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與隋唐五代文學
（代前言）

二十世紀初敦煌遺書的發現，爲中國古代尤其是唐五代宋初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就敦煌遺書的整體而言，文學文獻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部分。但除了僅存於敦煌遺書的以變文爲代表的通俗講唱作品外，傳統體裁的詩詞文賦也衆體皆備。衆多久已掩没無聞的文學作品，因此而重新進入文學史研究的視野。大量傳世文獻失載或稀見的寶貴資料，使一些原本隱晦不明的文學樣式和文學史問題，變得脈絡清晰。敦煌文學文獻的整理和利用，拓展了傳統文學研究的視野，豐富了人們對唐五代文學面貌的認識。敦煌遺書的發現已逾百年，但因爲發現之初即遭劫奪，分藏於世界各地，至今尚未全部公開印行，敦煌文學的研究還處在基礎文獻的整理階段。關於敦煌文學作品的分類，學術界迄今也未達成統一的認識。所以，本文擬暫依較爲通行的體裁分類，對敦煌文學的重要作品及其相關的整理研究成果予以介紹。

一　敦煌變文及其它講唱作品

在衆多的敦煌文學體裁中，最爲人們熟知的莫過於變文。這不單因爲變文是僅存於敦煌遺書的唐代獨特的通俗文學形式，還因爲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對敦煌講唱作品的體裁分類只有一個籠統而模糊的認識，“變文”幾乎成了全部敦煌通俗講唱作品的總稱。王重民、向達等所編《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寬泛的收録範圍，就是這種認識的反映。直至今日，學術界仍將“變文”區别爲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不過，隨着研究的深入，對敦煌講唱類作品體裁的辨别和細分，已經爲更多學者所接受。變文只是敦煌講唱作品體裁之一，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體裁，但却不能含括其它體裁和樣式。與變文并存的敦煌講唱文學體裁還有講經文、因緣、詞文等，它們具有相近的説唱形式，但又各有其内容和藝術上的特點[1]。

變文是唐五代時期民間流行的説唱伎藝“轉變”的底本。所謂“轉變”，就是演唱變文。在敦煌寫本發現之前，僅有少數變文篇目見於文獻的零星記載，如《昭君變》（唐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詩）、《目連變》（唐孟啓《本事詩》嘲戲第七）、《后土夫人變》（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四“李聾僧”條），不被人們注意。敦煌寫本中明確標有“變”或“變文”的作品共有八篇，即《破魔變》（P.2187、P.3491）、《降魔變文》（S.5551等6個寫本）、《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并圖一卷并序》（S.2614等10個寫本）、《八相變》（北雲字24、北乃字91）、《頻婆娑羅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S.3491等3個寫本）、《漢將王陵變》（S.5437等5個寫本）、《舜子變》（S.4654、P.2721，又題《舜子至孝變文》）、《前漢劉家太子變》（P.3645等4個寫本，又題《前漢劉家太子傳》）。還有一些可以判定屬於變文類的闕題作品，如《伍子胥變文》（P.3213等4個寫本）、《李陵變文》（北新866）、《王昭君變文》（P.2553）、《孟姜女變文》（P.5039、P.5019）、《張議潮變文》（P.2962）、《張淮深變文》（P.3451）等。上列作品，除《舜子變》爲六言韻語、體近俗賦，《前漢劉家太子變》通篇散説、體近話本外，其餘的作品總體上都是韻散結合，説唱相間。根據變文的行文特點和部分寫卷的圖文遺存，還可以推斷實際演出時並有圖畫相配合。就其内容而言，大抵可以分爲佛教和世俗兩類題材。佛教題材多取材於佛經，但並非直接轉引經文，而是選取其中最具故事性的部分，加以鋪陳渲染。世俗題材大多以某一個歷史人物或民間傳説爲中心，擷取相關的歷史事件，但又不拘於事件本身，而是廣泛吸收民間傳説，增飾細節，進行再創造。另外描寫現實人物的兩篇，以沙州歸義軍首領張氏叔侄驅蕃歸唐、保境安民的事迹爲題材，是當時重大歷史事件在文學創作中的反映，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地域特色。

關於變文的得名由來以及“變”的含義，是學術界一直試圖解決的問題，但因爲當時人未留下明確的解釋，缺乏直接的文獻依據，遂使衆説紛紜。簡而言之，不外“本土説”和“外來説”兩類。表現在具體的研究中又各有側重，前者偏重韻散相間的叙事形式的源流[2]，後者則偏重“變文”的語義來源[3]。儘管迄今未成定説，但由此而來的對相關文獻的深入發掘，對相近體裁的觸類旁通，充分展示了以變文爲代表的敦煌講唱作品産生、發展到成熟的廣闊的文化背景，大大豐富了人們對民間通俗講唱文學的認識。

“俗講”是另一種曾經廣泛流行在唐五代時期寺院的講唱宣教形式。唐趙璘《因話録》卷四曾記載俗講僧文漵“聚衆談説，假託經論”，“愚夫冶婦樂聞其説，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甚至連皇帝也“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資治通鑑》卷二四三唐紀五九敬宗寶曆二年條），足見其流行盛況。講經文就是俗講所用的底本。敦煌寫本中保存的完整的講經文作品有《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P.3808），爲後唐長興四年（932）九月初九明宗誕日在京都洛陽宫内中興殿的講經底本，原卷有尾題“仁王般若經抄”，知講經内容爲敷衍《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而成。其它可以據内容和形式確定爲講經文的闕題作品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P.2133）、《佛説阿彌陀經講經文》（P.2931、P.2955）、《維摩詰經講經文》（P.2292等7個寫本）、《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P.3093）、《妙法蓮花經講經文》（P.2305、P.2133、Ф.365）、《父母恩重經講經文》（P.2418）、《盂蘭盆經講經文》（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本）、《無常經講經文》（P.2305）以及原題《維摩碎金》（Ф.101）和《雙恩記》（Ф.96）的講經文作品十多種。俗講是佛教講經活動（如轉讀、唱導等）進一步通俗化的結果，因此還大體沿襲了佛教講經的儀軌和形式，開講前有《押座文》，結束前有《解座文》，敦煌寫本中保存了《八相押座文》（S.2440）、《三身押座文》（S.2440）、《維摩詰經押座文》（S.2440等5個寫本）、《温室經講唱押座文》（P.2440、P.3210）、《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S.7刻本、P.3361、S.3728）等多種。

“説因緣”是又一種佛教誘俗娱衆、事佛宣化的説唱樣式，其底本即稱爲“因緣”，或稱“緣起”、“緣”。説因緣的形式與俗講及講經文相近，不同之處在於只説唱佛經故事而不講解佛經原文。因緣又與變文關係密切，前面列舉的《頻婆娑羅王后宫綵女功德意供養塔生天因緣變》就是“因緣”與“變”聯名標目，因此被認爲是講經文與變文二者間的過渡形式。敦煌因緣類作品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日本龍谷大學藏本）、《難陀出家緣起》（P.2324）、《目連緣起》（北成字96）、《歡喜國王緣》（羅振玉舊藏本、P.3375）、《醜女緣起》（S.4511等5個寫本，又題《金剛醜女因緣》、《醜女金剛緣》）、《四獸因緣》（P.2187）等，演述的全部都是佛教業報輪迴故事。其中《四獸因緣》爲敦煌著名宗教首領都僧統悟真的作品，爲敦煌講唱作品中少有的知名作者作品。

敦煌“詞文”類作品，完整的只有《大漢三年季布罵陣詞文》（P.3697等11個寫本），全稱作《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恥群臣拔馬收軍詞文》，又題《捉季布傳文》。其中S.1156卷有天福四年（939）沙彌慶度的鈔寫題記，知爲晚唐五代以前作品。據文末“具説《漢書》修製了，莫道詞人唱不真”句，可知爲據《漢書·季布傳》鋪陳而來。通篇由640句七言韻文唱詞構成，320韻，4400餘言，比歷來公認的中國古代第一叙事長詩《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還長，因而被稱爲唐五代以前最長的七言叙事詩。同類作品還有《百鳥名·君臣儀仗》（S.3835、S.5752、P.3716）、《季布詩詠》（P.3645、S.1156）和《董永》（S.2204，擬題）等。

以變文爲代表的敦煌講唱作品的整理本，影響最大的是向達、王重民等的《敦煌變文集》。此書出版之後，學術界不斷發表有關的續校補校論著，主要有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四次增訂本）、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4年）、郭在貽、張涌泉、黄征《敦煌變文集校議》（岳麓書社，1990年），以及大量的單篇論文。新見作品的續補有周紹良、白化文等《敦煌變文集補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選注本則有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巴蜀書社，1990年）等[4]。近年出版的黄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1997年），是在以上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最新整理本。

二　敦煌詩歌

詩歌是敦煌文學作品中的大宗，以唐五代詩爲主體，既有傳統文人的雅正之作，也有民間通俗白話詩，總數在3000首左右。按照詩歌寫本的實際形態，可以區分爲詩集詩鈔寫本與零散詩篇兩類。前者除了少數見諸文獻著録的詩歌總集、别集外，大多數屬於具有總集或别集特徵的詩歌叢鈔。後者則主要是見諸經頭卷尾和僧俗雜寫中的零篇斷章。

敦煌唐五代詩歌總集，已知的有初唐崔融編《珠英集》（S.2717、P.3771）和晚唐蔡省風編《瑶池新詠》（Дх.6722+6654+3861+3872+3874+11050）二種，均爲唐宋書志著録但久已失傳的“唐人選唐詩”專集。《珠英集》兩個寫本，殘存卷四、卷五的部分内容，共存詩55首，其中《全唐詩》等未載之佚詩30首。大部分佚詩已見於王重民《補全唐詩》，完整的整理本見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5]。《瑶池新詠》是近年從俄藏敦煌文書中發現的一個唐女詩人詩歌選集，加上最新發現的寫本殘片，計殘存李季蘭、元淳、吉中孚妻張夫人、崔仲容4位女詩人詩作23首，相當於《瑶池新詠》全書的五分之一[6]。崔融《珠英集》和蔡省風《瑶池新詠》的發現，使流傳至今的“唐人選唐詩”原本增加到11種。儘管這兩個選本並非完全以藝術價值作爲編選標準，但二者所涉及的初唐朝士和中晚唐女詩人兩個特殊的創作群體，無疑豐富了我們對唐代詩歌的認識。

敦煌寫本中的詩人别集，所存寫本最多的是《王梵志詩集》。王梵志詩集，日人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宋史·藝文志七》著録，均不傳。唯《詩式》、《雲溪友議》、《鑒誡録》等唐宋詩話筆記、禪宗語録散存其詩20餘首。敦煌遺書中存有王梵志詩寫本30餘種，包括一卷本、三卷本（2種）、一百一十首本等多個系統。一卷本存14個寫本詩92首。“上中下”三卷本有序，卷上存4個寫本詩20首，卷中存3個寫本詩59首，卷下闕佚未見。“一二三”三卷本卷三存4個寫本詩72首，卷一、卷二闕佚未見。一百一十首本由S.4277與Ф.256（L.1456）兩卷綴合而成，存詩69首。卷末有鈔寫者法忍題記：“大曆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沙門法忍寫之記。”王梵志詩内容駁雜，或以爲非某個特定個人的創作。不同系統的詩集，其産生時代也先後有别。另外，現存王梵志詩中，已發現他人作品羼入及與他人作品相混的現象[7]，説明“王梵志詩”有作爲衆多白話詩人作品集合體存在的可能。包括敦煌寫本和傳世文獻在内的王梵志詩共計約390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系統的寫本之間，無互見重出詩歌；寫本與傳世文獻中的王梵志詩也無互見重出現象，對此目前尚無合理的解釋。另外，今人整理本多將僅見於“上中下”三卷本系統的《王梵志詩集》原序，用作全部王梵志詩作品的總序，甚至將序中“制詩三百餘首”與現存詩數相比擬，其實這是一個不經意的誤解。王梵志詩在敦煌詩歌中研究最爲深入，海内外先後有多種整理本出版，較早出版的有法國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王梵志詩（附太公家教）》（法蘭西學院高等中國學研究所，1982年）和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中華書局，1983年），此後又有臺灣學者朱鳳玉的《王梵志詩研究》（學生書局，1986—1987年）。以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收詩最全，也最爲精審。[8]張錫厚編《王梵志詩研究彙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收録近代以來學術界有關校勘論述成果，可供參閲。

見諸文獻著録的其它别集類寫本還有《李嶠雜詠注》（P.3738、S.555、Дх.10298+Дх.5898+Дх.2999+Дх.3058+Дх.11210）、趙嘏《讀史編年詩》（S.619）兩種。《李嶠雜詠注》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唐人注本唐人詩集，英法所藏的兩個寫本，最早由王重民發現，並撰有叙録（《敦煌古籍叙録》卷五）。分編五號的俄藏殘片原本同卷，近年始經比定爲《李嶠雜詠注》的第三個寫本[9]。李嶠《雜詠詩》原詩今存於世，但張庭芳注久佚不傳。日本有多個《李嶠雜詠注》古寫本傳世，然均非張注原貌[10]。敦煌本三卷共存詩17首，注文有簡略之處，但較日本古寫本更接近張注原貌。趙嘏《讀史編年詩》存卷上序及一至二十八歲詩35首，爲“歲譜”性質的詩學啓蒙讀物。另外，根據殘存詩篇推測可能爲詩人别集的還有《高適詩集》（P.3862）存詩49首，《岑參詩集》（P.5005+Дх.1360+Дх.2974）存詩11首，《張祜詩集》（P.4878、S.4444）存詩7首，佚名詩集（S.6234+P.5007+P.2672）存詩31首。

另外三種唐人别集殘本，雖不存詩歌，也附帶介紹於此。其一是晚唐劉鄴《甘棠集》四卷（P.4093），窄册縫繢裝。首尾略有殘缺。王重民考證即《新唐書·藝文志》别集類著録之劉鄴《甘棠集》。《甘棠集》專收作者所作表、狀、書、啓等往來公文，不同於一般的唐人别集，具有書儀文範性質。校録本見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新近出版的趙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除收録了《甘棠集》全文校注本外，並有導論《<甘棠集>及作者劉鄴研究》和附論五種，對此書及相關問題有詳盡的研究。其二是《故陳子昂集》（S.5971+S.5967+P.3590），存卷八（殘）、卷九、卷十共三卷，末附《陳氏别傳》，尾題“故陳子昂集拾卷，合成一卷”（圖一），爲盧藏用原編十卷本。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叙録》（第一輯，1936年）最先予以考證確認，旅法學者吴其昱《敦煌本故陳子昂集殘卷研究》（《香港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66年）有全面精審的論述，近年則有英藏S.9432殘片的最新發現，可以與原有三殘卷綴接[11]。其三是五卷本王績集，存賦作三篇，詳見下文“敦煌賦”的介紹。

不見於文獻著録的敦煌詩集有佚名編《心海集》（S.3016、S.2295）和李翔《涉道詩》（P.3866）二種，前者爲唐人所編佛教義理詩集，存菩提篇、至道篇、執迷篇、解悟篇、勤苦篇等，詩155首。後者專門收録與道家人物、典故和道教聖跡有關的詩28首（王重民《補全唐詩拾遺》卷一），作者疑爲中晚唐時唐宗室莆田尉李翔，吴其昱、林聰明有全面的研究和校釋[12]。

除了上述見於文獻著録或寫本自身有題名的總集、别集外，敦煌詩歌寫本的絶大多數是既無集名也無編者的詩歌叢鈔。其中最早由羅振玉擬名爲“唐寫本唐人選唐詩”的P.2567卷，經與P.2552卷綴合，所存詩作多達119首，尤以李白、高適爲多。存詩最多的是Дх.3871+P.2555拼合卷，存詩210首，其中有引起學術界較多關注的陷蕃人詩72首。存詩較多的還有P.3619存詩48首，P.3812存詩62首，S.555存詩37首，S.6171宫詞39首，P.2492+Дх.3865存詩21首。此外，敦煌當地詩人的作品，也不可忽略，如P.3720、P.3886、S.4654悟真受牒及兩街大德贈答詩合鈔、P.2762+S.6973+S.6161+S.3329+S.11564唐佚名詩鈔、S.6234+P.5007+P.2672唐佚名詩鈔、P.2641釋道真詩文鈔、P.2700倫人王克茂詩鈔、P.3052+Дх.105+Дх.10299敦煌僧同題詩鈔、P.3676餞送達法師詩鈔、P.3967周卿泰法師詩鈔等，反映了當時敦煌地區詩歌創作的水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大量單篇鈔寫流傳的零散詩篇中，韋莊《秦婦吟》（P.3381等）最早受到學術界關注。因爲《浣花集》避而不收，傳誦一時的《秦婦吟》，僅有見於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的兩句傳世，但在敦煌遺書中，《秦婦吟》寫本竟有十一個之多[13]。全詩共228句，長達1600餘字，可稱晚唐第一長篇歌行。與《秦婦吟》類似的還有女冠李季蘭上呈僭帝朱泚的獻詩（P.2492+Дх.3865），唐趙元一《奉天録》因其言辭悖逆，闕而不録，終致失傳。其詩竟也在敦煌寫本中被發現並經考證確認。前人諱而不録，却因敦煌的發現失而復得，可謂無獨有偶。近代以來關於《秦婦吟》的整理研究，可參看顔廷亮等編《秦婦吟研究彙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敦煌詩歌的全面整理，發端於王重民《補全唐詩》，此後相繼問世的還有巴宙《敦煌韻文集》（高雄佛教文化服務處，1965年）、黄永武《敦煌的唐詩》（臺北洪範書店，1987年）和《敦煌的唐詩續編》（與施淑婷合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等。近十多年來，國内有不少學者集中力量從事敦煌詩歌的全面輯録和考證，目前已經出版的有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關於敦煌詩歌的綜論著作，則有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對敦煌詩歌的主要内容、藝術特色及其分類都列舉大量詩例，做出了全面而精闢的闡釋。

三　敦煌歌辭

“敦煌歌辭”是敦煌寫本中配合音樂、可以歌唱的詞曲類作品的總稱。因爲早期研究的局限和研究者出發點的不同，造成了人們對敦煌歌辭性質及形態的體認差異，也使敦煌歌辭擁有了很多不同的名稱。强調作品的音樂屬性，則稱之爲“曲”或“曲子”（包括“俗曲”、“俚曲”、“佛曲”）；强調作品的詞史軌跡和詞學體系，則稱之爲“詞”或“曲子詞”。這些概念交錯的名稱，在敦煌歌辭中各有其不同的對應作品，難以總括其全部。因此這裏我們采用“歌辭”這個寬泛的概念，將它分爲傳統意義上的曲子詞和民間俗曲兩個部分予以介紹。

敦煌寫本中傳統意義的曲子詞作品，約近200首。其中以《雲謡集雜曲子》30首最爲重要。《雲謡集》今存兩個鈔本[14]，首題均作“雲謡集雜曲子共三十首”，S.1441存其前半部分18首，P.2838存14首，其中《鳳歸雲》二首兩卷重出，可確定爲同一人所抄。P.2838卷背爲唐中和四年（884）和光啓二年（886）安國寺破除曆，同卷另有敦煌金山國時期《雜齋文式》。敦煌金山國只短暫地存在了兩年時間（910—911年）[15]，知《雲謡集》的傳鈔時代在朱梁末季，比後蜀廣政三年（940）成書的《花間集》更早。其編集成書的時代，自然應更在其前。在《雲謡集》所用的13種曲調中，除《内家嬌》外，其餘《菩薩蠻》、《浣溪沙》、《破陣子》、《鳳歸雲》、《天仙子》等12種均見於唐崔令欽《教坊記》，主要内容爲愛情和閨思，語言質樸，用韻、字數、句式自由靈活，不求一致（如4首《鳳歸雲》），反映了早期民間詞的一般形態。《雲謡集》最早有王國維引狩野直喜録本（僅録3首）[16]，其後陸續付印的有羅振玉《敦煌零拾》本、朱孝臧《彊村叢書》補編本（以上二書收録英藏18首）、劉復《敦煌掇瑣》（收法藏14首），最早收録全本《雲謡集》的是龍沐勛編《彊村遺書》本，潘重規《敦煌雲謡集新書》（石門圖書公司出版，1977年）據原卷校録，最爲精審，並附有原卷影本。今人關於《雲謡集》的校本、注本及題跋論文甚多，請參見陳人之、顔廷亮編《雲謡集研究彙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此不枚舉。

其它闕名曲子詞專集寫本主要有：S.2607存《西江月》、《浣溪沙》、《菩薩蠻》等曲子詞30餘首，經考證其中《菩薩蠻》諸詞爲唐昭宗李曄登華州城樓的名作以及近臣韓建、覃王唱和之作[17]；P.2809雜曲子8首，其中有抒寫敦煌民衆棄蕃歸唐的著名作品《望江南》（敦煌郡，四面六蕃圍）；P.3128存《菩薩蠻》、《浣溪沙》、《浪濤沙》、《望江南》、《感皇恩》共15首；P.3251存詞五首，其中末首《御製臨鍾商内家嬌》爲唯一一首散見於别卷的《雲謡集》作品；P.3821存《感皇恩》、《蘇莫遮》、《浣溪沙》、《謁金門》、《生查子》、《定風波》等16首；P.3836+P.3137册子本，存《南歌子》8首、《更漏子》1首；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津藝134（77.5.4473）存不記調名曲子詞13首。另外專門鈔録大曲詞的寫本，還有《大唐五臺曲子五首寄在蘇莫遮》6首（S.2080、P.3360、S.2985、S.467）和《鬭百草詞》、《阿曹婆詞》、《何滿子詞》、《劍器詞》15首（S.6537、P.3271）等。類似的曲子詞寫本約有30餘件，詞160餘首，除唐昭宗《菩薩蠻》2首、温庭筠《更漏子》、歐陽炯《菩薩蠻》、《更漏長》共5首外，其餘均不見於傳世詞籍，爲初期詞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曲子詞作品和民間傳播形態的依據。

敦煌歌辭中的民間俗曲，在寫本數量上比曲子詞作品多，但内容和形式則相對單一，主要以《五更轉》、《十二時》、《十二月》、《百歲篇》、《十恩德》、《皇帝感》等民間通俗曲調的聯章形式，宣傳佛教教義和勸學行善等世俗内容。敦煌寫本存《五更轉》11套60餘首，可以考知作者的有神會和尚的《菏澤和尚五更轉》、《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其它佚名之作有《維摩五更轉》、《無相五更轉》、《太子五更轉》、《五更轉南宗讚》、《五更轉太子入山修道讚》、《歎五更》、《五更轉禪師各作一更》等，幾乎全是佛教讚頌作品。唯一例外的是P.2647《五更轉》7首，抒寫思婦情愫，意切情真，非常難得。敦煌《十二時》作品存13套近300首，主要有《禪門十二時》、《維摩五更轉十二時》、《聖教十二時》、《學道十二時》、《法體十二時》、《十二時行孝文》、《天下傳孝十二時》等，尤以釋智嚴《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P.2054、P.2714、上博41）篇幅巨大，長達134首。《百歲篇》主要有《丈夫百歲篇》、《女人百歲篇》和《緇門百歲篇》3套30首，相類者有《百歲詩》10首（S.930）、《歎百歲詩》2套20首（P.3361）。其它還有《十二月歌》2套24首（S.6208、P.3812）、《皇帝感新集孝經十八章》18首、《新合千文皇帝感辭》9首等。

以上俗曲所用均爲民間曲調，故前人常以“俚曲”、“小調”稱之；又因爲其題材多爲佛教内容，前人也曾含混地稱之爲“佛曲”。其實佛曲與上列俗曲並不相同。佛曲是佛教用以唱經讚佛的專門曲調，敦煌寫本所存佛曲如《流俗悉曇章》、《佛説楞伽經禪門悉曇章》各8首（P.2204），譯自梵語，和聲也爲音譯；典型的佛曲還有《好住娘》（P.2713等）、《散花樂》（S.668等）和《歸去來》（P.2066等），類似曲調如《早出纏》、《樂住山》、《樂入山》、《隱去來》等，專爲佛讚而設，内容也爲專詠佛門之事。佛曲也有被借用而成爲燕樂曲調的，如敦煌所存題爲《詠月婆羅門曲子》4首（S.4578、S.1589、P.2702），均以“望月”二字開篇，實即《教坊記》所著録之《望月婆羅門》。反映了當時燕樂、佛曲、俗曲相互借用滲透的情形。目前進入研究視野的還局限在有調名的作品，大量齊言和長短句體式的佛教讚頌作品尚未經整理。

關於敦煌歌辭類作品體裁的鑒别和歸類，學術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認識取向，這從先後出版的有關整理本即可見一斑。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商務印書館，1950年）是最早對敦煌曲子詞進行全面整理的作品集，從32件敦煌寫本中校録出162首曲子詞，收録標準限於嚴格意義的曲子詞。其後出版的任半塘《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敦煌曲校録》（同前，1955年），直到《敦煌歌辭總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則始終强調肅清“宋帽唐頭”之“唐詞”意識，代之以“唐曲子”和“唐大曲”兩種名義。其間海外有饒宗頤《燉煌曲》（法國國家科研中心，1971年）出版，對於敦煌曲詞體制曲式等的體認，較任著嚴格，二者關於作品時代的考訂分歧較多。取狹義曲子詞觀念的還有晚於《敦煌歌辭總編》出版的林玫儀《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編》（臺北東大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收詞176首，比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多收詞14首。在上列諸書中，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堪稱集大成之作，任先生關於敦煌歌辭的整理研究，在其獨到的理論體系之上展開，因此《總編》除了具有敦煌歌辭總集的性質外，“合歌辭與理論於一編”（凡例），兼具敦煌歌辭理論探討的作用。《總編》出版後，學術界不斷有進一步探討和訂補之作發表，最爲集中的是項楚《敦煌歌辭總編匡補》（《文史》第35—40輯連載，1992—1994年；巴蜀書社，2000年）。除了校録的錯訛，《總編》的最大缺憾，是對《雲謡集》以外的所有歌辭均按照體裁、題材的不同重新歸類編排，使一些本爲同一寫本甚至同一首的作品割裂分居，失去了寫本中與歌辭傳播形態有關的可貴信息，使作者特别注重的敦煌歌辭演藝特徵得不到應有的展現。

另外，近年先後出版的兩部《全唐五代詞》也都列專卷收録敦煌曲子詞。張璋等所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主要是綜合王重民、任半塘和饒宗頤的成果。曾昭岷、曹濟平、王兆鵬、劉尊明所編（中華書局，2000年），以正副編分列的方式處理包括敦煌曲子詞在内的界限不明的曲詞作品，校勘在嚴格依據寫本的前提下，博採衆長，質量較前者有大的提高。

四　敦煌賦

敦煌賦類作品，除了出自蕭統《文選》的張衡《西京賦》、左思《吴都賦》、王粲《登樓賦》、成公綏《嘯賦》、江淹《恨賦》等先唐賦作外[18]，大都是唐五代時期的作品。其中有出自五卷本王績集的《游北山賦》、《元正賦》、《三月三日賦》（P.2819），見於《盈川集》的楊炯《渾天賦》（S.5777）和釋延壽《觀音證驗賦》（上圖81255）。此外均爲傳世典籍失載的唐五代佚作，共17篇，即劉希夷《死馬賦》（P.3619）、高適《雙六頭賦送李參軍》、劉瑕《駕幸温泉賦》（P.2976、P.5037）、劉長卿《酒賦》（P.2555等7個寫本）、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P.2539）、張俠《貳師泉賦》（P.2712、P.2488、P.2621）、何蠲《漁父歌滄浪賦》（P.2621、P.2712、P.2488）、盧竧《龍門賦》（P.2673等4個寫本）、趙洽《醜婦賦》（P.3716、S.5752），以及佚名《月賦》（P.2555）、《秦將賦》（P.2488等3個寫本）、《子靈賦》（P.2621）、《去三害賦》（S.3393）、《晏子賦》（P.2564等8個寫本）、《韓朋賦》（P.2653等6個寫本）、《鷰子賦（甲）》（P.2653等9個寫本）、《鷰子賦（乙）》（P.2653）。

王績《游北山賦》、《元正賦》、《三月三日賦》，王重民《東皋子集跋》（《巴黎敦煌殘卷叙録》第一輯，北平圖書館，1936年）考證原本爲久佚的五卷本《東皋子集》殘卷。萬曼《唐集叙録》（中華書局，1982年）最先揭示北圖所藏清同治四年陳氏晚晴軒鈔五卷本《王無功集》的存在。此後，張錫厚《敦煌寫本王績殘卷考釋》（《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將陳氏晚晴軒鈔本、東武李氏研録山房校鈔《王無功文集》五卷本同敦煌本進行校勘。隨後出版的韓理洲《五卷本會校王無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據三種清鈔五卷本王績集（陳本、李本和大興朱筠家藏本），校以三卷本及敦煌本，成爲最爲完備的王績集校本。新發現的三種清鈔本，《游北山賦》、《元正賦》、《三月三日賦》三賦的次序與敦煌本完全一致，證明了王重民敦煌本“爲唐吕才所編王績集五卷本之原帙”的推論，反過來也説明清鈔五卷本淵源有自。

楊炯《渾天賦》殘存21行，《伯希和劫經録》擬題爲“天象讚”，鄧文寬《新發現的敦煌寫本楊炯渾天賦殘卷》最先予以考證確認（《文物》1993年第5期），伏俊連以敦煌寫本比照《文苑英華》卷18天象類所載楊炯《渾天賦》，也有同樣的發現。五代宋初釋延壽《觀音證驗賦》，原爲李盛鐸舊藏（《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李木齋舊藏敦煌名跡目録》），《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録》（《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著録，張錫厚《敦煌賦彙》首次予以校録，作者均作佚名，新近始被考證確定爲釋延壽之作，見於明嘉靖重刻正統本釋延壽《感通賦》，題作《觀音應現賦》[19]。

劉希夷《死馬賦》、高適《雙六頭賦送李參軍》、盧竧《龍門賦》，王重民作爲佚詩收入《補全唐詩》；劉長卿《酒賦》，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析爲21章，認爲體裁接近普通聯章，兼有齊雜言二體，故訂爲“組詞”。類似者還包括《漁父歌滄浪賦》、《月賦》等，學術界對於這些作品的體裁歸屬頗有争議。從“格調”意義上説，這些賦基本類似於七言歌行；但從其文體淵源、演化軌跡及其寫作特點來看，可以稱之爲歌行化的駢賦，保持了賦體的特性[20]。

除了上列文人賦，其它的敦煌賦作大致都可以列入俗賦的範圍。敦煌俗賦以叙事的手法、通俗的語言，表現民衆的趣味，是最具特色的敦煌民間文學作品。按其體制，敦煌俗賦可分爲故事賦、俳諧雜賦兩種形式。故事賦常采用客主辯難酬答的形式叙述故事，顯示出鮮明的詼諧嘲戲風格。《晏子賦》、《韓朋賦》、《鷰子賦》（甲乙二種）是其代表作，作品雖少，寫本却多，説明當時流行之廣。《晏子賦》故事出自《晏子春秋》，《韓朋賦》取材於《搜神記》中的“韓憑妻”故事，但從人物形象到具體情節都有大的改造，細節豐富生動。甲、乙兩種《鷰子賦》，篇題相同，内容略異，前者文中有“去貞觀十九年，大將軍征討遼東”云云，後者開篇言“雀兒和鷰子，合作開元歌”，知均爲盛唐以後作品。《鷰子賦（甲）》爲四六言賦體，行文潑辣清新，較《鷰子賦》（乙種）文筆整飭的五言詩體所顯示的文人風格，具有更高的藝術價值。俳諧雜賦不同於故事賦，一方面在於叙事的差異，另一方面還在於一般文體中難得一見的極端誇張和扭曲的描寫手法。如《酒賦》寫狂歡縱飲、酩酊大醉，極盡鋪陳誇張之能事；《醜婦賦》寫醜婦首如飛蓬，青面獠牙，“眉間有千般碎皺，項底有百道粗筋”，非但面目醜陋，而且内心狠毒。這樣的形象，在文學史上甚爲罕見。《秦將賦》則以精細入微的刻畫，表現秦將白起坑殺四十萬降卒的全過程，刀光血色，讓人瞠目結舌。《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更是恣意鋪陳，露骨聳聽，驚世駭俗，前無古人。敦煌俗賦源自漢代的俳諧雜賦，有着悠遠的歷史淵源，對中國賦體文學發展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義。

最早的敦煌賦類作品整理本是潘重規《敦煌賦校録》（《華岡文科學報》第11期，1978年），收録先唐賦、俗賦以外的敦煌賦作11篇；此後有張錫厚《敦煌賦集校理》（《文學遺産增刊》第18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發表，較前者多出《死馬賦》、《月賦》二篇，此前已分别有王重民（《補全唐詩》）和柴劍虹（《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補録》，《文學遺産》1983年第4期）校録本。伏俊連《敦煌賦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是第一本全面搜集敦煌賦類作品的專著，彙集44件敦煌寫本中的25篇賦作，予以校録和注釋，除了當時未見的三個俄藏寫本未入校外，可以説是收録完整的敦煌賦總集。繼《敦煌賦校注》之後出版的有張錫厚《敦煌賦彙》（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賦彙》比《校注》多收《恨賦》和《觀音證驗賦》二種，在已知的28篇敦煌賦中僅缺《吴都賦》（Дх.1502）一篇，是目前收録最全的敦煌賦集。

五　敦煌小説

敦煌小説類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話本小説。所謂“話本”，就是“説話”的底本。“説話”是唐宋以來盛行的一種民間説書藝術，唐人文獻中已有關於“説話”的記載，最有名的如講李娃故事的《一枝花話》（元稹《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自注）。但是在敦煌寫本之外，唐五代宋初流傳的早期話本並無一篇保存至今。敦煌寫本《山遠公話》（S.2073）卷末有“開寶伍年（972）張長繼書記”的鈔寫題記，是現存最早的以“話”爲題的話本作品。另外《韓擒虎話本》（S.2144，擬題）和《葉浄能詩》（S.6836，原題），也是具有明確標識的話本作品，前者末尾有云“畫本既終，並無抄略”八字，“畫本”當是“話本”的音訛字；後者“詩”爲“書”字音訛（敦煌寫本中有大量二字互訛的例子），也有學者認爲是“話”字形訛。屬於話本類的作品還有《秋胡》（S.133，擬題）、《唐太宗入冥記》（S.2630，擬題）等。敦煌話本作爲盛極一時的宋元話本的源頭，對話本的形成過程、體制及文學價值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其它敦煌小説類作品，可以依據其存佚情況分爲兩類。見存於傳世文獻或文獻著録的敦煌寫本小説集，主要有《還冤記》（P.3126）、《啓顔録》（S.610）、《搜神記》（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本等）和《周秦行記》（P.3741）四種。

顔之推《還冤記》見於《隋書·經籍志》的著録，但原書久佚，僅有後人輯本傳世。敦煌本《還冤記》寫卷首殘，卷末有尾題“冥報記”，王重民考訂爲誤題（《敦煌古籍叙録》卷三子部上）。原卷上端有“中和二年（882）四月八日下手鎸碑，五月十二日畢手”云云的題記，可知其寫本時代在晚唐僖宗年間[21]。敦煌本所存冤魂索報故事15則，均見於傳世輯本，但次序不同，並略有異文，應更接近原本的編次[22]。

《啓顔録》見於兩《唐書》經籍藝文志著録，十卷，隋侯白撰。原書久佚，佚文散見於《太平廣記》。敦煌本《啓顔録》爲一長達317行的長卷，首尾完備，卷末有“開元十一年（723）捌月五日寫了，劉丘子□二舅”的鈔寫題記。存《論難》（7則）、《辯捷》（6則）、《昏志》（14則）、《嘲誚》（13則）四門共40則故事，其中有17則與《太平廣記》所載佚文重出，另外23則爲久已失傳的《啓顔録》佚篇。據《隋書·陸爽傳附侯白傳》，侯白卒於隋，但《啓顔録》裏却有唐人故事。敦煌本首題“啓顔録”，未署作者，這與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小説家著録《啓顔録》所云“不知作者”類似。《啓顔録》中的大部分故事，最初應是民間口頭創作，後來經過文人整理結集，敦煌本的發現，説明其成書時間不晚於開元十一年。而署名侯白，可能只是後來的附會[23]。敦煌本《啓顔録》的整理本有王利器《歷代笑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本、曹林娣輯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4]

敦煌本《搜神記》已發現五個寫本，以日人中村不折書道博物館藏本（見羅振玉《敦煌零拾》）所存條目最多，存33則故事。首題“搜神記一卷，句道興撰”，另行寫“孝行第一”，知其原本爲分門編次。另外S.525存10則，S.3877存1則，S.6022存6則，P.5545存11則。四卷中除S.6022卷“隋侯珠”一則外，其餘均見於書道博物館藏本，合計殘存35則。《敦煌變文集》收録P.2656殘存的4則，原卷文末注云“出《搜神記》”，可知原本並非《搜神記》，當是類書殘本。類似情況還有S.2072乃節本《琱玉集》殘卷，Дх.970乃《類林》殘卷，原本也非《搜神記》，但其中出自《搜神記》的内容，仍值得研究者關注。晉干寶《搜神記》三十卷，見於《晉書·干寶傳》，宋以後失傳。今有明人所輯二十卷本和八卷本兩種。敦煌本署“句道興撰”，應與干寶書有異。關於敦煌本與干書的關係，學術界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爲敦煌本爲節選自干寶《搜神記》[25]，另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爲敦煌本與八卷本可能有着共同的祖本，或者是八卷本采用了句本的材料入書，並指出敦煌本與干寶原書實無牽連[26]。敦煌本與八卷本文字大同小異者有15則，相同點較多；與二十卷本故事大體相同者有12則，但文字繁簡相差較大，應屬於不同的系統。敦煌本每則故事後往往注明出處，應該是一部輯録古書而成的志怪小説集。據項楚《敦煌本句道興搜神記本事考》（《敦煌文學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的研究，敦煌本所依據的主要是唐前史料和民間傳説，但故事情節較之傳世本更爲鋪陳詳細，語言通俗粗糙，間用口語，有着明顯的民間流傳過程中不斷增飾加工的特徵，而且現存各本大多爲五代時期鈔本，因此其成書時間應不會很早。

《周秦行記》世傳刻本甚多，均出《太平廣記》卷四八九。敦煌本首殘闕題及撰人，鈔於五代後晉清泰二年（935），文字較世傳刻本爲善（《敦煌古籍叙録》卷三）。

此外，還有多見於歷史記載或民間傳説的孝子故事。《敦煌變文集》彙集五個寫卷輯校而成的《孝子傳》，存34則凡31人的孝順故事。但《變文集》所據並非都是《孝子傳》原本[27]，如P.2621存孝子故事23則，實爲類書《事森》殘本（其它敦煌類書的孝行類也有徵引的孝子故事）。這些故事最早的出處有《史記》、《韓詩外傳》、《説苑》等典籍，時代最晚者爲唐開元時人王武行孝之事。因此可以推測敦煌部分孝子傳作品應結集在中唐以後。由於一部分孝子故事出自類書，所以叙事比較簡省；另一部分作品在叙事之後附以“詩曰”作結，略具話本小説的雛形。特别引起研究者興趣的是其中的“閃子”故事，不見於唐前各家所撰之《孝子傳》，經考證當出自佛經《佛説菩薩睒子經》[28]，南北朝時期傳入中國之後，在流傳過程中與中土孝子故事合流，是佛教傳入中國逐漸本土化的一個典型事例。

南北朝至隋唐時期，佛教果報小説大量流行，敦煌遺書中的佛教感應靈驗故事即其遺存。除了前已述及的《還冤記》外，世有傳本的還有唐釋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録》殘卷（P.3898、P.3728），《伯希和劫經録》擬題爲《持誦法華經靈驗記》，經考實爲《集神州三寶感通録》卷下《瑞經録》中第9至23則的内容。僅見於敦煌者大致可分爲兩種情形，一是集録類，如專門持誦《金剛經》的靈驗記集《持誦金剛經靈驗功德記》（P.2094），首尾完備，爲敦煌著名曆學家翟奉達於五代後梁時所鈔，所存19則誦經應驗故事，部分條目見於梁蕭瑀《金剛般若經靈驗記》（《法苑珠林》引）、唐唐臨《冥報記》及唐孟憲忠《金剛般若經集驗記》。二是單篇感應故事，如存有26個寫卷的《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P.2099等）、存有8個寫卷的《黄仕强傳》（P.2297等），以及《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S.381）、《劉薩訶和尚因緣記》（P.2680）、《道明和尚入冥故事》（S.3092）、《唐京師大莊嚴寺僧釋智興鳴鍾感應記》（S.381）等[29]。敦煌感應記爲數最多的是鈔經或持誦佛經果報作品，其特點是大多冠於經首與佛經一同流通。反映了作爲釋氏輔教讀物的感應記作品，當時在民間廣泛流傳的基本形態。[30]

2001年8月

（原文題爲《隋唐五代文學與敦煌文獻》，刊《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隋唐五代卷》下編第三章，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