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学术界有一种认识，以为用字形书体来断代不大靠得住，于是轻视铭文的断代作用。其实，铭文字体对于青铜器的断代作用是很明显的，如以下几个同人所作青铜器的例子：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三年壶（《商周》12441—12442）与十三年壶（《商周》12436—12437）[2]，两器的制作年代相隔仅仅十年，按照我们以前的认识，器物在短短十年中似乎难有变化。但是仔细比较两者的铭文字形书体之后，还是发现了两者的不同点：首先后者较前者行款更为整齐；其次后者字形更接近西周晚期写法。如“王”字，前者“王”字下面一横的两端翘起，是早期写法（如穆王时的遹簋，《商周》05237）的残余，而后者下面一横平正，与晚期虢季子白盘相同。又如“宝”字，前者贝部下端不封口，两小竖很短，这种写法多见于西周中期前段，如伯盂（《商周》06222）。而后者贝部下端封口，两竖较长，已经接近小篆“贝”字的写法了。这说明仅仅过了十年，文字就开始有所变化了。

器除了上述4件壶之外，还有缺少纪年的爵、鼎、簋、、钟诸器。爵（《商周》08449—08451）铭文字形书体与其他器都有差别，可能是年代最早的器。鼎（《商周》02369）的铭文字形书体与十三年壶近。簋（《商周》05189—05196）铭文字体与十三年壶接近，“宝”字贝部下端封口，两竖较长。（《商周》05671—05672）“宝”字的写法比三年壶还要早，“王”字下面一横虽然平正，但与竖画交界处形成三角形粗笔，也是早期写法的遗风。在14件钟（《商周》15592—15605）中，出现“宝”字的有6件，其中2件贝部下端封口，4件不封口，可见处在演变当中，年代介乎三年壶与十三年壶之间。总而言之，器的年代顺序大约是：爵、、鼎、簋、三年壶、钟、十三年壶。

与壶十分相似的例子是元年师簋（《商周》05331—05334）和五年师簋（《商周》05248—05250）。如“王”字，前者“王”字下面一横的两端翘起，如同三年壶，而后者下面一横平正，如同十三年壶。如“宝”字，前者贝部下端不封口，两小竖很短，与三年壶相近，而后者贝部下端封口与十三年壶相近。这说明仅仅过了不到五年，文字就开始有所变化了。将元年师簋和五年师簋的器型、纹饰作比较，前者是簋腹倾垂，小耳铺首衔环，饰分尾鸟纹，后者是鼓腹、大耳，饰窃曲纹，缺少可比性，无法确定何者年代早，何者年代稍晚。但是铭文字形书体泄露了两者年龄的差异，这岂不显示出文字断代的作用吗？

还有一组师兑簋，也很有意思。元年师兑簋2件（《商周》05324—05325），三年师兑簋2件（《商周》05374—05375），七年师兑簋1件（《商周》05302），从器形、纹饰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文字方面显现出一些不同。如“王”字，元年师兑簋“王”字下面一横的两端翘起，而七年师兑簋“王”字下面一横则比较平正，三年师兑簋的“王”字写法处于二者之间，盖铭的“王”字像七年师兑簋，器铭的“王”字像元年师兑簋。

关于青铜器制作的年代，绝大部分学者认为，青铜器制作在铭文所记事件发生后不久，如果像上述铭文有纪年的话，应该就是那一年铸造的。不过，也有人认为青铜器铸造的时间离铭文所记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去甚远，作者是在追记往昔的辉煌。如此说来，有纪年的铭文对于断代研究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非也。以上所举纪年铭文显示，无论其内容与形式（字形书体），都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完成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是一批很好的断代研究资料。那种认为铭文是对往昔事件追记的说法，出自臆想，缺乏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