率众起事，从北海（今山东青州一带）出发，自西而东，烧杀抢掠，势如破竹。到了即墨县城，七攻不克，遂改为夜袭城郊守营，守营将领李勋殉职，守兵溃散。流民继续围攻即墨城，知县高允中亲临城墙，督众拒守，贼将朱辅被乱箭射死，流贼群龙无首，仓皇夺路而去。在饿殍遍野、盗贼横行的年月，即墨小城迎来这样一场小小的胜利，稍稍冲淡了盘压在即墨上空的沉闷阴霾，人们似乎隐约看到这个春天一丝渺茫的希望。

正德八年四月十八日(1513年5月22日)，天清气朗，墨水河边的千年古柳垂下了绿色柳条，牧童吹着短笛骑坐在牛背上，在乡间小路上徜徉，人们脸上荡漾着笑意，在希望的田野里辛勤劳作。傍晚时分，王镐家传来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随即鞭炮齐鸣，鼓乐喧天。王氏家族的八世祖、王镐唯一的儿子——王邦直诞生了。

王邦直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喜爱诗书，岁贡生。四十一岁后做了盐山县丞，生有两子两女，其中次女嫁与黄家，与黄作孚之子黄师善结为夫妻，生有一子黄宗昌。

三、黄家姻亲

明末清初，即墨人文蔚兴，明贤接踵，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历法《太初历》的制作者之一、西汉天文历法专家徐万且就生于即墨。至明清时期，即墨士绅崛起，人物涌现，颇有一番群星璀璨的景象。周、黄、蓝、郭、杨五大家族人才辈出，先后有近百位历史文化名人。周如砥为万历年间国子监祭酒，黄嘉善官至兵部尚书，蓝章、蓝田父子先后为朝廷御史，郭琇是清代康熙年间最负声望的骨鲠大臣。杨还吉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学问道德都为人敬仰。其中与即墨王氏家族结为姻亲的黄氏尤为显赫。

据《黄氏族谱记载》，即墨黄氏于明代初期由青州益都县棘林村迁至即墨。明永乐年间至明弘治年间，家族处于一至四世，先祖们潜心务农，艰苦创业，忠厚为人，随着永乐后期社会的逐步稳定和即墨文化氛围的逐渐浓厚，家族开始重视对子女的读书教育。即墨黄氏始兴于六世祖黄作孚。

黄作孚属于严嵩的门生，但他洁身自好，义激于衷，常与严嵩唱对台戏。黄作孚出仕高平令时，严嵩亲自设宴为其送行，黄作孚怒目而视，拂袖而去。到高平后，他“伦谊平居，冲寂自好，不辞焦劳，有就厥功，临政宽缓，任人不疑”（《高平县志》）。两年后，严嵩党羽到山西巡视，极力诬告黄作孚，终被罢官归里。回到故乡即墨，黄作孚在崂山脚下与其弟黄作圣建立书院，一心教育子弟，振兴墨邑文化。在黄作孚和黄作圣的悉心教育下，万历五年（1577），黄作圣之子黄嘉善考中进士，也由此拉开了即墨黄氏家族百年鼎盛的序幕。

万历五年(1577)六月，黄嘉善任河南叶县知县，他励精图治，使叶县治理一新。万历九年(1581)，升苏州府同知，甲申、丁亥年父母先后去世，回家守制，期满，调任山西平阳府丞。万历二十年(1592)，任山西大同知府。万历二十三年(1595)，升任山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左兵备，开始兼任武职，此后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戍边生涯。万历二十九年(1601)，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万历三十二年(1604)，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次年升兵部右侍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又升都察院右都御使兼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辖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巡抚及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镇。万历三十九年(1611)，鞑靼进犯，黄嘉善运筹帷幄，歼敌数千，史称“三边大捷”。因此次大捷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万历四十二年(1614)，升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戍政，黄嘉善因病累辞不赴。归里后，修族墓，定家训。家训曰：“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天启四年(1624)，因边功卓著加柱国少保，特进光禄大夫，赐铁券。文曰：“奉天翊运推诚守正文臣少保兵部尚书黄嘉善”。原荫子锦衣卫千户加升一级，世袭。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十六日，黄嘉善病逝。讣闻，皇上辍朝一日，予祭九坛，外加一坛，司空下所司治丧，诰赠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太保，荫一子。

明熹宗天启年间，朝廷被阉党魏忠贤把持，各地纷纷为其建生祠，然而有一个县始终没有建祠，这个县就是清苑县，县令黄宗昌，字长倩，号鹤岭，为黄作孚之孙，黄嘉善之侄，是即墨黄家第八世传人。宗昌严格践行家族“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声誉极高。崇祯元年(1628)，黄宗昌被奏为“天下循良第一”，授山西道监察御史。明末黄宗昌隐居崂山，请进士张允抡执教黄氏家族，培养后代，自己翻山越岭考证崂山风貌，编撰《崂山志》。顾炎武给《崂山志》作序中写道：“故御史黄君居此山下，做崂山志未成，其长君朗生，修而成之，嘱予作序，黄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节，概其言非夸者”。顺治三年(1646)，黄宗昌怀着对大明王朝的无限怀念和对清朝剃发令的深恶痛绝握发以终。

《明史》卷238《黄宗昌传》：

黄宗昌，字长倩，即墨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初，为御史。……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乡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刘氏殉之，谓之“一门五烈”。

即墨黄氏家族，自明朝中期以来，在家族文化的熏陶下历经数百年而不衰，贤达辈出。自五世祖以后，便留辉于史册。在明清期间，共考取了406名庠生，45名贡生，171名贡监，34名举人，8名进士，担任朝廷命官179人，其中11人载入《明史》《清史稿》，有百余人的事迹载入府、州、县志中。他们为前圣继绝学，为斯世开太平。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修身则陈言而伏，静而正之；处事则去其骄吝，窒其欲忿；在朝则切民生之利病；在野则表风土之伟壮。《即墨县志》:“生乎其前为后人之楷模，生乎其后为前人之继躅。由此观即墨黄氏家族，可谓实至名归矣”。

据黄氏族谱记载，黄作孚出生于正德十一年(1516)，王邦直生于正德八年(1513)，两人仅相差三岁。王邦直的女儿嫁给了黄作孚的儿子黄师善。黄师善虽名不见经传，但因为他有个“兵部尚书、上柱国太保”的堂兄黄嘉善，和一个“山西道监察御史”的儿子黄宗昌，还有个在朝直谏《十疏》、归里潜心律吕的岳父王邦直，因此，黄师善并没有被历史遗忘。

处于同时代的即墨王氏、黄氏两个家族，相互借重，彼此携扶，不仅成就了一桩门当户对的美满婚姻，更重要的是，为一个人、一本书、一曲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标注了清晰可见的历史足迹，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

黄嘉善墓园 黄嘉善墓园是1956年7月12日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古迹。它坐落在即墨城区东部的大庙山与舞旗埠山之间，坐西面东，占地约200亩。墓园中部以黄嘉善墓为中轴，修有东西向神道。神道东端建有四楹三间石坊门一座，坊额横镌“敕建佳城”四字，其上镌“御玺”二字，坊门前两侧各立华表一支。进坊门，神道两旁立有石像生四对，依次是石虎、石羊、石马、石人（翁仲），寓意着忠、孝、节、义四种美德，表示朝廷对有功重臣的褒扬。翁仲西为神道碑，记述着墓主人的生平和功绩，石像雕刻细致精美，造型生动逼真。

黄师善的堂兄黄嘉善是即墨黄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黄嘉善与同朝为官的即墨同乡周如砥又是儿女亲家。

周如砥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仕二十年，官至国师——国子监祭酒，赠礼部右侍郎，以文章名天下，是即墨周氏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时天下士多出其门”之誉，《山东通志》称“如砥文章名天下”。

周如砥的祖父周尚美（乾隆谱定为四世），生有四子：周国、周邦、周民、周赋。三子周民生二子：周如纶、周如绵，另有二女。四子周赋生三子：周如珠、周如砥、周如京，另有一女。在周尚美以前，他们是世务耕凿，“茫乎无闻”。到了周民才成了读书人。周民，隆庆元年（1567）岁贡，他本可以授职做官了，但就因为要抚养培育周如砥兄妹，诀别仕途，布衣终身，虽县令劝驾也不改初衷。在即墨城里曾为其树立“扶植犹子坊”，以旌其德。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不幸降临在周如砥兄妹身上，父亲周赋正值壮年而殁。九月安葬，其母于氏二十九岁，触圹欲殉，被众伯母救扶，至家痛悼不食，过十日而亡。其时，周如砥方九虚龄，兄妹四孤受抚于伯父周民和伯母孙氏。

周如砥五兄弟同馆读书，自相师友，爱莫如深。成年后的周如砥天性严毅，不改沉静端庄，到老无戏语，即居暗室也视有神灵。秉本儒家法，读书不出门户。为人不轻许诺，然当急难事相求，当面不诺，背后却极力筹划，以至废寝忘食。平时除考德问业外，恒言不出口，若关地方利害，则挺身力陈。万历二十八年(1600)，敕毁崂山太清宫海印寺，他力请将宇料运回即墨，重修了文庙，邑人心悦。崇祯四年(1631)孔有德乱胶东，当要者议迁即墨营于胶州，他力驳其议，遂使即墨营不迁，其去世后营人为之树立“追思至恩碑”。同年进士董其昌评周如砥道：“其学以不欺，幽独为主，以简默坐忘为乐；不标名，不树异，视荣枯进退如四时寒暑之淡如也”、“布衣蔬食，然如寒生”。他治学勤谨，推陈出新，培养了大批名人。古今书无所不读，诗文悉兼诸家之长，独具匠心。升国子监祭酒后，为提升朝宦的道德修养，他曾选历代官员优秀可举事迹绘成图录，名《中学》，皇上看后大加称赏。

周如砥一生无妾媵，与元配张氏伉俪情深，生三子一女：长子周耀，次子周燝，三子周熠。周燝娶兵部尚书黄嘉善女，周如砥与黄嘉善也就成了儿女亲家。黄嘉善长周如砥一岁，又晚去世九年，两人少年时同窗共读，入仕后又同朝做官，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

周如砥是王邦直的晚辈，王邦直的《律吕正声》最早就是由他上于明史馆的，此事在多种方志中均有记载。在周如砥的《周季平先生文集》卷三十中有一封周如砥写给王邦直的信，全文如下：

与王东溟

恭惟我翁，夙抱忠鲠。一疏投间，高卧海上，杜门著述。亮德远风，令人钦羡。

适读所著《律吕》一书，博学苦心，于斯毕见。已呈之律历志馆内矣。方今我国家雅乐未定，意将于翁乎取焉？是不朽之业也。生因检汉班固《律历志》，内称即墨徐万且氏治太初历第一，而《通志》遗其名不载，岂天将俾我翁振起斯人之业，因而并垂以永光墨水也耶？然则千古而下诵翁者，不独以谏议之有后而已也。

周如砥还写有一首《赠王东溟》诗，对王邦直给予高度评价。

赠王东溟

公汉谏议吉裔也。为盐山丞，尝论罢某直指，因弃官归。有所著《律吕正声》，凡闭门二十年而成。甲午修正史，诏求奇书，上之，大为相国陈公所赏。

君家昔在汉，谏议秉明哲。疏草播青史，余光耀阀阅。

谱系何绵邈，坟墓纷罗列。豪俊代非乏，如君更奇绝。

束发学古人，风轨俨不越。绳尺为步趋，瑾瑜比贞洁。

一朝感世氛，怵与素心别。怅思还大雅，末流谁能涉。

绣衣表俗化，赤帜正高揭。檐矮项自强，道在心宁折。

独抗万言书，排阊叫天阙。肃皇垂卑听，刍荛等稷契。

畴谓逆鳞撄，立见骢马蹶。谈笑挂冠归，东溟养幽拙。

于今四十春，头须如霜雪。稻粱家才足，著述老不辍。

邻里稀识面，掩关动经月。上圣举旷典，临轩考图牒。

特下购书诏，搜索遍岩穴。粤自尼山颓，正声久消歇。

皇祚几三百，制作伤犹缺。开幌出新编，律吕传真诀。

廿年殚精力，百家割优劣。石室忽生色，朝端半击节。

千金悬国门，云汉相辉烨。我寻太初历，徐生擅专业。

徐亦墨川产，古今同一辙。弓箕羡遥振，芳躅还高蹑。

卓矣少尹名，千秋无磨灭。

如此看来，王邦直将女儿嫁给了黄作孚之子黄师善，黄师善之堂兄——黄嘉善将女儿许配给了周如砥之子周燝，王、黄、周结为姻亲。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县丞之女嫁给了县令之子，兵部尚书之女许配给了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之子，家族之间相互倚重，官宦路上相互提携，已渐渐演变为封建社会千年难破的门阀士族政治。王邦直、黄作孚、黄嘉善、周如砥、黄宗昌都曾是明朝官员，一同名载史册，他们都为《律吕正声》的流传后世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