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郎詩作者問題考略

在敦煌寶藏發現之初，人們對遺書中各類寫本的題記就予以了足够的重視。伯希和向胡適説他當時挑選敦煌經卷的三個標準，其中之一就是看有無題記可供考訂。1936年，許國霖采用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卷編成《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録》，胡適作序稱收録的四百多條題記“是一組最有趣味又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後來陳寅恪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作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以史學家的眼光，論述了題記的價值所在。此後，收藏於各地的敦煌寫本題記大多已經整理刊佈，被研究者利用，至於學郎題記，則有李正宇先生的《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搜羅最爲完備。敦煌學郎詩主要是以題記的形式保存下來的，這些題記記録鈔寫時間、鈔寫者身份等項較爲明確，有關其作者問題似無可懷疑，因此一直爲大家所忽視。

較早注意到敦煌學郎詩的是胡適，他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録序》中引《寫書不飲酒》、《寫書今日了》二詩，稱之爲“書手的怨詩”。1962年王重民先生作《記敦煌寫本的佛經》，論及“寫經生”時，列舉了S.629《秦婦吟》卷末張友盛寫的《今日寫書了》詩，説“他在辛苦的寫書中，悟到了窮人只有靠自己的手”。1969年吐魯番出土了卜天壽鈔本《論語》，卷末有卜天壽鈔詩數首，郭沫若先生等對其中一些詩的作者歸屬發表了意見。總而言之，各人所表述的主要觀點都是認爲鈔寫者與詩作者爲同一人，即將題記中詩作的創作權，歸到題記作者名下。這一觀點，至今已被學術界接受，近年問世的有關敦煌文學論著均沿襲此説，認爲學郎詩大都是學郎們信口信手的即興之作，以抒發個人抑鬱不滿的情懷，其中不乏調侃戲謔，反映出當地鈔書人的真實情懷^[1]。

那麽，這些詩的作者與這些寫本的鈔寫者到底是否爲同一人呢？這些詩真如論者所言，是鈔寫者的信口信手之作嗎？這一看似很小的問題不僅僅是詩的作者歸屬問題，還是一個涉及整個敦煌學郎詩的性質的帶普遍意義的問題。弄清這一點，對我們瞭解唐五代敦煌的文化面貌，認識敦煌詩歌的真實狀況，研究文人詩作與民間俗詩在流傳過程中存在的衍化現象及過程等，均有一定的價值。筆者有機會對敦煌詩歌作了初步清理，現就所見結合有關文獻材料，對這一問題略呈淺見。

一

這裏不妨從世人所熟知的卜天壽《論語》鈔本後的幾首詩説起。

卜天壽《論語鄭氏注》鈔卷1969年出土於吐魯番阿斯塔那363號唐墓^[2]，在長達177行的《論語》寫卷後有“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鈔）”的題記，其下並鈔有《十二月三臺詞新》及五言詩六首（圖一）。據詩末雜寫，我們可以知道，鈔寫者卜天壽是“西州高昌縣寧昌鄉厚風里義學生”，年僅十二歲。關於這些詩詞，郭沫若先生作有《卜天壽<論語>鈔本後的詩詞雜録》一文來專門考論，認爲《十二月三臺詞》是當時的“流行歌曲”，五言詩六首中《百鳥投林宿》等五首爲“民間流傳的舊詩”，極有見地。唯《寫書今日了》一首，郭沫若先生認爲“無疑是卜天壽自己做的”。此後，龍晦先生又有《卜天壽<論語>鈔本後的詩詞雜録研究和校釋》等文，指出郭沫若先生對《他道側書易》一首的校勘錯誤，並結合敦煌寫卷中的《今日寫書了》、《寫書不飲酒》等學郎詩，論證《他道側書易》一首是卜天壽所作^[3]。

先看《他道側書易》詩，原卷下端略有殘損，缺一、二字，詩如下：

他道側書易，我道側書［難］。
側書還側讀，還須側眼［看］。^[4]

郭沫若先生將“側書”校作“札書”，龍晦先生已訂其誤，但龍晦先生同時説：“卜天壽這個小孩子可能如郭沫若同志所説，比較調皮，字雖寫得好，可能姿勢不正，甚至有側起寫字的習慣。所以他説：‘你説側起寫容易嗎？我説側起寫可不容易啊！側起寫還要側起讀，還要你側起看呢！'”看起來似乎真是卜天壽信口信手的即興之作。但我們在敦煌寫卷中可以找到一首與此詩極爲相近的詩，寫於P.3189《開蒙要訓》卷末題記之後，題記云：“《開蒙要訓》一卷，三界寺學士郎張彦宗寫記。”詩如下：

聞道側書難，側書實是難。
側書須側立，還須側立看。

比較這兩個寫本，其差别僅在於字面的少許不同，一、二句在表達上略有差異，一個用反駁句式，一個用遞進句式。但不難看出這種微小的差異，只是同一首詩的不同傳本而已。

再看卜天壽所鈔另一首《寫書今日了》詩：

寫書今日了，先生莫醎（嫌）池（遲）。
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5]

郭沫若先生説：“這首詩無疑是卜天壽自己做的。十二歲的孩子便能做詩，而且平仄韻脚大體上合乎規律，首句如改爲‘今日寫書了’，那就成爲正規的絶詩了。”在敦煌寫卷所存的學郎詩中，“寫書今日了”正作“今日寫書了”，請看這首《今日寫書了》詩：

今日寫書了，合有五斗米（麥）。
高代（貸）不可得，（還）是自身灾。

這首胡適、王重民一再稱引的詩，寫在S.692《秦婦吟》卷末，題記云：“貞明伍年己卯歲四月十一日燉煌郡金光明寺學仕郎安友盛寫記。”再看下面這首《竹林清鬱鬱》詩：

竹林清（青）鬱鬱，伯（百）鳥取天飛。
今照（朝）是我日，且放學生郎歸。^[6]

此詩爲P.2622《吉凶書儀上下兩卷》卷末所寫五首詩之一，原卷有題記云：“大中十三年四月四日午時寫了。”^[7]由於所存文獻的限制，我們未能找到與《寫書今日了》相類似的完整詩作，但從這兩詩與它的相同之處看，已不難發現它們之間存在的關係。

顯然，輕率地認爲卜天壽所鈔五言詩《他道側書易》、《寫書今日了》等爲卜天壽所作，是不够準確的。反之，敦煌寫本中的《聞道側書難》也未必是張彦宗所作，《今日寫書了》也未必就是安友盛的創作。這些詩廣泛流傳於當時的敦煌吐魯番地區，充分表現出它的集體性特徵。這些詩從這一個人傳到那一個人，從這個地方傳到那個地方。有的人加進了一點，有的人潤改了一點。我們很難確知其創作者和確切的産生時間。可以認爲，這些五言通俗詩極有可能是唐五代間流行於西域地區學郎中的一種兒童語體詩，相當於今天的兒歌童謡。

二

對於上述結論，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三首敦煌學郎詩得到印證。一首是《寫書不飲酒》：

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乾。
且作隨宜過，即與後人看。

此詩見於北位字68號《百行章》末，有題記：“庚辰年正月廿一日净土寺學使郎王海潤書寫，鄧保住、薛安俊札。”許國霖《敦煌雜録》收入。又見於P.2621《事森》卷末“戊子年四月十日學郎員義寫書故記”的題記下，全詩除“隨宜”寫作“隨疑”外，餘全同。另外還見於P.2937《太公家教》卷背，題記云：“維大唐中和肆年二月廿五日沙州燉煌郡學士郎兼充行軍除解□太學博士宋英達。”詩的一、二句除訛字外，文句全同，三、四兩句作：“但作須宜過，留作後人［看］。”差異極小^[8]。這首詩出於員義、宋英達等三位學郎的題記中，當然不能確定爲其中某一人的作品。

另一首是《今朝好風光》：

今朝好風光，騎馬上天堂。
誰家好女子，嫁娶何家郎？^[9]

此詩在敦煌寫卷中至少三見：P.4787、P.3319、S.3713。三個鈔本之間存在的極小文字差異，多是因爲形音訛誤所致。再如北6811卷背的一首疊字詩《高山高高高入雲》：

高山高高高入雲，真僧真真真是人。
青水青青青見底，長安長長長謂君。^[10]

這首遊戲詩又見於P.3597卷乾符四年靈圖寺僧所鈔雜詩中，僅兩三字有異，“高山”作“高僧”，涉第二句致誤，第三句“青”均作“清”，是。第四句“謂君”作“有君”。

從以上舉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詩大多鈔於一些童蒙讀本和應用文範上，如《論語》、《開蒙要訓》、《太公家教》、《孝經》、《事森》、《吉凶書儀》等，都是學郎日常習誦的讀本。這些通俗詩作應該是他們日常吟詠在口，而隨手記寫留下的。

我們這樣説，還可以從出土文物中找到極爲有力的佐證。如P.3597雜詩中有《春日春風動》詩云：

春日春風動，春來春草生。
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

此詩即見於1967年長沙銅官鎮瓦渣坪五代宋初窑址出土的青黄釉瓷注子腹部，又見於最近在長沙郊區望城縣唐窑出土的唐代酒器上^[11]。詩云：

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
春人飲春酒，春鳥哢春聲。

所不同的僅第一句，顯然爲同一首詩的傳異。再看《白玉雖爲寶》一首：

白玉雖未（爲）寶，黄金我未雖（須）。
心在千章至（張紙），意在萬卷書。

此詩見於P.3441《何晏論語集解》卷六背面，有“大中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學生判官高英建寫記”的題記。另外P.2622《吉凶書儀》卷末詩中也有此詩，如下：

白玉非爲寶，黄金我未□（須）。
□竟千張數，心存萬卷書。

這首詩同樣也見於長沙唐窑發現的瓷器之上^[12]，詩作：

白玉非爲寶，千金我不須。
憶念千張紙，心藏萬卷書。

非常明顯，此三者亦同爲一詩。

《春日春風動》和《白玉非爲寶》兩詩，不但見存於敦煌學郎筆下，流行於西北邊陲，而且還見於唐五代瓷窑出土之酒器，流行於長江中游的湖南。可以證明，敦煌學郎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民間盛傳之通俗詩歌，某種程度上已超出了兒歌童謡的範圍。

三

從現存的敦煌學郎詩和相關的題記看，敦煌學郎詩還有着一些相對固定的程式。請看下面一組題記和詩：

（1）P.2746《孝經》卷末翟題詩：

歲至庚辰，月造秋季，日逮第三，寫詩（書）竟記。後有餘紙，輒造五言拙詩一首，翟。讀誦須懃苦，成就如似虎。不詞（辭）杖棰（捶）體，願賜榮軀路。

（2）P.3192張□題詩：

書後有殘紙，不可到時歸。雖然無手筆，且作五（七）言詩：三十餘年在戰場，百生千死位（爲）軍（君）王。彫（雕）弓歲歲恒看月，金鉀（甲）年年鎮被霜。

（3）P.3322庚辰年正月張大慶題詩（圖二）：

書後有淺（殘）紙，不可别將歸。雖然無首（手）筆，低（祇）作五言書（詩）：明招（朝）遊上遠（苑），火急報春知。花須蓮（連）夜發，莫伐（待）曉風吹。

詩前的題記，内容基本相同，第（1）首“後有餘紙，輒造五言拙詩一首”是用叙述性的語言，第（2）（3）首的題記“書後有殘紙”則顯然是非常固定的四句五言詩的形式。

從上面題記中“後有餘紙，輒造五言拙詩一首”和“雖然無手筆，且作五言詩”看，似乎這些詩確實是鈔寫者的即興創作，但事實上却不是如此。第（3）首《明朝遊上苑》詩爲我們作出了最好的證明，此詩見於《全唐詩》卷五則天皇后名下，題《臘日宣詔幸上苑》。關於這首詩，宋樂史《廣卓異記》卷二記有較詳的本事，現迻録如下：

則天天授二年臘月，卿相等恥輔女君，欲謀弑則天，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群臣咸服其異焉。

這個被後人用作小説素材的宫庭政變故事，在唐代相當盛傳，以至被西北邊陲的學郎吟詠乃至鈔録。第（2）首《三十餘年在戰場》也顯然爲一首文人詩作，另從（2）（3）首詩中鈔寫者留下的錯别字看，也可以肯定它們都不是鈔寫者的創作。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S.361卷背《朋友書儀》末，題記“維大唐乾寧貳年歲次乙卯三月廿二日李”後所抄《日落影西山》詩：

日落影西山，姑（孤）男留與君。
煎（剪）刀□摟赤（柳尺），煎（賤）妾且遂（隨）身。
含礼（匣裏）□莊糞（妝粉），留□與後人。
黄泉无用處，度蘭（徒勞）作徽陳（微塵）。

這首詩又見S.5381殘卷，即題“康大娘遺書（詩）一道”，略有異文，第一聯作“日落西山昏，孤男留一群”，末聯前多“有情憐男女，無情亦任君”一聯。據劉銘恕先生考證，此詩又與孟棨《本事詩·徵異》第五所載相類，《本事詩》録唐開元中幽州衙將張某亡妻孔氏詩云：

不忿成故人，掩淚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黄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斷腸處，明月照孤墳。

與康大娘遺詩《日落影西山》對照，内容雖有差異，但二者間淵源關係却非常明顯。

敦煌學郎詩中的文人作品，我們還可以舉出一些例證。如S.361“康大娘遺詩”前又鈔有五言詩四句：

長新（信）窮（宫）中草，年年愁處生。
惟親（侵）珠治七，（没）事（使）玉皆（堦）行。^[13]

這首詩鈔寫訛脱較多，但我們仍不難辨認出即崔國輔的名作《長信草》：“長信宫中草，年年愁處生。時侵珠履迹，不使玉堦行。”（《河岳英靈集》下）此詩也見於長沙唐窑出土瓷器，可見唐時極盛傳。另如P.2566《妙法蓮華經》卷端鈔有這樣一首七言絶句：

一二三四五六七，万物兹（滋）生於此日。
江南䲨（鴻）雁負霜迴，水底魚兒帶冰出。

卷末有題記云：“開寶玖年正月十六日抄寫《礼佛懺滅寂記》，書手白侍郎門下弟子共押衙董文受記。後有人來，具莫怪也。”詩與題記及卷背《禮佛懺滅寂記》筆迹相同，知即董文受所鈔。董文受又見於英人韋勒《斯坦因所獲敦煌畫解題目録》第三號《雙身觀音》題記：“信弟子兼技（伎）術子弟董文受一心供養。”知董文受爲沙州伎術院學生。這首極通俗的詩被今人誤爲《景教創世頌》^[14]，實際上是晚唐五代著名詩人羅隱的詩，《甲乙集》卷九即載有題爲《京中正月七日立春》的詩：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木生芽是今日。
遠天歸雁拂雲飛，近水游魚迸冰出。

再如P.3666《鷰子賦》卷背文德元年十二月至大順元年十二月的有關雜寫之間，鈔有以下一首七絶：

直上青山望八都，白雲飛盡月輪孤。
荒荒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此詩《全唐詩外編·續補遺》卷八據《弘治黄州府志》卷七收作白居易佚詩，題《東山詩（在黄梅縣）》：

直上青霄望八都，白雲影裏月輪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其實此詩亦非白居易佚作，《全唐詩》卷八五八收入吕巖名下，爲《絶句》三十二首之十四，又見《重刊道藏輯要》室集《吕帝詩集》，詩如下：

獨上高峰望八都，黑雲散後月還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

這三首詩僅一、二句存在着很小的差異。吕洞賓詩較爲複雜，後人僞託、他人作品雜入較多，不能論定，但這裏足以説明絶非出自敦煌學郎的創作。

經過上面的舉例和論證，我們可以發現，敦煌學郎詩實際上包括以下幾種情況：（1）童謡兒歌式的語體詩，屬學郎集體創作；（2）民間流傳之通俗詩，屬學郎日常吟誦者；（3）民間俗詩的改作，此類作品中或許包含有鈔寫者（學郎）即興創作的成份；（4）文人詩作。當然，我們不能排除全部敦煌學郎詩中存在着學郎的即興創作，但學郎詩中的絶大部分應該屬於我們以上分析的四種類型，這個結論當與事實相距不遠。

1991年12月一稿，1993年3月改定

（原刊《文獻》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