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從漢武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出土簡牘到現在，簡牘帛書一直在陸續出土，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大量簡牘帛書的問世大大地震蕩着學術界，不光國内學者，國外學者也紛紛對出土簡牘帛書進行研究，如日本、美國、法國、瑞典、韓國、英國等國也在積極開展簡牘帛書研究，並産生了一大批可喜的成果。作爲二十世紀文獻“四大發現”之一，已經形成了一門新興的獨立的學科——簡帛學。

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有一段名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此材料，研求問題，則爲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先生這裏是在談敦煌新材料的研究價值，但實際上對於一切新材料來説，都是合適的。並且，在諸多新材料中，簡帛目前已成爲“四大發現”中最“熱”的研究領域，簡帛學已展現出比其他新材料學科更具發展前景的强勁勢頭，所以，凡涉及到與先秦兩漢吴晉文獻材料打交道的任何學科的學者，如若不關注簡帛材料，不知“取此材料”，則爲“未入流”者，爲未入“時代學術之新潮流”者。在“二十一世紀是簡帛學的世紀”的新時代，我們應當認清簡帛巨大的研究價值，高度重視簡帛文獻，密切關注簡帛文獻的研究動態，並積極投身於簡帛研究的行列。

國學大師王國維曾説：“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在簡帛文獻大量問世的今天，我們應當在高度重視簡帛文獻的同時，善於將簡帛文獻與傳世文獻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善於運用“二重證據法”，以進一步深入開展我們的科學研究，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

同其他許多學科一樣，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價值，特别是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價值，往往首先取決於其研究材料的價值，也就是説，選擇研究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研究材料選定得不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是在做無用功(例如僞材料)；反之，經過精心選擇反復論證而確定的材料，則會事半功倍。所以，首先應該選定能客觀地反映所研究時代的語言面貌的文獻材料，來作爲研究材料，衹有這樣的研究纔會具有科學性。然而，傳世文獻尤其是傳世先秦文獻經過兩千多年來長期流傳、反復傳抄，往往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正如太田辰夫先生所言：“中國的材料幾乎都是後時資料，它們特别成爲語言研究的障礙。”但過去由於條件所限等種種原因，漢語史的研究中往往衹注重利用傳世文獻，很少涉及出土文獻。而簡帛文獻大都是“同時資料”或“準同時資料”，並且，簡帛中有不少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的口語性文獻，而越是口語性强的文獻，就越具有語言研究價值，故具有極强的文獻真實性的簡帛文獻，爲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具有傳世文獻無可比擬的重大的語言研究價值。

先秦兩漢是漢語量詞産生、發展的源頭，對於漢語量詞發展史的研究頗具重要意義。但是，由於傳世的先秦兩漢文獻有關量詞的材料太有限等原因，這段時期量詞的研究一直不太令人滿意。現在，大批簡帛文獻材料不斷出土並陸續公佈，爲先秦兩漢量詞的系統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一是出土數量大，據我們初步統計，二十世紀初以來出土的簡帛已達二十二萬枚(件)左右，約七百萬字，這一數字是十分驚人的，是原來完全想象不到的；二是簡帛中有大量的量詞材料，特别是其中不少當時人記當時事的材料(如“遣策”類文獻)中有大量在同期傳世文獻中見不到的量詞。所以，系統地研究簡帛文獻中的量詞，對先秦兩漢吴晉量詞斷代史的研究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書在量詞研究中，選擇地下出土的先秦兩漢簡帛文獻及吴晉簡牘材料作爲主要研究對象，以期使研究結果更具有真實性與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