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零札

陈伟武

本文是笔者释读青铜器铭文材料的一些短札，移录于下，敬祈同道师友指正。

1. 训匜：“牧牛，乃可湛，女（汝）敢（以）乃师讼，女（汝）上先誓。”

李学勤指出：“字读为徂，意思是过去。乃可湛云云，同下文今汝亦既有卪誓云云，前后互相呼应，和今是对义词。乃，训为汝，是主格代名词……湛，在此疑读为堪，堪字有负担的意思，与任字音亦相近。‘乃可湛’，大意即：过去你值得委任。”[1]

今按，“”实当读为“且”而训为若，于此表假设。与下文“今女（汝）亦既又（有）卪誓”确有对待的关系，是一种假设与现实的对待关系，而非过去与现在的对待关系。“且”的类似用法如《庄子·盗跖》：“且子正为名，我正为利。”陆德明音义：“且，假设之辞也。”“”用为“且”的这种用字习惯，一直沿袭到战国楚简。

2. “隹（惟）送先王，茅（苗）搜（畋）猎，于皮（彼）新（土）。”（壶）

李学勤指出：“第卅二行‘惟送先王’，指为王送葬。以下一段，大意是叙述王去世，司马赒在新占土地举行田猎，以所获猎物祭祀王。”[2]汤余惠注：“送，通‘朕’。二字同从关（灷）声，同声通用。”[3]

今按，“送”字毋烦读破，当训为“助”。《孙膑兵法·势备》：“权者，昼多旗，夜多鼓，所以送战也。”笔者曾经指出“送战”就是“助战”；《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孙子占》：“三军将行，其旌旗从容以向前，是为天送，必亟击之，得其大将。”“天送”就是“天助”[4]。壶铭是说司马赒曾助先王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进行田猎活动。

3. “敆（会）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广伐东国。”（史密簋）

吴镇烽读“雚”为观国之“观”，释为“折”，训“屈”，引《战国策》“则周必折而入于韩”为证[5]。张懋镕等读“雚”为“鹳”，以为阵名[6]。王辉认为：“雚应读为，哗也……‘南夷……不折’是说南夷、东夷气势汹汹，大呼小叫，不敬事周王室，而恣意为乱也。”[7]

李学勤说：“铭文‘杞夷、舟夷’下面的‘’字原不从‘言’，‘悊’字原从‘阜’从‘斤’。‘’意思是喧乱，‘悊’的意思是敬。从‘会南夷’以下这一句，是说：适逢南夷中的卢、虎与杞、州两国勾结，作乱不敬，侵扰了周朝的东土。这说明了铭文史事的背景。”[8]

孙敬明说：“灌，或释解作‘观’，地在今山东莘县南部，正确。或释意为‘喧乱’，不可信。不折，多释意为不屈、不服。我以为连读上下文句，不即‘丕’，亦即‘邳’……簋铭之邳，约在滕县。不折，亦即‘丕折’，其或为‘邳’之异称，或为两地并举，若此则‘折’亦即‘析’，折、析古本一字。”[9]以“雚不悊”为古地名，读法与多数学者异，兹不取。

季旭升释为“悊”，又加脚注说：“此字也有可能应该读为‘慎’。参陈剑《说慎》，《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第39—53页。”[10]

今按，史密簋字可隶作“”，不见于字书，可能是“圻”字异体，从阜、斤声。在铭文中不应读为“悊”或径读为“慎”。古玺有“上”之例，陈剑认为：“‘’有可能就是‘慎’的古字。‘慎、顺’古多相通（看《古字通假会典》第90—91页），故又疑‘上’或可读为‘顺上’。”[11]簋铭“雚不”，“雚”字可依多数学者之读，读为“喧”指喧乱，“”读为“顺”，“雚（喧）不（顺）”指诸夷作乱不顺于周王朝的情形。“不（顺）”与西周铜器铭文屡称之“不廷”（如朋戈）、《诗经》《左传》之“不庭”意思相类。

4. 隹（唯）王既尞（燎），氒（厥）伐东夷。（保簋）

张光裕先引用唐钰明的观点说：“氒于甲骨文中多用作代词，商晚及西周早期金文中用法亦大多如此，至西周中期以后，其、氒始有混用之现象。”（原注：“唐钰明：《其、厥考辨》，1988年古文字研究会论文。”）张先生接着说：“氒伐东夷，即指时王有伐东夷之役也。”[12]可知张先生以“氒”为代词作主语。

今按，“氒”当训为“乃、于是”。刘淇《助字辨略》卷五：“厥字，语辞，犹云爰也。”[13]“氒（厥）”用同《诗·大雅·绵》“爰契我龟”之“爰”。训匜：“牧牛则誓。氒（厥）以告吏、吏曶于会。”李学勤认为：“厥字是语首助词，无义……以告吏、吏曶于会，意即将此案件结果记入会簿之中。”[14]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引用李先生说，以为此类“厥”字属语气词，且引《史记·自序》“左邱失明，厥有国语”为证[15]。其实此类“厥”字都应训为“乃、于是”。

5. 其眉寿万年，永（宝贵）用之。（封孙宅盘）

徐宝贵认为：“封孙宅盘铭文‘匋贵’二字的合文作如下形体：（《集成》10154），《金文编》释之为‘宝’，不确。是‘匋’字，在铭文中无疑当读作‘宝’。，当是‘贵’字。从形体上分析，从贝，从。，既不是‘缶’（“匋”字所从之“缶”不作此形），也不是‘玉’，‘玉’字从未有作此形者。此字当是字的声符，其形状象盛器形，应释为‘篑’或‘蒉’字的古字。”[16]

今按，徐先生对“贵”字声符的辨析至为精当，但释为合文似未可从。金文中确有“宝”字与它字合文而不用合文号之例，如“宝用、宝尊”等。不过，诚如徐先生文末所言，“‘宝贵’一词在铜器铭文中仅此一见”[17]。盘铭末句仍当同于金文习见的读法，读为“永（宝）用之”。“宝”是珍贵之物，故可以“贵”为意符。字当析为从贵、匋声，《金文编》释为“宝”字可从。

6. 向寿，莫嚣邵之□（原文此处为□）、司马□（原文此处为□）、政（？）所告。（向寿戈）

飞诺艺术品工作室近年收藏的向寿戈铭文，虞同和宛鹏飞释文如此，并说：“其中的‘之’字原被漏刻，后补在‘所’字右上角。从铭文用字格式来看，这是一件楚国兵器。”[18]

今按，先秦姓名之间含“之”字，本甚常见，只是此处实属误释。“之”字原来补刻在“所”字右上角，当置于“所”字前，“……之所告（造）”犹如其他楚兵铭文称“……之俈（造）戈”（番仲戈）、“……之（造）戈”（许之戈、并戈）、“……之郜（造）”（析君戟）。

7. 隹（唯）王三月初吉丁亥，白（伯）或父乍（作）凡姬□（原文此处为□）宫宝（尊）鼎。凡姬乃亲于宗人曰：“用为女（汝）帝（嫡）彝器。”宗人其用朝夕亯（享）考（孝）于（敵）宗室，肇学前文人，秉德其井（型），用夙夜于帝（嫡）宗室。宗人其迈（万）年子=（子子）孙=（孙孙）永宝用。（宗人鼎）

今按，宗人鼎是曹锦炎新近公布并作精湛考释的一件私人所藏西周铜器。上引释文为曹先生所作。曹先生考释说：“，即‘敵’之本字……敵宗室，即‘敵’氏这一宗族的宗庙。‘敵’若非前人生称之名，则有可能为谥字，后世子孙以其字为氏，先秦文献其例多见。”[19]其实，“宗室”就是铭文下文的“帝宗室”，曹先生考释“帝宗室”至确：“本铭的‘帝宗室’，读为‘嫡宗室’（见上文），指嫡系，即直系亲属的宗室，也就是大宗。”铭文为了避免重复，“嫡宗室”既写成“宗室”，又写成“帝宗室”，这属于“重出字的变形避复”，这类问题，徐宝贵曾有专门的论述，读者可以参看[20]。本铭中前文说“宗人其用朝夕亯（享）考（孝）于宗室”，下文作“用夙夜于帝宗室”，还包含了语词的省略和同义替换。

曹先生指出：“本篇铭文虽然新见词汇甚少，但其所载为宗妇将原属为己所作之鼎改用为宗庙祭享之器，宗人专门为此作铭记事，内容尚属首见。特别是铭文有意识地强调嫡庶观念，这对了解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有一定的帮助。”[21]曹先生对铭文内容性质的揭示非常中肯，只是此类铭文并非首见。裘锡圭曾经赞同叶国庆将春秋晚期铜器陈逆簋、簠视为宗人作器献给大宗的实例（《试论西周宗法封建关系的本质》，《福建师院学报》1956年第3期），并且指出：“结合古代典籍和铜器铭文来看，在典型的宗法制度下，不但小家之长（一般是父亲）和小宗之长是全家和整个小宗之族的财产的支配者，大宗宗子也是整个宗族的财产的支配者。”[22]

附记：小文曾在“出土文献与先秦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香港大学2015年10月17—18日），会后略有修订。王辉君为电子文本校读补字，谨此志谢。

注：

[1]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1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9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3]汤余惠《战国铭文选》第4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4]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第173—17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5]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6]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第7期，第67页。

[7]王辉《史密簋释文考地》，《一粟集》第78页，艺文印书馆2002年。

[8]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第322页，联经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9]孙敬明《史密簋铭笺释》，《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第105页，齐鲁书社2006年。

[10]季旭升《柞伯鼎铭“无殳”小考》，《古文字学论稿》第3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陈剑《说慎》，《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第51页脚注①，线装书局2007年。

[12]张光裕《新见保鼎簋铭试释》，《雪斋学术论文二集》第54页，艺文印书馆2004年。

[13]刘淇《助字辨略》第252页，中华书局1954年。

[14]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匜考释》，《新出青铜器研究》第113—114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15]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第103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16]徐宝贵《金文研究五则》，《古文字学论稿》第9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徐宝贵《金文研究五则》，《古文字学论稿》第10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18]宛鹏飞《飞诺藏金（春秋战国篇）》第13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

[19]曹锦炎《宗人鼎铭文小考》，《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30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0]徐宝贵《商周青铜器铭文避复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21]曹锦炎《宗人鼎铭文小考》，《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30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2]裘锡圭《从几件周代铜器铭文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第132—1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