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陈代文学生成的历史文化环境

陈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陈代历史文化土壤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如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其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一 梁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及其影响

梁太清元年（547）二月，梁武帝不顾朝臣反对，接纳侯景入梁，并封其为河南王。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暗中勾结野心篡位的梁武帝之侄萧正德作内应发动叛乱，领兵南下，“寇王城”、“围天阙”。梁朝统治者颇不得人心，梁末以来，“人人厌苦，家家思乱”, “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 “有梁之季，政刑废缺，条纲弛紊，僭盗荐兴，役赋征徭，尤为烦刻”。侯景军队逼近建康之时，梁朝“户口徒众，不见死战之士；宠遇虽多，宁有报恩之士”，太子萧纲受命募军，数日之内竟然“莫有应募者”。因此，侯景军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易若转圜，万里靡沸，四方瓦解”。

侯景之乱持续长达四年，不久后又发生了江陵之陷，这些都极大破坏了萧梁政权，成为南朝社会发展的分水岭。陈寅恪先生说：“侯景之乱，不仅于南朝政治上为巨变，并在江东社会上，亦为一划分时期之大事。”侯景之乱削弱了南朝的军事实力，严重损害了其经济社会发展。《梁书·侯景传》曰：“景又攻东府城，设百尺楼车，钩城堞尽落，城遂陷。景使其仪同卢晖略率数千人，持长刀夹城门，悉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贼交兵杀之，死者二千余人”, “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在侯景军与援军对峙时，“城中疾疫，死者大半”，致使“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魏书·岛夷萧衍传》曰：“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为景军人所掠，或自相卖鬻，漂流入国者盖以数十万口，加以饥馑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为丘墟矣。”

侯景之乱使得江左政权“疆土愈蹙”。《隋书·地理志》曰：“逮于陈氏，土宇弥蹙，西亡蜀、汉，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廿二史札记》卷十二“南朝陈地最小”条曰：“按三国时孙吴之地，初只江东六郡，渐及闽、粤，后取荆州，始有江陵、长沙、武陵、桂阳等地，而夔府以西属蜀也，其江北之地亦只有濡须坞，其余则皆属魏。陈地略与之相似，而荆州旧统内江陵又为后梁所占，是其地又小于孙吴时。”陈朝只剩下江左以南和淮南江北的一些地方了，是南朝疆域面积最小的时期。侯景之乱后，很多衣冠士人辗转逃往江陵，西魏破江陵之后，阖城被虏入关。《周书·文帝纪》曰：“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周书·于谨传》亦曰：“虏其男女十余万人。”

梁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得“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对文士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侯景之乱造成“百僚奔散”, “衣冠士族，四出奔散”，萧悫、袁奭、朱才、颜之推等相继入北齐，而徐陵、江旰等则是因出使北方而被拘留不遣的。留守在江南的文士或避难崎岖，流寓他乡，如江总“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 “流寓岭南积岁”，张讥“崎岖避难”，谢岐“流寓东阳”；或归隐乡里，如刘之遴“避难还乡”，陆琼“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岑之敬“乃与众辞诀，归乡里”。而江陵之陷使得梁朝文士如王褒、宗懔、殷不害、王克、刘钰、颜之仪、刘臻、沈炯等被掳至长安，造成了南方文士的大迁徙。《周书·王褒传》曰：“褒与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俱至长安。太祖喜曰：‘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庾信则因江陵之陷而被拘不遣。

梁末动荡的社会境况使得入陈后的文士每念及此痛心不已。如阴铿《游巴陵空寺诗》:“日宫朝绝磬，月殿夕无扉。网交双树叶，轮断七灯辉。香尽奁犹馥，幡尘画渐微。借问将何见，风气动天衣。”是他入陈后游历破败之迹时的无限悲怆之感。《登武昌岸望诗》:“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烟芜遂若此，当不为能居。”是他入陈后登临武昌江岸时对侯景乱军破坏武昌城的悲凉慨叹。沈炯《长安还至方山怆然自伤诗》虽为南归后所作，“犹疑屯虏骑，尚畏值胡兵。空村余拱木，废邑有颓城”表现了作者心有余悸、恍若隔世之感。贺力牧《乱后别苏州人诗》同样抒写了侯景之乱后诗人的泣血悲走之苦，诗作中“徘徊睇阊阖，怅望极姑苏”, “慨矣嗟荒运，悲哉惜霸图”, “言离已惆怅，念别更踟蹰”等真切描述了作者乱后离别时徘徊、怅茫的无限苦痛。

二 陈代的政局与陈宣帝的北伐

柏杨先生《中国人史纲》曰：“陈帝国是南北朝唯一没有出过暴君的政权。”陈霸先内有梁代残遗力量割据，外有北齐的威逼，面对此境，他提出“务在廉平”的主张。文帝陈蒨“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诏令：“维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他整顿吏治，注重农桑，使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国势也比较强盛。《陈书》魏徵论曰：“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德刑并用，戡济艰虞，群凶授首，强邻震慑。”宣帝陈顼继位后，“亲耕籍田”, “旰食早衣”，鼓励农业生产，曾多次发布诏令“蠲其徭赋”，减免赋税、劝课农桑，社会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南史》史臣论曰：“陈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经过文帝、宣帝两朝的治理，江南经济又呈现出“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勃勃生机，一时形成了“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的局面。陈后主固然昏庸，但从其执政形式、方式来看，他绝不是个暴君，只是一个“荒于酒色，不恤政事”的昏君，他最大的问题是“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使得陈代“政刑日紊，尸素盈朝”, “上下相蒙，众叛亲离”，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有言之者，辄以罪斥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

同时，文宣两帝又是具有一定作为和开拓意识的君主。文帝永定三年（559）即位后，命侯瑱、侯安都在建康、芜湖讨伐萧庄、王琳势力，致使支持王琳的北齐“军士溺死者十二三，余皆弃船登岸，为陈军所杀殆尽”，王琳、萧庄兵败后逃往北齐。此后，文帝又先后削平了豫章、临川、东阳、晋安等地方势力，取得了江南各地的社会稳定。宣帝太建元年（569）即位后，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受脤兴戎”, “无忘武备”。经过几年的准备，太建五年（573）三月，陈宣帝“分命众军北伐”，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太建北伐战争。大将吴明彻兵分两路向北齐展开攻势，先克历阳、秦郡，之后攻占合肥、寿阳等地，太建七年，进攻彭城，军至吕梁，齐援兵彭城“前后至者数万，明彻又大破之”，至此陈军尽复江北、淮泗之地。魏徵论曰：“（陈宣帝）扬旆分麾，风行电扫，辟土千里，奄有淮、泗，战胜攻取之势，近古未之有也。”太建九年十月，会周氏灭齐，陈宣帝即乘机争夺徐、兖之地，诏明彻进军北伐，“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众拒战，明彻频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复敢出”。

陈军以无比强劲之势一路北上，所向披靡，捷报频传，举国上下欢娱庆贺。《陈书·宣帝纪》载，太建六年正月壬戌，诏曰：“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一物乖方，夕惕犹厉，六合未混，旰食弥忧。朕嗣纂鸿基，思弘经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谋，命将兴师，大拯沦溺。灰琯未周，凯捷相继，拓地数千，连城将百。”太建七年闰九月壬辰，吴明彻大破齐军于吕梁，“丁未，舆驾幸乐游苑，采甘露，宴群臣”。太建八年四月甲寅，又诏曰：“元戎凯旋，群师振旅，旌功策赏，宜有飨宴。今月十七日，可幸乐游苑，设丝竹之乐，大会文武。”

陈代的北伐战争使得国内“千金日损，府帑未充，民疲征赋”，面对此境，陈宣帝没有采取“安民保境，寝兵复约，然后广募英奇，顺时而动”的建议，继续强势北伐。太建十年二月甲子，“北讨众军败绩于吕梁，司空吴明彻及将卒已下，并为周军所获”，以致“陈人通国上下摇心”。此后，陈宣帝“分命众军以备周”，实行守势战略，周朝则乘胜反击，太建十一年，在北周的屡屡攻取之下，陈之“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州，并自拔还京师。谯、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尽没于周矣”。太建十四年正月陈宣帝去世时，陈“众军并缘江防守”，自此之后，陈朝撤军江南，采取守势策略。

陈代北伐失败后，周人把疆界全线推展到了长江北岸，使得陈代的疆界又回复到了开国之初的状态。《陈书·宣帝纪》曰：“（宣帝）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陈代北伐失败后，使得士人们残存的一些自信彻底丧失。陈后主继位后，“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陈代被颓丧之气所笼罩，以致亡国。

三 士族地位的急剧衰退与庶族地位的逐步崛起

门阀士族阶层自东汉起历经魏晋不断强化，形成了比较典型的门阀政治，迅速演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庶族几乎没有仕进的机会。然而，自从刘宋之后，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衰落，庶族阶层的权势得到一步步加强。陈寅恪先生说：“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侯景之乱“推动了南朝奴隶解放运动和南朝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造成了南朝后期统治集团民族成分与士庶阶层数量比重的变化”。

侯景之乱使得江南士族受到重大打击，门阀士族力量急剧衰减。《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曰：“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争尚豪华，粮无半年之储，常资四方委输。自景作乱，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侯景之乱前百姓竞相豪奢，侯景之乱导致建康城百姓的日常之用枯竭，豪门大族饿死沟壑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纪》又曰：“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天灾人祸使得江南门阀士族的命运产生了巨变。侯景之乱前“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士族“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 “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沉湎于歌舞升平、安逸享乐之中。侯景之乱致使宽松优裕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随之灰飞烟灭，昔日的优游荣耀已成为过眼云烟，国危、世乱、民苦的局面对士族阶层造成了强烈冲击。《颜氏家训·涉务》曰：“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侯景之乱造成了梁末陈初文士命运的巨大变迁。《北齐书·颜之推传》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这场变故使得南迁的王、谢二姓及江南的朱、张、顾、陆等高门士族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学术和文艺上都不再具有重要地位，南朝200余年的士族政治到此结束。

与此同时，出身低微的地方豪族势力在战争中逐步崛起，成为统御陈代的主体力量。《陈书》卷三十五末史臣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他们或“率兵入援建邺，因而坐拥大兵”，或“势力强迫，取代其位”。据朱大渭先生统计，梁末陈初，通过侯景之乱进入统治阶层的庶族当权者，少数民族豪绅有十五人，汉族出身的庶族地主有十一人，汉族出身的平民八人，共计三十四人，而高门世族地主出身者仅十二人。到此，士庶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陈寅恪先生认为：“梁陈之交，是南朝政治史上的一个大变化的时代，楚子集团的时期结束了，士族的历史结束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南方蛮族中的土豪洞主，纷纷登上了政治舞台。陈朝便是依恃南方土著的豪族建立的。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的大变动。”庶族们多聚敛文士以附庸风雅，他们以文会友，互相交流、唱和，对于陈代文学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曹道衡先生认为：“这些人物的出现不但标志着学术和文艺逐渐脱离了高门士族独占的局面，而且作家籍贯及作品描写的景色也有所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