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从2000年起，开始《白居易诗集校注》的工作。自己本来并没有较长期的工作计划，也未与出版社接洽，只是在提不出成熟研究题目的情况下，相对于其他生疏领域，选择了对自己来说材料较为熟悉、有前期研究和版本调查基础的这项工作。但此后欲罢不能，接下来又做了《白居易文集校注》和《杜甫集校注》，三部书稿合计约有五百馀万字。虽然在这之前我对杜甫、白居易有过一些讨论，有一本专著（《白居易集综论》,1997）和若干篇论文（收入《唐宋诗学论集》, 2003），但一旦进入这一全面的校注工作，还是把我再次引入一个理解和认识的全新层次。在工作中我深切体会到，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文本细读方式，深入程度超过其他，收获之大也超出预想，其中甘苦也许只有从事翻译工作者可与分享。
在此过程中，我必须耐心细读所有作品，不漏过任何细节，不但要推敲思考前人的所有相关论述，也要重新审视自己曾有的一些浮泛笼统的认识，纠正其中错误，弥补缺漏；同时逼迫自己不断扩大知识范围，随诗人笔触所及，逐一探考唐王朝几个重要时期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制度习俗乃至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做下来，实际是对唐诗和唐史的一次新的深入学习。事后回想，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又能获得这种学习机会，真是极其幸运之事。
在校注工作的同时或稍后，我又就其中遇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另撰文讨论，形成了收入此集的一些主要篇章。它们是校注工作的延伸和拓展，有些则给出了更详细的论证过程。论题虽然分散，但中心还是围绕着这些诗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历史事件。
诗歌或诗人所涉及的历史，不只是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活动，更有数不清的历史细节。反映在诗文中有可能只是一两句话，甚至只是一个词、某种称谓。正因为是细枝末节，所以在浩繁史料中往往难求索解，但却有可能恰恰是某个重要问题的关键线索。一旦破译这一关键线索，就如同拿到一把秘钥，可以打开被锁住的一块窖藏。例如通过版本校勘，笔者发现白居易《蛮子朝》诗中的“摩挲”一作“磨些”，由此与新旧《唐书》等史料中记载的“磨些蛮”联系起来，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利用上世纪40年代以来学者对纳西族大量东巴文献的研究成果，试拟出该诗所含两个蛮语词的对音和语义，对号称难解的这句诗给出了新的解释。
历史考证和文献研究都是随着对材料的掌握程度而逐步深入的。例如白居易翰林制诰中的拟制是否为“伪文”，一直存在争议。我在《白居易集综论》中虽然曾从版本源流角度着重说明“伪文”之说不能成立，但读者还是心存疑虑。此次通过文集校注，对有关史料逐一排查，我又找到更多证据说明这些文章只能出自白居易之手，并进而对唐代拟制的几种具体情况和主要形式做出说明，补充和完善了原有结论。
考证和研究还需要不断补充新知。例如杜甫诗文中涉及一些历法问题，历代注家由于对历算之术不精通，造成一些误解，对《唐兴县客馆记》给出的“辛丑岁秋分大馀二，小馀二千一百八十八”两个数据则茫然不知所谓。笔者尽管同样是外行，但因注释需要，只有找专书重新学习。验算结果证实这是采用《大衍历》推算出的公元761年秋分日、时，由此不但了解到杜甫在历算和数学方面的知识修养，而且由他在实行《至德历》期间仍依前朝《大衍历》推算历时这一特殊角度，也得以进一步窥探其内心世界。
又如杜甫为继祖母所作《卢氏墓志》中谈及下葬取穴等问题，涉及久已失传的唐代葬法，前人多不详其所谓。幸好学者对敦煌文献卜葬书有专门研究，笔者参考有关研究成果，利用墓志中提供的唯一数据“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则壬甲可知矣”，与宋代《地理新书》中所列墓地规格一一比对，证实了杜氏大墓完全依唐代六甲八卦冢葬法，由此再进一步窥探杜甫在继祖母不能与夫合葬的情况下尽力为其美言的良苦用心。以上两文均涉及一些数学计算问题，学者或嫌其繁难而回避。笔者数学知识也十分有限，只能边学边算。不过，运算数字所提供的却是最确凿可靠的证据，证实了上述考证结果的可信度。
学术研究还需要对各种成说和权威意见不断提出质疑、补充新见，才能获得进步。例如宋人曾引元稹《姨母郑氏墓志》，证实《莺莺传》女主人公之母与元稹母的姊妹关系。陈寅恪先生则以崔氏高门常被冒称为据，断言莺莺必不姓崔。因其持论过偏，学者多不赞同。笔者利用多件唐代墓志材料，首先基本复原了元稹母所出郑氏平简公房世系，同时也证实郑氏与唐代第一高门清河崔氏之间确实存在世代通婚的关系，元稹有崔姓表亲之事不虚，由此才有可能对小说《莺莺传》的本事及其结局给出更近情理的解释。
杜诗中用“杂种”一词指称安史叛军，也曾被学者作为粟特人在唐代被称为“杂种胡”的重要史料。受此论说影响，粟特人在叛乱前后的动向和作用，乃至在唐史中的活跃表现，引发了很多讨论，在当代唐史研究中已蔚为显学。但通过仔细辨析此词的涵义及相关史料，笔者认为，唐代并无“杂种胡”的固定称谓，安禄山在叛乱中不但没有利用其粟特人身份，而且有意淡化或回避其粟特人出身。这与他在突厥环境中长大不无关系。这一解释能否成立，还有待学界的批评。
学术研究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在使用如清代徐松《登科记考》这样的学术名著时，人们发现其中也难免有若干失误，后人有责任也有条件依据第一手材料或新出文献加以澄清。平心而论，由于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更由于技术手段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和电子数据库的广泛应用，我们今天获取资料和信息的方便程度较之前人不知提高多少倍。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有所突破，在材料把握上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完全是情理中事。更何况今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整体认知水平，也远在古人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前辈之上。如果因为现时学术素养和学术环境的某些缺陷，便断言学术水平亦必江河日下、前景不堪，恐怕太过悲观了。前辈学者当学风丕变之际，居高望远，往往独辟蹊径，果于立论。如今事过境迁，学术日趋踏实平常，学者获得资源更为容易，唯此更应兢兢业业，同时也应更相信常识，避免偏激持论，而小心求证，审慎为文。
收入集中的其他一些文章，还涉及诗歌的语言表达等问题，大多也是在注释工作中遇到的。在工作中，笔者必须反复查找很多词语、典故的出处，辨析其含意、用法。这种工作合于传统的学习方法，本来是阅读作品必不可少的基础。但在反复查找过程中，词语本身也对我们产生一种魅力，每个词语的来龙去脉、涵义变化、在不同诗人笔下的使用情况等等，都引起我们的兴趣。每个词在使用中都有自己的历史，有待我们一探究竟。笔者今后还有意在这方面继续进行一些调查，以求摸索出可行的研究路径，提出适当的研究题目。当然，这也需要学习更多的新知识。
感谢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青睐，允许我将这些文章结集付梓。更感谢清华大学中文系和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的各位师友同事，在这十多年里对我的宽容，以及给予的很多支持鼓励，使我能够心无旁骛从事以上各项工作。同时也感谢清华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的支持，感谢曾经刊发其中各篇文章的各学术刊物和对稿件提出很多中肯意见的各位先生，以及在此前接受三部书稿出版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有关人士。最后，衷心期待读者对书中的错漏失误提出意见。
谢思炜识于北京清华园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