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侯谏器组的出土及年代

据发掘简报报道，在随州叶家山墓地的M2中，出土铸有“曾侯谏作媿”铭文的簋2、甗1[2]；在M2西南不远的另一座大墓M28中，出土带有“曾侯谏作媿”铭文的卣2、尊1、壶1、簋2[3]。如曾侯谏作媿甗（M2：1），敞口，方唇，两索状长方形耳立于口沿上；甑、鬲联体，甑腹较深，斜腹壁内收，束腰，下有三柱状空心足；甑颈部饰一周由三个变形兽面纹组成的纹带，三柱足之上的鬲腹鼓突部各饰一组解构兽面纹，均无地纹。甑腹内壁有铸款铭文2行7字：曾侯谏作/媿宝彝（图一）。

图一　曾侯谏作媿甗（M2：1）

又曾侯谏作媿尊（M28：174），器体呈圆筒状，喇叭形口，方唇，长颈，腹部略鼓而较浅，高圈足外撇；在颈部偏下和圈足上部各饰两周平行凸弦纹，上、下腹部各饰一周以云雷纹衬底、以对称高浮雕兽头为中心的两组凤鸟纹，每组有顾首凤纹与小鸟纹各一对。器内底铸有铭文2行8字：曾侯谏作/媿宝尊彝（图二）。

图二　曾侯谏作媿尊（M28：174）

分别出于这两座墓葬的4件铜簋，器物大小、纹饰图案和铭文布局相同，均作侈口、卷沿、尖方唇，颈略束，弧腹、圜底，圈足较高；两侧有对称的兽头形半环耳，下有长方形垂珥；在颈部的两耳之间的中间位置，有一对称的兽首，以兽首为中心分布有四组两两相从的小鸟纹；腹部为竖楞纹，圈足纹饰与颈部纹饰相近，只是将两兽首改为两个竖向短扉棱。器内底铸有铭文2行8字：曾侯谏作/媿宝尊彝（图三）。

图三　曾侯谏作媿簋

这9件青铜器，形制特征明显、纹饰风格相似、铭文内容基本一致，均为曾侯谏为其夫人“媿”所作，原本应是同一套礼器，当因特殊的关系或原因而归属于不同的主人，然后又随葬入该墓地相近的两座墓中。

对于叶家山西周墓地几座大墓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掘简报曾作过一些分析、推测：整个墓地基本以三组大墓为中心布局，其中M65、M2为一组呈东西向前后排列，处于墓地偏北的位置；M28、M27为一组，居中；M111与M50或M46为一组，处于墓地偏南。三组中位于西边的M65、M28和M111三座墓葬处于南北同一条直线上，规模均较其同组西边的三座墓葬要大一些，尤其是M28与M111，在墓坑西部都有一条斜坡墓道，显示其主墓的身份和地位。从随葬器物的组合与特征来看，位于北边的M65和M2一组的时代较早，居于墓地中部的M28和M27时代略晚，位置偏南的M111和M50或M46的时代在三组大墓中时代最晚，由此可见该墓地当时大致是从早到晚由北向南逐步埋葬的。

从墓葬规模、随葬器物尤其是青铜礼器的多少与组合，以及铭文内容分析，随州叶家山墓地中的三组大墓应该是西周早期三代曾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其中M65的墓主当是铭文所载的“曾侯谏”，M2的主人当是曾侯谏夫人“媿”，这组墓的下葬年代约在西周早期的康王时期。M28的主人，当是曾侯谏之后的另一位曾侯，结合墓中随葬有多件“曾侯谏”与“曾侯谏作媿”铭文的青铜礼器推测，这位曾侯可能是曾侯谏与媿的儿子，因而其父及其父为其母所作的器物较多地出现于其墓中。此组墓葬的年代，当在西周早期偏晚的昭王时期，可能属于昭王的前期。M111为曾侯犺之墓，是该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其墓坑规模大，出土随葬器物最多，但时代要晚于M65和M28，部分学者认为当在昭王的晚期[4]，我认为也不排除下至昭、穆之际或穆王初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