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程俱先辈及其仕途考述

《麟台故事》的作者程俱，字致道，衢州开化(今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北山人，故世人又以居址尊称其为程北山。他生于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九月，按照古代以虚龄计算的传统，即享年仅六十七岁，如《两宋名贤小集》即载其“卒年六十七”。一生博览群书，著述颇丰，曾一度为天子制诰，堪称“在两宋之际是一位颇有文学名实的官员”。其在《宋史》中有传，又有《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新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致仕赠左通奉大夫程公(俱)行状》流传至今。据所载内容来看，主要记述仕宦。

一、程氏先辈考述

程氏家族一脉相传为高阳氏之后裔，早期居住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一带，以新安黄墩人自称，后因避魏晋之乱而举族南迁，至今在安徽省歙县一带居住，仍以新安黄墩人自称。及至程俱十世祖时，始迁入今浙江省开化县北山区一带居住。据清光绪年间所修《开化县志》记载，自唐代以来，陆续迁往开化县定居的程姓有两支，且原籍都是今安徽省歙县。其中一支于唐大中年间(847—860)迁入，定居龙山霞关(今开化县杨林乡下江)，后散居蕉川、东坑口等地。另一支于唐中和三年(883)举族迁入，即从歙县迁至常山县北竹(今开化县长虹乡北源村)定居。两支本为新安程氏同宗，而程俱与后一支血缘上更为接近。据说程俱所属这一支程氏先祖为程青，是因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天下大乱，纷争迭起，为避战乱而率其程氏部族南迁至此，秉承先辈遗风，世代以儒业为本，讲求耕读传家，以避乱世。历晚唐五代而入宋，先有程俱之曾祖程宿(971—1000)，声望很高，为宋太宗端拱元年(988)状元，深得太宗赏识，历任翰林院编修官、殿中丞、直集贤院、职方员外郎、江西安抚使等职，惜英年早逝，赠光禄卿，谥曰文熙。然后有程宿之子程迪(生卒不详)继之，为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榜眼，历任宣州判、国子监主簿、判正七史、知江宁上元县等职。继有程迪之子程天民，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进士及第。又据《开化县志》记载，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在开化县杨林镇下庄村一带，曾有由时人程建德所建的一封书院，其中祀状元安抚使程宿、都官郎中程迪、少师卫国公程俱等先祖，并延请名师以训导本族入门子弟，该书院后废于元末兵火。

特别是程俱的父亲程天民(1055—1086)，字行可，熙宁六年(1073)进士及第，是一位天资聪颖、擅长诗文的饱学之士。如据《程俱行状》载：“父宣奉君为儿时，日诵数千言，成童作文，握笔立就；未冠举进士，试南宫为第一，廷试中甲科，益博观典籍，研绎奥义，常进所撰诗、书、论。”不过，程天民的仕宦履历相对较为单一而简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清廉。即先得任相州、饶州州学教授，继迁瀛州防御推官，又任信州贵溪县丞，并摄该县政令事，于是全县百姓欣赖，皆因其吏治之清明。后朝廷召试为太学博士，但不幸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二岁，朝廷闻奏，赠封程天民为“通议大夫”。程俱在父亲去世之时，年方九岁，遂因早年丧父而跟从生母邓氏寓居于外公家。邓氏即为邓润甫之女，后因程俱官品居于五品以上而封为太宜人。宣和五年(1123)邓氏去世，程俱遂解职归家守丧。第二年正月，程俱将邓氏安葬“于镇江府丹徒县五州山之原”，并由其好友“今资政殿学士吴兴郡公叶公梦得铭其墓”。然而北宋灭亡后，金兵几度南下，战火一再殃及镇江一带，导致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士卒恣睢，樵牧不禁，存殁罹灾，及我先茔”。于是，绍兴五年(1135)五月，程俱又迁其母灵柩至程氏故里开化，再至七年(1137)正月，“乙酉，始克葬于云台乡云门山之原”。鉴于此时程俱任徽猷阁待制，故朝廷赠封邓氏为太硕人。

二、程俱仕途考述

程俱一生虽有四十多年置身于仕途，但总是不畅达。起先是在北宋时哲宗绍圣年间以外祖父恩荫入仕，而后经历了“三仕三已”的起落。南渡后程俱再入仕途，历官朝请郎、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太常少卿、直秘阁知秀州、秘书省少监、中书舍人兼侍讲、提举江州太平观、提举台州崇道观、集英殿修撰、徽猷阁待制等职，然终究以失秀州之事而忍辱负重，故从中书舍人兼侍讲落职后，晚年时虽身在仕途，但已远离权力核心。

(一)北宋时恩荫入仕——一仕一已

起初，程俱虽非通过科举功名入仕，但在入仕之前，人们已经公推其颇具父风。尤其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勤于攻读，加之个人聪慧伶俐，很受其外祖父邓润甫的器重。故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即程俱约二十岁时，凭借其外祖父邓润甫恩荫入仕，补为假承务郎，随后又补为苏州吴江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主簿，官品应属于品阶最低的从九品。这表明程俱由吏转为官，从此正式迈入仕途，第一次有了实际性的职位和官品。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以蠲放秋苗而惠泽民众。然而，吴江县的地方官吏上下串通一气，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最终老百姓不但没有得到朝廷恩惠，反而被加重盘剥。于是，时任吴江县主簿的程俱对此极为愤慨，针对此事呈状朝廷，不仅大胆揭露此类官场之弊端，而且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如据其所撰《吴江县申乞准赦放秋苗议状》曰：

今月某日，户案手分将到文引，通签准使符，准转运衙牒，催索去年苗米事。右某伏见圣主初临宝位，思布惠泽于天下，故赦文内将应干积欠并行蠲放，以至去年秋苗亦行放免。宣赦之日，百姓闻之，皆稽首感忭，欢颂之声，如出一口。寻已翻黄张挂，及行下乡村，晓示人户。今来旬日，乃复催索，不惟使皇泽不下于民，亦何忍使圣主即位之初，失大信于天下？非小故也。况去秋苗米，富家上户必已于上中限内送纳入官，今来已入末限。欠苗米未纳之人，多是残零，或贫氓下户、力未能及者。此尤仁政所当先及者，乃不被覃霈之恩。又况所得无几，徒格上恩，且伤国体。某窃以谓准赦蠲放，乃为得宜。所有文引，难以书押行出，谨具议状申县，伏乞备申使府，伏候裁旨。

此后，朝廷大兴花石纲运输，沿途所过州县官吏相互勾结，乘机搜刮民脂而大发横财。尤其是花石纲之扰，波及两淮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而以两浙为最甚。程俱当时所在苏州吴江县即在其内，沿线各地官吏公然以“讲求遗利”为名，实则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暗行营私之利。于是本性刚直而胸怀家国之志的程俱，更加看不惯官场上欺上瞒下、祸害国家和老百姓利益的歪风邪气，竟浑然不顾人微言轻而再次大胆呈状朝廷，慷慨陈述其危害所在，并强烈要求取缔“无艺之费”。如据其后所作《吴江回申讲求遗利状》曰：

准县牒……右某窃谓：财用之在天下，譬之众川之水，豬之万顷之陂，决漏既多，干涸可待，乃欲崎岖回远、引线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决漏而已。今诸路钱入，则众川是也；万顷之陂，则总计是也；决漏如江，则无艺之费是也；崎岖回远、引线脉之流以益之，则讲求遗利是也。所谓无艺之费，某疏远小吏，不能尽知，徒见顷年以来，纲运自杭而西以过县境者，有曰“明金生活”、有曰“佛道帐殿”、有曰“花石”者，挽舟之卒所支口券米，岁无虑若千石，计工无虑若千万夫，家粮借请之数不与焉。然比造作之费，曾何足道？窃以谓天下无艺之费如此类者，倘一切罢之，则神宗皇帝息民、裕国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余。某愚无知，妄陈管见。谨具申县衙，伏乞备申使州，伏候裁旨。

鉴于程俱两次呈状所言，条条切准当朝时弊。故其先后所论一出，“见者惊叹，亦或指以为狂”。当然，凡正道之人闻之，则深为之叹服。可那些一贯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闻之，自是心惊胆战，及其党羽更是不得不严厉指责其言论过于狂放，并伺机予以打压。尤其作为区区一县之主簿，竟敢将宋徽宗为之靡费无度的花石纲论列为“无艺之费”，则其为国为民的赤胆之纯，忠心之诚，昭然若见。如今读来，依旧不得不令人钦佩其勇。然而这在当时，则正好被当政者认为是邪说，即“时执政者方力持绍述之说以售其私，凡持正论者斥以为邪，虽被摈废，人更以为荣焉”。处在这一时期，如果说还有能够理解并欣赏程俱之说的人，那就是当时还未曾谋面而后来与程俱彼此成为好友的叶梦得：“绍圣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为吴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爱之。愿请交，未能也。”

于是，程俱在吴江县主簿任满后，只是被差遣为监舒州太湖茶场(今安徽省潜山县附近)之任。实际上，已由官降为地方当局差遣吏任，仕途前景如履薄冰。其此时正如所作律诗《罢吏客郡城已数月滞留忽已岁暮浩然兴叹作一首》云：“一行作吏向吴城，五见陬隅上薄冰。”再至任满后，不仅没有得以升迁，反而连最低的官品都没有了。仕途初次受挫，且处于困顿艰涩之中，正当年轻的程俱自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愤和失落感，心绪亦为之颇不平静，恰如其这一时期所作古诗《数诗述怀》中所体现的那样：

一生共悠悠，今者曷不乐？二十起东山，误为微官缚。三年瞬眸耳，邮传那久托？四壁自萧然，青编束为阁。五更霜钟动，起视星错落。六律聿其周，忽忽更岁籥。七哀哦幽韵，感念惊独鹤。八极岂不广？衰怀了无托。九原叹多贤，死者那可作？十里望烟村，天随去寥廓。

也正是第二次呈状论列利害而触及朝政之故，监舒州太湖茶场差事结束后，程俱便彻底失去其所有职务和差事。当时，程俱曾经仰仗的外祖父邓润甫早已经过世数年，朝中更无其他援引，无奈之际唯有借酒浇愁，正所谓：“强醉重云欲散盐，三更飞霰忽惊帘。”又曰：“出户仰看天漫漫，持杯愁作夜厭厭。”在外滞留数月后，终究无果而归家，此时的程俱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排挤出了仕途，即所谓“一仕一已”。

此时，应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前后，即据程俱当时所作《寓斋记》落款“建中靖国元年三月甲子信安程俱记”已不见有任何头衔。此后的近六年内，更是诸事危艰而湮阨连年，几至于举家生活陷于一种家徒四壁的贫困处境之中。然而受此打击而身处逆境中的程俱，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就此沉沦下去，而是闭门谢客，日夕以诗书相伴，勤于撰著，学问由此而精进。尤其是罢免之后，一时生计虽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但心系天下的凌云之志不失，为国为民的壮心不移，且时常以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南朝宋文学家谢惠连之辈自励，伟然有公辅宰执之心。即如崇宁三年(1104)正月初七日，程俱在所作律诗《人日书怀兼呈吴中二三友》中云：

东西南北走红尘，又见江淮草木薰。小谢篇章成画饼，卧龙功略付浮云。栖迟枳棘今如许，笑傲风霜赖此君。俛俯折腰成底事，故交千里漫离群。

(二)北宋时再入仕途——二仕二已

直到徽宗大观初年(1107)，程俱被朝廷再次起用，先差为监常州(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市易务，此差一般属于地方当局的差遣市吏，应无官品。大观二年(1108)八月十五日，程俱在此差任时，作有《常州新修市易务壁记》一文，以详述其在任不辞艰辛、尽职尽责于市易务之事。正如其所云：“盖使来者知余之勤且艰如此，而其所建立止如此，余不负市吏而市吏负余，亦足叹也。”后又因八宝恩之故，得迁补通仕郎，进入当时新制规定的文官选人阶官之第五阶，此任一般授予奏补未出官人，应无官品可言。事实上，这比之前所担任过的从九品的吴江县主簿还要低，更无具体职事可言，所幸藉此可勉强解除衣食之忧，故只好借机心平气和地继续苦读、遨游学海。其当时所作诗云：“事贱反多暇，居卑适无虞。人间不争地，聊此谢畏途。岂无营营子？熟视付一吁。”又云：“展卷阅千古，置书忘万殊。不妨权子母，亦复商有无。平生仅识字，乃与忧患俱。持此游学海，层台渐积苏。年来但遮眼，颇觉心恬愉。囊粟足自饱，讵肯羡侏儒。”再云：“谁能三万卷？悬头苦劬劬。”再至政和元年(1111)，程俱升迁为宣德郎，应属京官之从八品。而后差其知泗州临淮县(在今江苏省盱眙市北)事，这是程俱第二次步入仕途后，所担起的一项能够独立主管一方事务的实质性职务。然而，这样的好景并不长，遂在政和三年(1113)，朝廷召程俱赴京“审察”，且再次因以前呈状建言涉及取消花石纲之故，暂被革职，继而罢免所任知泗州临淮县之职。

由于当时朝廷对程俱并未立即作出最终的处罚决定，故其仕途实际上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他置身于停职状态之中，心知自己往日所言利国利民，可在朝中似乎得不到认同，眼看昔日友朋因之而远离自己，前途吉凶更无从得知，去留又一时难于断绝，无奈之下只好以闭门读书的方式度日，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正所谓：“除书无虚日，念子何踌躇？满堂罗经史，问字无停车。”又曰：“危弦寡知音，寂寞空居诸。”再曰：“闭蕃著空舍，谁辨公车书？”也正是在这一等待期间，程俱因滞留汴京之故，方才能够近距离地看清楚当时朝纲败坏与官场腐败的现实状况，心中不免对国家未来产生深深的隐忧。于是，从此时起的一些作品，不时地流露出一种个人对朝政不满的、颇具文人气质的厌倦情绪。

好在这次审察，并没有彻底否定程俱，不久之后，朝廷又差遣程俱以通直郎为兖州(在今山东省兖州市)岱岳观管勾，品阶由宣德郎升为通直郎。虽为正八品，但所领差事实属闲散差事，确实没有什么具体职事和作为可言。因此，与其说这是程俱在汴京经受“审察”后仍旧能够置身于仕途，还不如说是实实在在落职后出京归家。如在任此职期间，所作《衢州开化县新学记》落款曰：“政和五年八月甲子，十月丁酉，通直郎管勾岱岳观程俱记。”显然，程俱此时应在衢州开化(今浙江衢州市开化县)家乡居住，身份为通直郎管勾岱岳观。这在政和五年时，程俱与好友叶梦得唱和的诗作中，亦有所述及：“病目自甘桃李后，野麋难着凤麟中。未成下泽还乡里，且寄穷阎蔽风雨。”不久，在岱岳观任满后，其应为落职赋闲在家，如政和六年(1116)所作《京西北路提举常平司新移公宇记》的落款仅云：“政和六年夏四月甲子，具位程俱记。”也就是说，在此时的落款中已不见前一年所谓“通直郎管勾岱岳观”的头衔，应当属于自然而然中无声地淡出仕途，最后失去了所有官职，即所谓最终“二仕二已”。

总之，在短短数年的早期仕途坎坷中，经历了二仕二已的挫折，程俱的内心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状况：一方面是壮心不已，常怀忧国忧民之胸臆，大有建功立业之雄心，如其律诗《江兵曹》云：“诗成不直一杯水，年大常怀千岁忧。何须中令能强记？正要将军为破愁。故人久负丘壑志，公子欲寻梁宋游，相逢倘有蒲萄渌，肯向西凉博一州。”然而，另一方面又是步入仕途后屡屡受挫，当时自身所处境遇和面临的社会现实更是不尽如人意，于是空有报国的良策，却总是没有机会付诸实践，这不能不令其心生焦虑与悲观的情绪，故早在年轻时期的程俱，就已经开始对仕进心生厌倦而意冷。不过，这一时期内，也有一件让程俱备感身心愉悦的事，那就是在家乡得遇正处于被贬谪境地的叶梦得，遂因志趣相投而惺惺相惜，交往日密。

(三)北宋时三入仕途——三仕三已

政和七年(1117)，朝廷第三次起用程俱，差遣其通判延安府(北宋鄜延路治所所在地，在今陕西延安一带)。但程俱因对仕途已心生倦意，故以侍奉亲人不便为由，借机向朝廷一再提出辞呈，朝廷虽然没有准许，但还是改任其为通判镇江府(在今江苏镇江一带)。也就是说，此时此任，表明程俱第三次正式步入仕途，且再次担起了一项较高的能够主管一方的实质性职务。

也正是得任镇江府前后的这一时期，程俱诗文名望在士林之中日益隆盛，且与当世名士叶梦得交往更加密切而彼此倾慕，视为知己。后来再由叶氏向朝廷荐举，任程俱为“编修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即开始进入秘书省工作，这是北宋文士一度引以为荣的理想途径。政和八年，兼任“道史检讨”。宣和二年(1120)，先转任承议郎(正八品)，后赐上舍出身(因此年暂罢科考取士，此上舍出身即同进士及第)，又赐其五品服(即官品升入五品以上的京朝官序列，这也是北宋早期能够得任馆阁馆职的基本条件之一)。第二年先升为将作监丞(官品应从其赐五品服)，再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官品应从其前赐五品服)。程俱仕途之所以会一时出现如此顺境，一则因其祖父辈世代以儒术治家而声名显赫，且个人才华出众又有同进士及第的上舍出身，二则有好友叶梦得的荐举。

宣和三年，宋徽宗驾幸秘书省，特诏馆臣于秘阁观书，时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的程俱身居其列，向朝廷献律诗《车驾幸秘书省口号二首》，以及唱和律诗《和同舍上元迎驾起居》，又作《贺驾幸秘书省太学表》，以示敬诚庆贺之意。因徽宗特赐程俱御笔书画，且升迁程俱为朝奉郎(按例为正七品，但其官品应从之前赐五品服)以示礼遇，故程俱再作《谢赐御书御画并宣召观书画表》呈上谢恩。旋即又因在朝献诗唱和之举，颇得徽宗赏识，故而第二年被升任为礼部员外郎。按照北宋元丰改制后的新官品阶来看，此官职品阶本应与此前所任朝奉郎相当，按规定本为正七品，或从六品，但程俱此前已有御赐五品服，故为五品，掌领本司事，并专职描绘祥瑞图。

总之，在这一时期内，程俱得赐上舍出身，且官品连连升迁，纵然无甚显达之处值得称道，可身处馆阁的清贵之气，还是多少能够让程俱感到仕途上的一些称心如意。究其因何会出现仕途较为顺畅的重大转变，则除其本人具有较高诗文声望和学术造诣外，应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是在当时社会的文士阶层中，大家对程俱家世的评议很高。如其曾祖父程宿为状元出身，其祖父程迪为榜眼(因该榜状元杨寘不久即去世，实则其为第一名)出身，其父亲程天民进士及第试南宫第一，前三代人均曾在朝为官而清望颇高。加之其外祖父邓润甫进士及第，历任集贤校理、直舍人院、知谏院、知制诰、御史中丞、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翰林学士承旨、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知亳州、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左丞等职，因与章惇重谪吕大防、刘挚一事有异议而据理力争，后无辜暴卒，朝廷谥曰“安惠”，属当世称道的刚正不阿而道义高古之士，在朝已具有较高的政声和德望。因此，从如此家世中成长起来的程俱，被时议评价为“时论谓公以儒术世其家，今艺学绩文士鲜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长于撰著”。

另一方面是宋徽宗身边的近臣叶梦得，深知程俱擅长撰著、工于诗词而极力荐举之。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于绍圣四年(1097)进士及第，即任丹徒尉期间，得见程俱之文。后至大观三年(1109)“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汝州，寻落职，提举洞霄宫”。实即落职归家乡居住，再至政和三年(1113)程俱也落职任兖州岱岳观管勾，二人实处于相同境遇之下，且因地域接近、彼此早有相见之愿而最终得以结识。自此时常有诗歌酬唱和书信往来，遂在相互切磋中交往日密。政和五年(1115)，叶梦得官复原职后，向朝廷荐举了程俱。因此程俱在北宋后期才得以被朝廷第三次起用，进而得任具有实际执事的馆阁馆职，这不仅是程俱梦寐以求的出路，也是北宋时期天下文士最为理想的出路。因此，程俱在前途充满希望的欣喜之余，曾先后两次作诗酬谢叶氏。即如一一一七年作《酬颖昌叶内翰见招》云：

触石西游泝浊波，京华旅食谢经过。年侵镜里今如此，歌缺壶边可奈何。宾遥知悬玉尘，直庐应许到金坡。须公一节趋环召，犹及昆明百步荷。

再如，一一二〇年又作《酬叶翰林喜某除官东观》云：

冰谷难通杜曲天，浅闻那识绛人年。挥斤始免从轮扁，操牍宁堪佐史迁。正恐啇樊讥浪子，可令齐鲁叹无传。笭箵挂壁空回首，林有孙枝竹长鞭。列宿罗胸妙补天，巨鳌峰顶号耆年。致君旧拟唐虞上，去国徒惊岁月迁。梦笔丝纶建瓴下，憇棠膏泽置邮传。平生倾倒燕台意，可使英豪慕执鞭。

徽宗宣和五年(1123)，程俱因母邓氏去世，回家守丧。宣和七年，程俱四十八岁时，为其母亲守丧之期已结束，朝廷复其职为礼部员外郎。不过，其前途并不看好。一方面此时的北宋王朝已是权臣当道，政治黑暗。另一方面金灭辽之后，乘势纵兵南下攻宋，兵锋已直指汴梁，时局遂凶险异常。适逢其时的程俱，无论于国于家还是于己，不能不为之深忧。然而，身为礼部员外郎的程俱，身非要职而人微言轻、报国无门而进谏无效。在万般无奈之下，唯有赋诗哀叹，借酒浇愁，以诵读屈原《离骚》的文士姿态和独特方式，表白自己当时为国为民而心急如焚的真实情状。正如其所作律诗《白发催年老》云：

转眼过三纪，搔头见二毛。先秋同柳弱，早白误山高。种种从渠落，青青竟莫逃。形骸姑置此，痛饮读《离骚》。

程俱面对日渐逼近的亡国之危难，大声疾呼却无人理会，最终以病为由向朝廷进呈辞官，决定提前告老还乡，如此以退为进，既可以明确地向当局表明自己不满于现实的态度，又可以求得自保性命于乱世之机会。情势也是如此，就在这一年的年底，金兵已将汴梁城团团围困，极度慌乱之中的徽宗匆匆禅位给钦宗，朝廷上下已失其序，几乎无人顾及程俱的辞呈。于是，程俱在还未等到朝廷批复辞呈的情况下，决定动身南下。然而朝廷还没来得及做出最终该如何处理程俱辞呈的决定，金兵已在第二年初攻陷汴梁，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北宋宣告亡国。此即程俱仕途的“三仕三已”。

在国破家亡，又遭遇罢官的情况下，程俱当时的心情极其悲愤又复杂，一方面是心系家国而无计可施，唯有大发书生意气而空悲切；另一方面一向憎恨那些混迹官场而窃取禄位的祸国者，又经历三仕三已的挫折，不希望自己也如那些祸国者一样，栖身仕途，碌碌无为。因此，当时程俱辞官归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出自本心的必然选择，并不仅仅是因为面临朝廷时局危急而做出的苟且偷生之举。也就是说，程俱早已抱定君子固穷的心态，日渐仰慕安贫乐道的逍遥生活。正如其在这一时期所作古诗《戏呈虞君明察院谟》云：“三仕三已心如空，一丘一壑吾固穷。门施雀罗正可乐，车如鸡栖良不恶。胸中九华初欲成，彩衣玉斧双鬟青。世间何乐复过此，不失清都左右卿。……请观五石大瓠种，正以濩落浮江湖。环中何者为荣辱？千钟何如三釜粟。坦途缓步东方明，大胜跨虎临深谷。”又如其律诗《九日写怀》云：

节物惊心两鬓华，东篱空绕未开花。百年将半仕三已，五亩就荒天一涯。岂有白衣来剥啄，亦从乌帽自欹斜。真成独坐空搔首，门柳萧萧噪暮鸦。

正处在国已亡而兵荒马乱的时期，程俱由于已经去职，故不能随从其余朝廷官吏一道南渡。再者汴梁已破，更不可居留，只好携其家眷自行涌入南逃的难民潮流中。当时其所处境遇的凶险，自可想见：溃退的北宋官兵多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之徒，南侵的金兵更是烧杀劫掠、穷凶极恶；亲朋音讯断绝，昼夜惊魂不定，饥寒交加而至，身家性命不保。在将近两年之后，程俱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很侥幸地逃回了家乡。然而，也正是寄身于这种难民生活之中，尝尽国破家亡的各种艰难困苦之后，程俱才能够更真实地认识到北宋官兵是何等的昏庸无能，借杜甫《久客》一篇由衷地发出无奈的痛斥：“鼠辈何知礼，奴曹只世情。鸱鸮吓鸾凤，蝼蚁困鲲鲸。舍者时争席，将军莫夜行。岂堪供一笑，正自不须惊。”他也才能得以亲眼目睹一幕幕北宋亡国后普通老百姓逃难的悲惨景象，也很真切地亲身体验到战争给民众所造成的深重苦难。此可举程俱《北山小集》中以“避寇”为名，用不同诗体反复叙写的多首诗作为证。即如作于一一二八年的五言律诗《避寇村舍》云：

再脱兵戈里，全家走路尘。百年同是客，万事不如人。幻境终归尽，生涯正要贫。故人知在否？魂断楚江滨。

又如，同年再作五言律诗《避寇还舍一首》云：

乱定还三径，阴阴夏木初。惊弦无固志，巢幕且安居。宴坐心如地，幽寻步当车。经丘仍窈窕，绕屋正扶疏。抟黍空怀友，提壶或起予。老来无住着，聊复爱吾庐。

再如，又作七言绝句《避寇仪真六绝句》(选其六首之一)云：

二纪重来一苇杭，脱身兵火走风霜。安知老境今如此，满眼旌旗两鬓苍。

再如，同时又作六言绝句《泊舟仪真江上连日风雨作六言遣闷四首》(选其四首之四)云：

上流下流兵渡，江南江北人归。寒尽春至梁苑，天旋日转皇畿。

再如，第二年二月初，程俱在饥寒交迫的逃难途中，得知高宗车驾渡江，遂口占一绝《己酉二月二日车驾渡扬子江四日匆遽离镇江余与妻拏徒步趼足饥走至吕城道中口占》云：

白日无光卷地风，扶携趼足去匆匆。安知白首干戈里，身寄淮南老小中。

正是由于早年曾在“二仕二已”挫折中，经受过一段“湮阨连年，饥寒转迫”的穷困生活，现在又增添了一段“三仕三已”后，昼夜隐没蓬蒿而前路生死难料、听风东躲西藏、闻弦魂飞魄散的难民经历，程俱才有了更多接触和体验下层社会民众生活苦难的机会。于是其诗作中，就留下了许多能够真实地描述下层民众疾苦的佳作，并体现出作者难能可贵的同情之心。例如，其早期所作古诗《杂兴十首》之七云：“新槁秸，补此茅屋漏。问云力田人，岁事苦耘耨。终年手足胝，得此以自覆。香秔一过眼，糠覈余满窦。”其之九又云：“轧轧田边车，卷卷不得休。出之一寸痕，益以几尺流。扶提暴中野，强作田家讴。车声真哭声，天远将谁尤！”又如其古诗《避寇村舍戏踏杷颠仆》云：“田翁一笑粲，何日千斯仓？”再如程俱早期所作律诗《穷居苦雨》云：“门前罗雀非吾病，灶底生蛙不世穷，旧雨未干新雨涨，可怜愁绝力田农。”等等。其中最具写实意义且揭露至深者，当属一一三〇年所作古诗《天久不雨高田皆坼乡人祈祷阅月乃雨远近告足有足喜者(首春逢畔者)》，即云：

长夏久不雨，良田失欣荣。尘生畎浍间，小大空营营。麻粟半干死，所忧负春耕。嗷嗷走香火，灵湫汲寒清。梵呗喧里社，油云被嘉生。俄然下甘泽，欢声接柴荆。年年镐京宴，及此万宝成。偷生得一饱，感慨难为情。顾念龙在野，悲歌泪纵横。

(四)南宋初宦海沉浮——忍辱负重

南宋初建后，程俱又被起用。初为朝请郎，应属正七品。建炎三年(1129)，程俱复为著作佐郎(官品应从其前)，后再次迁升为礼部员外郎，应为七品，亦即恢复到北宋结束前的馆职与官品。继而又升为太常少卿，应属从五品，序位应在其余九寺少卿之首。在此期间，程俱因卧病在家，曾先后三次以病为由，上奏朝廷提出辞呈，力辞其不能胜任。然而朝廷不允，终究还是强行起用，授予直秘阁知秀州之职，官品应在五品以上。程俱深知这是临危授任，当时金兵南下之势正当强劲，步步逼近秀州一带已成定势。程俱在明知此任极为凶险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抱病出任，于当年三月十五日赶到任所。即如其当时所作《秀州谢上》曰：“臣某言，臣昨任礼部郎官，自三月初，即以病告卧家乞外任，或官庙差遣。间蒙除太常少卿，臣三具状申都省辞不就职，寻准赦除臣直秘阁、权发遣秀州，军州事臣已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讫。初布条纲，具宣德意……”并借机对自己从吴县主簿任上呈状言事至当时的仕宦经历总结道：“伏念臣幼而奇孤，长益顽钝。上书论事，空怀忧国之心；窃禄代耕，每尽守官之义。挂名邪籍，为世僇人。晚陪英俊之躔，浸冒典章之选。再游东观，愧刘郎之复来；三至南宫，知冯公之已老。遭时之变，振古未闻。穷独余生，忧愤不死。卧家请急，投劾丐归。敢于臲卼不安之时，而当绵蕞草创之事。既遂专愚之守，复瞻天日之中。喜不自胜，死无所恨。”而当时程俱面对秀州的艰难情形，决意励精图治：“顾惟敝邑，实介大邦，征赋之入有经，而不时之需沓至，盗贼之忧方炽，而即戎之备未修，念偾骄凋敝之余，则莫若利其衔勒。而匮竭疮痍之后，又当事于抚摩，静言以思，宁免于咎。收此桑榆之景，终繄覆载之仁。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尝胆济时，厉精图治，辟至公之路，方因任于群材，念无竞维人，故兼收于片善，致兹疵贱，亦不弃遗，臣敢不行其所知，施于有政，使公绰为赵魏之老，于用或优，而阳城躬抚字之劳，自知甚拙，唯当竭力，少谢素餐……”

就在程俱知秀州任上时，宋高宗曾车驾临幸，诏程俱奏事，既毕，又欣然接纳了程俱从赏罚角度所提出的“仰当天意，俯合人心”的中兴之说。亦即：

陛下德日新，政日举，赏罚施置，仰当天意，俯合人心，则赵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则宗社危而天下乱，其间盖不容发。

事实上，程俱出知秀州，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适值天下多事之秋，金兵大举南下，四处攻伐劫掠，朝廷却以主和为宗旨，多方遣使驰书，求和退保，战事节节败退。建炎三年十二月，“乙酉，金宗弼攻临安府，钱塘令朱跸率民兵迎战，伤甚，犹叱左右负己击敌。守臣浙西同安抚使康允之，未知为金人，遣将迎敌于湖州市，得二级，允之视之曰：‘金人也！’遂弃城遁，保赭山。时直显谟阁刘诲自楚州赴召，在城中，军民推之以守”。处于如此情势之下，宋高宗早已退避定海(今浙江省镇海市)一带，接着御驾楼船为避金兵进攻，遂逃遁于海上。正当程俱赴秀州任之时，其好友叶梦得赶来劝阻说：“别去，未有复见日。”然而，看到程俱态度十分坚决，只好将身后之事约定为：“吾二人后死者，其志先死者之墓。”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势之下，程俱临危受命，表现出与之前出任太常少卿、再任礼部侍郎，之后出知漳州、就任徽猷阁待制等完全不同的态度，再无推诿之言辞而奋不顾身，足证其心志所向，确实不是个人的安危和名利，而是为了抵御外寇入侵和振兴大宋王朝。赴任不久，金兵已占据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并趁势破崇德(在临安府与秀州中间偏北)、海盐(在临安府与秀州中间偏南)等地，日益逼近秀州，派人“驰檄谕降”。程俱一再拒绝向金兵妥协投降，遂加紧备战，积极做好战事防御工作。可是，正当程俱率众厉兵秣马、筹划得力之时，朝廷“已降省劄，令公迁避”。故程俱在无法抗拒命令的无奈之下，“俱率官属弃城保华亭，留兵马都监守城”。朝廷复命程俱亲自负责押运金帛钱粮，经海道奔赴行在。当时的行在，《宋史》所载不详，然据《程俱行状》载，应是临时安置于永嘉一带。建炎四年(1130)二月，“辛卯，金人陷秀州”。此时的程俱，也已经完成了承担朝廷钱粮物资押运的任务。

按理说，程俱既居于知秀州任上，兵临城下之时，应当不能脱离岗位，或者说临阵脱逃。可事实又是朝廷已下退保华亭之令，且命程俱押运物资赴行在，秀州失守，主要责任在谁，不言而喻。程俱对此心知肚明，可又能够向谁申诉，抑或去争辩这一违心违愿的无奈之举？只好借其好友赵叔问此时被召赴行在之事，赋古诗《赵叔问被召赴行在》以抒发自己心中的悲愤之情。诗中既表明了同病相怜的慨叹，也真实地道出了自己面对个人时运不济、宋室国祚不昌、祸国殃民者正如豺狼一样猖獗、朝廷弊政犹如蔓草一样滋长的担忧。不过，在面对未来的中兴大计时，程俱还是满怀信心地期盼宋高宗效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故事，竭尽全力抗金，以图中兴大业。即云：

登车大梁下，扫迹金川湄。佳人倚修竹，铅华为谁施？滔滔大块间，一一穷途悲。今晨尺一书，趣驾当及时。磐石久不固，殷勤济时危。豺狼尚纵横，蔓草恐复滋。当宁正尝胆，诸公力猷为。老子意不浅，长哦江汉诗。

于是，在当年三月朝见高宗时，程俱一方面因早已年过半百，确实又有足部旧疾复发，故一时难以行走奔波；另一方面由于金兵确实已在此间攻陷了秀州城池，身任秀州知州的程俱虽属奉命赴行在，但仍旧认为自己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故向朝廷乞求致仕。结果朝廷并没有允许，只是准其暂时归乡，在养病中候命。就在当年冬天，程俱又被召赴行在。

绍兴元年(1131)二月，南宋复置秘书省，选程俱任首位秘书省少监，应属从五品。再次进入馆阁后的程俱，以少监身份成为当时中央政府最高的文化部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不置监)。尽管此时的程俱对于官场中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应奉跪拜十分厌恶，心中也早已萌生了“早晚共寻鸡黍约，林泉犹得半生闲”的归隐情绪，而入主馆阁施展才能的良机一旦来临，还是流露出“却观尘境端如梦，更喜幽栖得此生”的欣喜之情，不但对得任此职没有丝毫推却之辞，而且在行动上还表现出极高的工作热情。为了复兴馆阁所处秘书省的昔日辉煌，迅速决定着手编纂《麟台故事》，以期用祖宗以来旧制为参照，健全刚刚复置后的秘书省机构，规整其日常事务，进而借此推行崇儒右文之长策，最终实现中兴之大业。即所谓：“投戈息马，方企想于中兴；辟馆崇儒，稍追还于故事。育才之乐，从古则然。”当年七月《麟台故事》初成，程俱将该书正本投递通进司呈献朝廷，并留副本在秘书省以备查阅。九月十一日，程俱已任中书舍人，应属正四品，隶中书省。十九日，程俱所上进书状被朝廷准奏，二十日再被尚书省批复，故在现存《进麟台故事申省原状》中开首自称为“朝奉大夫守秘书少监程俱”，而在结尾的尚书省批复中则称其为“中书程舍人”。再至十月八日，又以中书舍人兼任侍讲。即任经筵官，执掌为皇帝起草诏令及讲解经史之务。宋代这一职责的清贵和重要之处，正如程俱在《中书舍人谢表》中所言：“臣某言，臣伏奉告命，授臣试中书舍人，仍赐紫章服者，册府书误玷英髦之首，词垣笔猥当润色之求……臣窃以喉舌之司，繄万机之自出；丝纶之任，实庶政之与闻。不惟有取于《尔雅》深厚之词，盖亦兼收于献纳论思之益。岂非人才进退系国体之重轻，政事弛张关天下之利害？号令一出，播敷万邦。挈维固在于股肱，补拾可无于讽议。至于华国之具，亦贵代言之工。伏以祖宗以来，制敕必由于三省侍从之选，给舍每高于一时，自非识足以见微，才足以经远，文知体要无惭苏、李之能，学贯古今可称崔、高之问，则何以仰当睿简，俯厌师言，孚德意于四方，亦中兴之一助？如臣者……麟台复建，既先诸子之鸣；凤阁方虚，更滥群英之吹。且于廷谢，赐以身章，敢辞濡翼之讥，只重临渊之惧……谨言。”

离开秘书省之后，程俱担任中书舍人兼侍讲。职责所在，兼以心系家国而不畏权贵势要、论事切要而敢于忘死直言进谏的秉性，程俱针对时政阐发忧国忧民之论断，极具真知灼见，为后世赞许，而载入史册。正所谓“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

如程俱引史实以论时政的上书，尤其是为李纲、孙觌、宗泽、杜充等人因国事而获罪的辩解之辞，令人叹服。即：

臣窃观自古国家有急，或政事有疑，必询于庭臣，使各尽其说。甲之言可用，乙之言不可用，虽用甲言而不罪乙。如真宗皇帝时，契丹大入，陈尧佐蜀人请幸蜀，王钦若江南人请幸建康，惟寇准请亲征以幸澶渊，而寇以败衄。向使用钦若、尧佐之言，则大事去矣。及凯旋，社稷再安，然终不罪钦若、尧佐者，以谓宁失二人之罪而不可杜天下议臣之口故也。国家有急，臣下献计，苟可以纾祸难、安国家者，盖将无不为也。使用之而中，足以解纷；用之不中，或因致不虞，谋之不臧，固可罪也，然其心岂有他哉？亦思所以排难救急而然耳。如太祖皇帝时，方伐江南，有得江南张洎以蜡书结太原以缓书者，会洎以使至，太祖面诘，将杀之。洎视书曰：“此实臣所为也。臣国方危急，苟可以纾祸者无不为。臣所作蜡书甚多，此其一耳。”太祖虽赦之，时亦必举此以为问罪之端也。然为李氏者，不闻罪张洎以蜡书致讨也。何则？知其将以排难救急而然耳，不幸事洩。臣观自顷以来，谋议成败，以计画异同为终身不解之罪者有矣，故后来者虽身在朝堂，事方危急而终莫敢披心腹、尽底蕴，必回护含糊，莫以身任成败者，其心以此为戒故也。臣尝窃忧之，以谓此非社稷之福也。

夫事之大者，莫若敌国之和战、车驾之行留。方李纲主战，则李邦彦等以主和为罪人；及耿南仲主和，则李纲以主战为远贬；黄潜善以南渡为非是，则许景衡以请移跸而罢斥；迩日以迁避为良图，则论事者以请驻跸而外迁。然则人安得不务回护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且以李纲、邢倞之结，余睹谓之疏率可也。因以致敌人之怒，谓谋之不臧可也。其谋遽洩而适不中耳，使其谋遂行世必以为奇计也。虽然使无是敌人之凭陵迫协，亦极其力而后已也。然固以谓二圣北狩，职此之由，则臣愚不识也。然则虽有智如陈平者，不敢行金以反间；勇如蔺相如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将如周亚夫，不敢不受命而坚壁以挫吴；相如李德裕，不敢违众论而起兵以伐泽潞。何则？事有成败，战有胜负。一有不至，则将负不可解之罪于无穷矣。陛下欲废李纲，默废之可也，若声其罪于天下而其说不当于人心，则人不信伏而有后言矣。不惟非号令、刑政之美，而又使横身任事、开口献计者，不敢谋此国之大患也。车驾之在扬州，有为翰林学士者，方侍讲读被圣知，为彼计者，保身缄默，不失主眷，则高爵重位亦可致矣。而乃刺口论天下财计，慕刘晏之为，欲以纾民力、资军食、富国而强兵者，会孙觌论常平之法，诏俾讨论其追积欠青苗本钱，此一事不可行也。然比降诏旨：“因以为聚敛之臣，朕知其奸而罢黜。”……其所以为聚敛之臣且为奸者，臣愚不识也。然则虽有李悝，不敢尽地力；虽有刘晏，不敢议平准。盖聚敛之名为可耻也，使人人不敢当事，人人不敢尽谋，人人先求自安，人人恐忤上意，则艰危之时，谁与图回而恢复乎？此亦臣之所谓非社稷之福者也。

臣既忘躯昧死以尽忠矣，请遂毕其说。如近者奋不顾身，惟力是视，思赴国家之急者如宗泽，亦少矣。然而沮挫诘责之，曾不得举首。虽以老病尽年而不知者，至以为朝廷沮死，岂不伤忠义赴功者之心哉？至使论者以谓位高望隆、奋不顾死者，朝廷辄疑而惮之，此言尤不可使天下闻也。圣主岂有是哉？日者杜充守东都，威望日著，提兵来朝，远方之人虽不知其所设施，然闻之者，若隐然可恃而增气者。此何理也？然或以谓朝士已有论而攻之者，果有是乎？不幸有之，是宗泽之疑复生于舆论也。夫国之成败，在事之立不立；事之立不立，在士气之锐惰；士气之锐惰，在默陟好恶之是非。使禄食之人皆解体而叹息，则何事又能立乎？狂愚惟陛下裁赦。

又如，程俱借绍兴初“武功大夫苏易转横行”一事，深刻论述朝廷重视官职的选任升迁，关系着国家的安危治乱。即曰：

祖宗之法，文臣自将作监主簿至尚书左仆射，武臣自三班奉职至节度使，此以次迁转之官也。武臣自閤门副使至内客省使为横行，不系磨勘迁转之列，其除授皆颁特旨。故元丰之制，以承务郎至特进为寄禄官，易监主簿至仆射之名；武臣独不以寄禄官易之者，盖有深意也。政和间，改武臣官称为郎、大夫，遂并横行易之为转官等级，盖当时有司不习典故，以开侥幸之门。自改使为大夫以来，常调之官，下至皂隶，转为横行者，不可胜数。且文臣所谓庶官者，转不得过中大夫，而武臣乃得过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职轻重在朝廷，朝廷爱重官职，不妄与人，则官职重；反是则轻，轻则得者不以为恩，未得者常怀觖望，此安危治乱所关也。

再如，绍兴二年(1132)初，徐俯骤转为谏议大夫，乃因南宋之前徐曾任过通直郎、司门郎，而后辞官归家，曾与当朝文士多有诗歌唱和，声名日重；又经内侍郑谌、经筵胡直孺、翰林汪藻等屡次向高宗极力荐举，故得以骤转。很显然，做过省郎级别的徐俯，当属为官资历浅的文散官，忽而骤转为左谏议大夫之要官，确实不符合有宋以来文官正常迁转的规定。而况此前的徐俯，实际上早已离开官场。于是朝野为之哗然，皆以为徐俯升迁过快而抨击朝廷授官之轻，由此所造成的影响，极为不良。于是，程俱力主朝廷收回成命，直言不讳地向宋高宗进谏曰：

俯虽才俊气豪，所历尚浅，以前任省郎，遽除谏议，自元丰更制以来，未之有也。昔唐元稹为荆南判司，忽命从中出，召为省郎，便知制诰，遂喧朝听，时谓监军崔潭峻之所引也。近闻外传，俯与中官唱和，有“鱼须”之句，号为警策。臣恐外人以此为疑，仰累圣德。陛下诚知俯，姑以所应得者命之。

程俱此议，用心良苦，不仅希望消解徐俯骤转之事给朝政带来的不利因素，而且还可以借此严明朝廷官吏的迁转制度。尤其是按照程俱的建议来谨慎处理此事，对于当时根基还未稳、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南宋王朝树立朝廷权威而言，也应该是十分有益的建议。可是宋高宗不但没有采纳其合理的建议，反而在绍兴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准尚书省劄子，奉圣旨罢中书舍人，提举江州太平观，任便居住，仍免谢辞”，且限于当日离开朝廷，直接回“本贯衢州开化县”。之所以会有如此结局，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直接原因，即有人乘机向朝廷进言，认为此前程俱知秀州之时，有“弃秀州城”之责，应予以追究；二为间接原因，即入仕以来，一向言事过于切直，尤其是对一些关乎社稷安危的事敢于大胆上书，直陈其利弊，例如早在北宋末年，程俱竟敢上书建言朝廷罢花石之纲，这也足令朝中某些人恐惧和怨恨。然而，这一切在程俱心目中，也是早已十分明了，正如其谢表中所自我批评的那样：“伏念臣戆迁成性，忧患俱生，无乘机应变之才，有至愚极陋之累。束发从仕，浪怀亩之忠；诣阙上书，妄陈蠡管之见。少不历事，愚无所知。方权臣立党以锢人，而以谓当两忘元祐、熙丰之别；省檄讲求于遗利，而以谓不若罢明金、花石之纲。虽云应诏以献言，要为越职而多事，栖迟选调盖十六年。出入效官，于今三纪。”

当时，朝廷遂罢免程俱中书舍人兼侍讲的经筵之职，出任其为提举江州太平观(江州，一为南宋江南西路之江州，在今江西九江市一带；一为广南西路左江道之江州，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南部。本书应为前者)。此类宫观之职，显非要职，更无实权。尽管自南宋立朝以来，程俱再次入朝为官，历任朝请郎、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太常少卿、直秘阁知秀州、秘书省少监、中书舍人兼侍讲等职，但鉴于各种原因，他实愿归隐山林，即如在秀州任上时，曾作七绝云：“抛书午枕无人唤，归梦真疑雀噪门。”且在该诗题名之下有原注曰：“时守秀州，屡乞宫观归山居，未遂。”罢去中书舍人兼侍讲之职后的程俱已五十五岁，在历经宦海沉浮的苍凉中，面对时局维艰，怀着沉重的忧患和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出朝外任，自此也逐渐远离了这个时代的权力核心。

此时程俱，一路走来，思虑万千。在近三十年的宦海沉浮中，历经三仕三已的起落之后，又出现如此结局，其身心的疲惫、内心的矛盾程度，可想而知，其实，“顾任职未几而罢，罢未几而病，病卒不可复起，此有识之士所以深为天下惜也”。又正如当时其所作三首七绝所描述的那样：

其一

春风吹衣双鬓华，山中小桃应着花。回思二十九年事，世故困人如弄沙。

其二

故园在眼日渐近，北山之北南山南。从来不饮声闻酒，况学诗翁老更耽。

其三

击水三千尺五天，故人拭目上凌烟。北山还我扶犁手，准拟今年大有年。

(五)晚年时身在仕途——若即若离

程俱在一生的最后十二年中，虽然身在仕途，也有过一些职位的升迁，但从实际情形而言，已经游离于南宋政治权利中心之外，成为官场上声望犹存而若即若离的闲散之人。此后气节更为清雅高古，心志渐渐趋于平淡，屡屡推脱朝廷的任命，刻意效仿唐人白居易晚年，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正如其诗作中所云：

生非廊庙姿，雅志在林野。拟作奢摩他，疾至萨芸若。身心沩山牛，得失塞翁马。城南寄僧坊，一室谢扫洒。当时醉吟翁，高谢香山下。安知衰病夫，亦有如翁者。

绍兴四年(1134)，朝廷任命程俱知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一带)，但因程俱一直有病在身，故据实提出辞呈，被改为提举台州崇道观(今浙江省临海市)。第二年，朝廷升任程俱为集英殿修撰，第三年再升任为徽猷阁待制。因此，绍兴七年(1137)正月，程俱为其母亲迁葬后撰墓志时自称：“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阁待制提举台州崇道观俱泣血谨志。”应该说，这些年程俱的官位在不断升迁，但并不在朝供职，亦无具体执事可述。

绍兴九年(1139)，秦桧再相时，为了笼络士人之心，曾极力荐举程俱兼领史事，并且特为此奏请朝廷，准许给予程俱以相当优厚的待遇，即所谓：“俱领史事，除提举万寿观、实录院修撰，使免朝参。”这在宋代按规制一般是宰执之臣享有的特权。但程俱以晚年风痺之病加重而力辞不就，乃另差提举亳州明道宫(今河南省亳县)，累迁官至朝议大夫，恩封新安县开国伯，享食邑九百户。后世因秦桧之臭名昭著，也有借此事非议程俱与秦桧同流合污者，但其挚交好友叶梦得当时则盛赞此事，并深表理解而为之辩白曰：“盖其为人刚介自信，择於理者明，所行宁失之隘，不肯少贬以从物。是以善类皆相与推先惟恐失，虽有不乐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终屈也。”

至于程俱晚年更为真实的身心状况，则可从去世前一年，效仿白居易新乐府诗体所作《自宽吟戏效白乐天体》古诗中，清清楚楚看到：其自始至终都认为被罢免中书舍人之后的九年，一直遭受贬谪，且忍受着疾病缠身之苦。即云：“武陵谪九年，下惠仕三已。或窘如拘囚，或了无愠喜。吾生忧患余，年忽及耆指。偏痱未全安，抱病更五禩。”又云：“吾今虽抱病，蹇曳非顿委。时时扶杖行，积步可数里。校之卧床席，欲坐不能起。虽扶不能行，悬绝安可比。”再云：“病来益尊生，对境空相似。永无贪欲过，稍习卫生旨。”

其对于仕途，早已是心灰意冷，且多了几分恬淡自适、退隐田园的情致。即云：“进为心已灰，弃置甘如荠。坐狂合投闲，佚老宜知止。向令身安健，不过如是耳。每思古穷人，我幸亦多矣。照邻婴恶疾，羁卧空山里。缠绵竟不堪，抱恨赴颍水。”又云：“平生叹远游，今我在桑梓。田园接家山，区处及耘耔。平生困鞅掌，今我恬无事。寝兴纵所如，出处不违己。”

其对于朝廷委任兼领史事的厚遇，也看得很淡，以明确的态度予以推辞，全倚赖所任宫观闲散之职颐养天年。即云：“文昌两目盲，无复见天地。简编既长辞，游览永无冀。”又云：“篮舆时出游，初不废牢体。况无他证候，色脉苦无异。详观动息间，倘有安全理。侍祠了无庸，窃禄愧索米。借居浮屠宫，非村亦非市。廷堂甚爽垲，高屋敞窗几。”可见其因脱身于宦海之困顿而备感逍遥自在，又云：“不为六贼牵，岂受三彭毁？人言病压身，往往延寿纪。太钧默乘除，万一理如是。安全固自佳，蹇废亦可尔。”又云：“郊林接溪水，眼界颇清美。尝闻天地间，祸福更伏倚。藉令衰蹇身，终老只如此。何须苦嗟咨，未必非受祉。形如支离疏，饱食逸终世。目盲如宋人，全生免傜使。”

其所不废而精进者，著述；其所看透而不惧者，生死。即：“时从亲故谈，亦不废书史。右臂故依然，运笔亦持匕。”又云：“死生犹寤寐，况此一支体。细思安否间，相去亦无几。如何不释然，万事付疑始。”

尤其是最后的这十余年间，程俱虽名声在官场中有所升扬，但是长期谪居在家，身心因离开朝廷而压抑。加以长期衰病交加的折磨，雄心壮志消失殆尽，而退隐山林之志愈加坚定，最终无心于仕途，无所谓得失，遂决意致仕，寄情于山水。正所谓：“炎凉殊态看浮俗，衰病交侵失壮心。一壑一丘真自足，野麋终是乐长林。”又曰：“四山松桂拥高寒，腊尽阳崖雪未干。发石开林穷鸟道，披榛寻壑见鲵桓。”再曰：“步寻芳草坐班荆，照眼林泉动客情。安得长年专一壑，北窗高卧更合营。”

于是，在绍兴十四年(1144)六月初，程俱见老病有稍愈之征兆，便主动向朝廷提出提前致仕的请求。朝廷恩准其奏，遂转为左中奉大夫。也正是在当月，程俱去世，朝廷闻知遗表，又增其为左通奉大夫。九月“辛酉，葬于开化县北山之原，属瑀状公行实，将求铭于巨儒硕学以图不朽”。于是，时人程瑀应其子所请，为之撰行状，且有幸流传至今，成为我们整理和研究程俱生平所依据的第一手资料。

程俱先后娶妻有二，初娶新昌石氏，赠令人；再娶同郡江氏，亦赠令人。有子一人，曰行敏，曾任右承务郎监潭州南岳庙。有女三人，长女因患病，一直居家；次女嫁右承务郎提点坑冶铸钱司检踏官赵伯旸；三女嫁右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江振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