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释“虢”的初文结构

西周穆王时班簋“隹（唯）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王令（命）毛白（伯）（更）虢城公服，王立（位），乍（作）亖（四）方亟（極）……”，其中“虢”字作、形[1]，都公认为是“虢”字，《金文编》收录在“虢”字条下[2]。王光永曾介绍1968年凤翔县出土的一个虢爵，柱上铭文为，鋬内铭文为。他定此爵为西周初期器，并考释字说[3]：

柱上两字，第一字左旁为虎形，右旁为攴，合写起来为“”，金文中的偏旁左右可以互易，“”即是虢字……

因虢字寽旁金文有作者，故对虢字的解释颇多争议。虢爵为周初器，可以说明金文虢字早期从攴作，为探讨虢的溯义提供了资料。

周按，王光永认为虢爵之（）为“虢”字初文，此说已为学界所公认。张世超等定甲骨文之、（裘锡圭释为“虣”，“暴虎冯河”之“暴”的本字，谓“象用戈搏虎”），金文为“虢”字初文，并引虢爵为证说：“穆王时器录伯簋亦从攴从虎，惟移虎形于右旁耳。或略早于录伯簋之班簋，其‘虢’字从手持一器具，亦搏虎之意也。后公臣簋字中有形，似即班簋器具形之遗存。”[4]

张世超等也承认班簋之“虢”为“虢”字，但是，据上引班簋“虢”字拓片来看，右侧明显上从虎头下从人形，绝不是“虎”字。甲骨文里有、字，以前多被误认为“虎”字，姚孝遂改释为“”[5]。据此可知，甲骨文里“虎”与“”二形区别很大，前者毕肖虎形，后者皆上从虍下从人形，只是与《说文》篆文“虎”字形体相同，学者遂多误释为“虎”字。其实，到了西周时代，尤其在西周早中期，金文中的“虎”字、“虎”字旁与“”字、“”字旁的区别仍然明显，只是考释诸家多不细察，据《说文》篆文形体把西周金文“”和“”字旁一律当作“虎”和“虎”字旁。当然“虎”和“”到了春秋战国文字，直至《说文》篆文，二者完全同形了，但它们的来源是不同的，一定要时刻有这种观念。上文张世超引用的甲骨文字形体明显是“虎”字旁，裘锡圭释“虣”是可信的，虢爵之“虢”字也明显从虎，应释为“虣（暴）”之异文。但是，班簋之“虢”字从人不从虎，与上列甲骨文及虢爵之“虢”明显不同，右侧可隶定作“”，观察《金文编》“虎”字条下从虎之形体便知，其形体演变如下：

班簋 → 公臣簋 → 虢叔盂 → 吴方彝 → 郑虢仲簋 → 虢叔尊

上列字形中、、等皆为班簋形之省讹，下部从也是班簋连在身体上手形的讹断。至于录伯簋作，右边明显从，不是从虎，左边从攴，当为省上部“爪”形。录伯簋之“虢”字形体虽属穆王时代，但用为“朱虢”字，不可能是“（虣）”字。

总之，班簋之是“虢”字初形，其余形体皆为讹变之形，而所谓虢爵之“虢”实际是“（虣、暴）”字。其辞例为“乍（作）［爵］”，“”用为人名，不是国族名。此爵另有族徽作，虢为姬姓国，文王之后，不可能有族徽，由此可证所谓虢爵之“虢”不是“虢”字，该爵应改称为“（虣）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