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忠林同志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秦至汉初历法研究》就要出版了，承他相请，要我在前边写几句话。屡辞而不获，就权且谈一下自己的几点认识吧。
我和忠林同志相识已经有近十年时间了。大约是在2007年，南京大学范毓周先生来信，介绍刚刚取得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忠林同志来四川大学做博士后，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就开始了。
进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题。当时有许多博士后都愿意继续原先博士论文的方向，我也和忠林同志谈过这个想法，但他却坚持要暂时搁置博士论文的商周军事制度研究，从先秦转入秦汉，从自己熟悉的甲骨金文材料和兵制史转向新的领域：以出土简牍资料和科技史为研究方向。经过讨论，最终将他的出站报告选题定在了秦至汉初的历法，材料主要是出土简牍。我以前也做过一些甲骨金文断代的研究工作，深知其中的艰难。
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的春天，忠林同志给我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周家台秦简历谱校正的，一篇是关于秦和汉初历法置闰规则的。接着就发生了“5.12”大地震，川大的基础设施破坏比较严重，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也不正常，许多人都在体育馆过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忠林同志心无旁骛，锐意进取，在暑假前后分两次向我提交了《秦至汉初（前246至前104年）历法研究》和《周家台秦简历谱系年与秦时期历法》两篇论文。至此，他的整个研究框架基本成型，最终形成了书稿《秦至汉初历法研究》。当年年底他以出站报告为题的项目也获得了博士后科学基金的支持。
关于从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到汉武帝太初改历（前104年）之间的历法，虽说《史记》、《汉书》中有汉初“袭秦正朔”, “用秦之颛顼历”这样的记载，但验之出土历简，却往往不合。实际上，早在宋代的刘羲叟、清代的汪曰桢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简牍历朔资料的不断发现，一大批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热烈讨论过这个问题，基本上形成了两派：一派以史书中“用秦之颛顼历”的记载为信史，不断修改朔小余的进朔数值，前后分别使用过470、441、499（分母均为940），这一派的学者较多；另一派则是以出土历简为中心，通过数学计算来推求当时历法的主要参数，这一派主要以张培瑜先生为代表。
应该说忠林同志的研究是以数学计算为主的，但是他能很好地与历史记载联系，得到的一些结论往往能与其他或后出的资料暗合，孤明先发，引人瞩目。比如，他推算得到秦时期历法的一个蔀首（具有历元近距的性质）恰恰在秦孝公元年（前361年）。秦孝公曾迁都咸阳，变法改革，在秦人的发展历史中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联系秦汉时人的天命思想，秦时期历法设元在孝公元年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了。再有，出土简牍中有一种具有记事簿册性质的文本，上面书有一年的日干支和月序，以前大都认为这就是《历谱》，并把月名下面的干支当成当月朔干支。忠林同志对周家台秦简历谱和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分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这类文书并不是历谱，其月名下的日干支是否为朔干支需要具体讨论，不可盲目认定。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出现之前，他曾利用周家台秦简历谱给出了秦始皇三十五年全年朔干支，事后被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卅五年质日》证明是正确的。
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就在于事前给出准确的结论，事后被证实或证伪。而不断证伪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忠林同志对秦至汉初历法的若干认识是在《里耶秦简（壹）》出版前作出的，目前看来尚未发现不符。希望他的结论能够经受得住更多出土历朔资料的检验，也希望他在科技史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2015年3月23日于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