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释“俞”字的结构

西周金文习见“俞”及“俞”字旁，见《金文编》卷八“俞”字（606页）和卷十“愉”字条下（719页），但商代小臣俞犀尊铭文之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在“俞”字条下，附录中也未见。小臣俞犀尊见于《殷周金文集成》第5990号。小臣俞犀尊之“俞”应该是金文中所见最早的形体，但与《金文编》所收西周中晚期“俞”字形一脉相承，没有大的改变，只是西周中晚期增加了饰笔而已。

两周金文中的“俞”字，清末以来皆隶定为“艅”，释为“俞”。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师艅簋）说：“今案字乃从舟从，即余之异文，余乃之初字，玉笏也，字之较古者作，较晚者作，即之正面形……则侧视形。”

“俞”字也见于甲骨文，据刘钊《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505页）“俞”字作、、、、、等形。甲骨文也有“榆”字，见《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360—361页），作、、、、、、、、、、、、、、、、、、等形。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梌》有详细考释，也隶定为“梌”，释为“榆”。

周按，甲骨文，现在一般隶定为“艅”，释为“俞”。此形释为“俞”字，也得到学界的公认，但右边形体为何却很难解释。这个形体在甲骨文“榆”字中作，但多作、等形，与商末小臣俞尊铭文字形体都接近。然而可以肯定，等形绝不是“余”字，甲骨文“余”字一般作，西周金文作、、、、、等形，形体一脉相承，与“俞”字右部所从区别很大，二者绝不是同一个字。因此，郭沫若释西周金文“俞”字所从之为“”之侧视形，以“余”字为“”之正视形，以、余为一字，显然是不对的。当然，学者习惯将甲骨金文之“俞”隶定为“艅”，也是沿袭清末学者误认了金文中“俞”右部偏旁造成的。因为与字上部相同，就隶定为“余”，现在看是错误的，不如直接释为“俞、榆”字，或隶定为“、”字。

从从令的字凡两见，商末戍铃方彝作、西周穆王班簋作，前者因为是摹本，《金文编》未收，后者《金文编》收于“铃”字条下。校订《金文编》者也未对此条之做出任何评议。无疑学界认为形是“金”字之省，但实际上金文中的“金”字不可能省作形。此形应隶定作“”，在流传至今的字中很难找到与它对应的字体。班簋铭文辞例为“赐”，“”前一字皆释为“铃”，却并非从金的“铃”字。“”所从与“俞”字所从相同可以肯定。

西周初年太保簋有，甲骨文也有字，有人认为“”之省，也为“榆”字。商末其卣有“榆”字作，与甲骨文字同形。省为形似不大可能。肯定为形声字，从木、声，古文字的形声字一般是不省的，如果省为，就不可能读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