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先秦散文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这恐怕是每一位接触先秦散文史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确实存在一些答案，而通常的做法莫过于是从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两个环节去描述先秦散文的演变。这种处理方式确实有其优点，一是叙述起来非常便捷，这一点在一般文学史的书写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二是这种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也触及到了先秦散文发展的面相。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二分的叙述思路也存在若干问题，比如人们将先秦散文划分为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之后，接下来分别描述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各自的发展；经过这样的叙述之后，不难形成这样的印象，即先秦散文经历了从史传散文到诸子散文的演变，而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又各自经历这样那样的变化。可是，细心的人们会继续追问：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之间有没有联系，这种联系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倘若按照上述的做法，这些问题是难以直接找到答案的，这是因为，这种二分的叙述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遮盖或漠视了这些问题的事实性存在。

这里，我们无意抹杀先秦散文史二分叙述思路的价值与意义；但是，这种二分叙述思路，客观上却影响了人们对先秦散文发展历程的完整认知。本书的重要出发点，或者说主要意图，就是为先秦散文的发展过程提供一条阐释路径，其中特别注重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之间关系的考察。

为了实现这样的想法，我们特意选择了语类文献这样一条线索。我们为何要选择它呢？这还应该得益于20世纪系列出土文献的发现。李零指出：“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最丰富，出土发现也非常多。”这段文字描述了语类文献的内容及其地位，其中特别提到了“语”这种文献出土的数量之多。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但“这类发现，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都是孤例，直到90年代，等到上博楚简发现，我们才突然意识到，这是古代史书中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具体来说，上博楚简中有约20种古书和《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出土的大量语类文献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先秦文化中的地位，由此更进一步敦促人们重新审视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就先秦史传文献来看，《尚书》《国语》《战国策》这些文献主要是由记言文献组成的，《左传》虽然是一部编年史，但其中也载录了大量的人物言论；诸子文献中，《论语》《孟子》暂且不说，《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中也存在数量不等的记言文献。由此不难看出，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记言文献。需要注意的是，记言文献不仅存在于史传散文中，也存在于诸子散文中，这样，记言文献或语类文献对于打通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之间的关联就起着某种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