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及形成

从东亚视阈汉语音韵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作为中国的一个区域，加上两岸政治性分离等因素，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和形成的道路比较曲折，各种学术思潮交融汇聚，跌宕起伏，色彩斑斓，个性特征突出，这是必须承认的。

一、台湾汉语音韵学的发端

（一）“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原则性观念

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1965）并不是以研究汉语音韵学史为目标的著作，但以中国国语运动历史发展大格局论述台湾国语运动时涉及了一些汉语音韵学史文献。其上编就是整个中国国语运动史，其中第一章“民国以前国语史上的几件大事”基本上都和汉语音韵学史有关，比如“从孔子推行‘雅言’说起、南北朝的‘正音’运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清初的正音书院”等。而下编才是台湾的国语运动史，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讲起。这说明，方师铎意识中的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与中国大陆汉语音韵学史彼此关联，是个统一体，“大中国”的原则性观念十分清楚。

林尹《中国声韵学通论》（1956/2006）依据钱玄同的意见，以“声韵随时代而变迁”的基本认识为前提，对中国汉语音韵学进行了明确分期。林尹认为，中国汉语音韵学有六个时期，最早从公元前11世纪算起，第一期称之为周秦时期，以下依次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11—16页）。这是以汉字字音之变迁为线索谈中国音韵学历史，不是我们所讲的汉语音韵学史分期，他的分期应该等同于汉语语音史分期；但有一点须要肯定，即其中中国“大一统”观念的有力体现。把台湾汉语语音史变迁纳入中国汉语语音史范围中观察，根本原则非常明确。

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1973/1980）“声韵”部分，论及1949年以后中国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时，偶尔以“大陆”和“台湾”分别说明，比如“在大陆，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在《中国语文》1957年10月号和1959年7月号，先后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正续两编……在台湾，齐铁恨编著《同义异读单字研究》”（26页）。看得出来，他开始注意汉语音韵学研究两岸的各自特点，但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观察与总结。

陈新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1973）是把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史放在民国以来中国汉语音韵学研究进程中考察的。他以“《切韵》学、古音学、等韵学”为主轴，将1912年到1972年中国汉语音韵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涉及各位学者的研究，评述简洁得当，析论有理有据，目光敏锐，思路清晰，俨然六十年中国汉语音韵学简史。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虽占据重要地位，但融于中国汉语音韵学整体之中，绝没有游离其外，这就充分肯定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作为中国汉语音韵学史一个显要组成部分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也就是说，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为中国汉语音韵学史增添了极具光彩的耀眼色调，为中国汉语音韵学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论及《切韵》学，周祖谟之后，叙及董同龢《中国语音学史》声母研究成果，然后是李荣的《〈切韵〉音系》（3—55页）；论及古音学，议及陆志韦《古音说略》之后，再谈就是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认为其“大致根据高本汉氏《汉文典》所构拟之音韵系统，参以以后各家修正之说……分上古单纯声母为三十六，韵部为二十二”，接着就是王力《汉语史稿》的“阴阳入三分”理论，还有与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关系密切的李方桂、周法高的观点（55—104页）；而等韵学以黄侃四等定义为起始，高本汉依据江永《四声切韵表》而假定四等区别拟音为接续，进而，罗常培、赵荫棠、王力等研究赫然纸上，许世瑛《等韵一得》、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切韵指掌图诸问题》以及高明《嘉吉元年本〈韵镜〉跋》《〈韵镜〉研究》，还有陈新雄对自己的弟子林庆勋有关《切韵指南》和《切音指南》比较研究等台湾学者成果的论述也成为关键一环（104—118页）。台湾学者成果与大陆学者成果浑然一体，不分彼此，可见陈新雄“大中国汉语音韵学史”观念确实十分突出，很显然，他认为台湾学者成果是中国汉语音韵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陈新雄所表明的观点，就是我们认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发端和形成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台湾汉语音韵学史的基本原则。

（二）小川尚义并非“台湾语言学先驱”

也有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小川尚义是台湾汉语语言学的真正开拓者，因此把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起始时间从1896年小川尚义到台湾时算起。如张学谦、吕美亲《台语文运动访谈暨史料汇编》（2008）专门设置“台湾语言学的奠基者”一节来介绍他的贡献（29—36页），其台湾语言学鼻祖的地位赫然耸立。事实上，日本占据台湾之前，台湾汉语音韵学的学术活动早就已经展开，小川尚义应该不是台湾语言学的开拓者，张学谦等学者的看法是存在着一定的缺憾的。传统小学韵书、闽南话辞书、汉语官话推广教科书，都构成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主旋律。《台语文运动访谈暨史料汇编》也提到，早在1873年，英国人杜嘉德已经编写了《厦英大辞典》并传到了台湾，得到广泛应用。1891年，加拿大人马偕在台湾编写了《中西字典》，这部辞典用罗马字记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欧美学者语音描写的基本能力。这都是明显的证据。

张学谦、吕美亲（2008）把闽南话作为台湾“独立性”的语言来对待，隔断了它与汉语其他区域方言血肉相连的关系，显然是为很少一部分人“台湾语”政治意识服务的，是想让人们再次掉入日本侵占台湾时所强调的闽南话为“台湾语”的陷阱，重蹈殖民语言策略的覆辙。比如该书第2页论述道：“虽然‘台语’（闽南话）是大部分台湾人所使用的语言，然而，它也始终没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官话语言的排挤。”其实，不独在台湾的闽南话，就是在台湾之外的汉语方言土语也是不能获得绝对“正统”的官方书面语言地位的。这是因为，在当时清朝大江南北，东西疆域都通行着一个大家广泛认可的汉语官话书面语。在当时上流社会，比如清廷，流行着汉语官话口语，有人认为这个汉语官话口语就是北京官话，还有人认为是南京官话。不论如何，当时的汉语官话通语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是肯定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疆域范围内的一部分也不会例外。当然，在强调使用汉语官话之外，清朝政府并没有降低闽南话作为汉语区域方言通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是尊重它的存在和实际意义，这是为历史文献所证明了的；但切不可把这一点作为台湾“语言独立”的一种证据来对待。必须看到，与此同时，汉语官方书面语仍然以文言语体作为台湾区域汉语交流工具，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汉语官方书面语也必然存在着。2010年7月27日，在北京前门台湾会馆举行的座谈会上，来自台湾的戚嘉林博士拿来了一份从台湾的图书馆找到的文史资料，即清朝末年1883年台湾道台刘敖呈送给福建省的公文，证明了台湾早期教育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这和大陆是一样的。如此，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小学存在，当然也包括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存在，就是确然的事实了。比如韵书的使用和传播就是如此。

其他一些学者对小川尚义学术贡献的认识也有拔高之嫌。比如洪惟仁提出“小川尚义是汉字音比较研究的开拓者”，这显然是就他和台湾的汉语方言研究相关工作而言的。但我们认为，并不能理解为，在他之前世界各国就没有学者进行过汉字音比较研究工作。小川尚义之前，利用罗马字标记和构拟汉语中古音的日本学者不少，比如大岛正健就在1898年做过这项工作，其《汉音吴音和支那音的比较》系列论文（1898—1899）涉及了《韵镜》音系的拟定，并和许多汉语方言语音进行比较。猪狩幸之助《汉文典》（1898）同样是较早论及汉字音比较的著作，其“序论”和“凡例”说（原为日文，这里是笔者所译）：

论及音义，每个汉字存在着固有音义，但每个字一音一义的现象很少，一字数音、一音数义、多音多义很多，却带来了一些学者在解释上的谬误。《字汇》区别本音和别音；《音韵日月灯》“韵母卷”，在每个字的右侧，以“众（一字数音）独（一字一音）之字”加以区别。论及四声，中国之外学者认为是汉字字音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五音集韵》则区别六声：上平、中平、下平、上声、去声、入声。描述了中国各地“四声的分布”情况。论及字音，自古以来，字音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化次序应该证之于书面文献（文书），杨升庵、顾炎武、吕维祺、江永等十分严密，但有隔靴搔痒之感，古韵今韵之别、通韵叶韵之说、等韵等应该论及。加上本土之音，有日本汉音、吴音，朝鲜音，安南音四音，无论如何，是比较研究的好材料。此外，中国各地“土音”不同，亦不可等闲视之。广东、厦门等方音与古代字音相近。近来欧人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

汉字音比较意识明确。

猪狩幸之助（1898）所附《〈韵镜〉解释》中古音拟音更能说明问题。《〈韵镜〉解释》“三十六字母条”（102—104页）在解释“三十六字母来源”时，用了《音韵日月灯》的说法，即李唐之际僧人创立悉昙字母，后来守温和尚增加了娘床帮滂微奉六母。在“悉昙体文以及遍口表”之后，对三十六字母用罗马字进行了拟音（[ ]号中是猪狩幸之助拟音，（）号中是小川尚义拟音），即：

猪狩幸之助还解释说，唇音第三等，舌齿两音第三、第四等称之为“轻母”，其余称之为“重母”，考虑了三等韵构拟的特殊性。

《〈韵镜〉解释》“二百六韵”条涉及“内外传、开合口、四等、三内、四声”等问题。具体拟音，入声字用[p][t][k]表示，闭口韵尾用[m]表示，对四十三转也用罗马字进行了拟音，[ng][n][m]鼻音韵尾分明。在“本朝（即日本）音韵学史”一节中，以1265年唐本《韵镜》传入南都转经院库中为研究起始时间，中经文雄《磨光韵镜》、太田全斋《汉吴音图》，到冈本保孝《〈韵镜〉考》得以完成《韵镜》基本研究体系建构。这个回溯实际上是论述了《韵镜》音构拟的历史，也表明猪狩幸之助《韵镜》音构拟是继承前人几百年的研究成果，不是空穴来风。19世纪末，欧美历史语言学理论已经传入到了日本，欧美学者对汉语历史语音研究的模式也引起了日本《韵镜》研究者的兴趣。比如对外国学者，猪狩幸之助专列“ヲルピセリ（Volpicelli，沃尔皮切利）《古韵考》（1896年）”条加以介绍（120页）。他说，Volpicelli（沃尔皮切利）依据《康熙字典》卷首“第二等韵二十四表”（即《切音指南》）探求中古音，同时利用了ガイル（卡尔）氏《字书》以及Dr.Mateer（美国人狄考文）氏的Mandarin Lesson（可能是其《官话类编》之外的汉语课本）等书。Mateer（狄考文）氏辑集中国各地11种方言以及朝鲜、日本、越南3种语音资料，四万余言。如此，猪狩幸之助断定，开发收闭四等并非随着四声字音发生变化而分类，依据南方“土音”统计发现，实际上，《韵镜》四等字音显示[o][a][e][i]四个元音。其平声56音拟音也十分整齐（123页）。

由此可见，猪狩幸之助研究汉语中古音，一方面依据《韵镜》及《广韵》文献，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欧美学者研究《切音指南》（高本汉研究汉语中古音不是利用《韵镜》，也是用了《切音指南》，属于《切韵指南》系列），以及他们所搜集的11种方言及日本、越南、朝鲜汉字音成果文献。理论与方法明确，文献也很丰富，总计14种，比小川尚义《韵镜》研究还多了一种。《〈韵镜〉解释》早于小川尚义著作9年发表，其拟音效果一点也不逊于小川尚义。可以说，小川尚义是在猪狩幸之助、大岛正健等学者基础之上研究汉语中古音的，其学术理论来源十分清楚。由此，许多学者所称颂的小川尚义汉语中古音研究贡献，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发现或发明，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几百年来日本学者研究《韵镜》语音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其《韵镜》拟音模式早就形成了。如此，小川尚义研究《韵镜》语音的理论与方法模式原型是清楚的。

与小川尚义同时代的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1908年发表了《现代支那语学》一书，全面地论述汉字音比较理论，涉及了许多中国方言，其系统性也超出了小川尚义。稍后于小川尚义对《韵镜》中古音拟音最为突出的日本学者是佐藤仁之助《速成应用汉学捷径》（1910）和大岛正健《韵镜音韵考》（1912）。

佐藤仁之助（1910）第五篇《音韵》内容非常丰富。该篇分5章讨论：音韵沿革、四声、古韵、反切、《韵镜》，第五章《韵镜》又分12节：三十六字母、内转外转、韵图空窠、去声寄此、借韵、清浊、开音合音开合音、四等、十六摄、切字法、字音种类、字音类别。其三十六字母拟音如下（97页，[ ]号中是佐藤仁之助拟音，（）号中是小川尚义拟音）：

与猪狩幸之助《汉文典》附录《〈韵镜〉解释》“三十六字母条”拟音一样。其“字音类别”讨论吴音、汉音、唐音拟音问题，可谓细致入微（128—150页）。

大岛正健（1912）分8章：七音考、内转外转之解、开转合转之解、等韵直拗之说、二百六韵考、音韵图使用法及汉吴音还原法、《韵镜》和假名遣、《韵镜》和反切法。其“七音考”也涉及三十六字母拟音（1—3页，[ ]号中是大岛正健拟音，（）号中是小川尚义拟音）：

大岛正健拟音根据说明比较详细，比如对匣母的解释（9—10页，原为日文，这里是笔者所译）：

匣母相对于影母之清是浊音。但仅仅依赖于影母“韵性”，还是不得其“浊”之意。征之于江南音，匣母所属字，如鞋之[a‘]、痕之[en‘]、下之[o‘]，在“母韵”的左肩附加上送气符号。匣母应该称之为影母的次清音。听中国送气音，浑然如浊音，区分喉音清浊，匣母应归属于浊音。我国吴音，于此类似，下之ゲ、此行之ギヤウ、降之ゴウ，记为浊音是定则。另外，再如会之ヱ音、和之ワ音、横之ワウ注音，在发合口音时，其尽写于和行（ワ）的假名。综合古今音考虑，给匣母拟音，就在影母[i]附加上送气符号，即是[i‘]，表示是浊音。在官话中，匣和晓等同，都是[h]。见之于韵书记载的晓匣双飞，以及晓匣往来等名目，表示两者具有混同的倾向。我国汉音，两者一起写上加行的假名。为何影晓为清？因为晓比影“硬声”。匣已经成为变态之浊，为何晓成为变态之次清？应该自有其理由。《玉篇指南》《韵学集成》《康熙字典》都归在次清。按，晓变为清，到后世失去了“送气之力”，而匣比晓则锐气更盛，就成为浊声。《中原雅音》晓匣为一，是元代大都之音。如官话、如广东音，应该属于这个系统。

大岛正健构拟匣母，不但有文献依据，而且还从发音机理上考虑是否合理，所表现的分析特征具有明显的《韵镜》语音理论承传的倾向性。这与猪狩幸之助（1898）附录《〈韵镜〉解释》“三十六字母条”大部分拟音一样，也存在着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小川尚义《韵镜》研究与其稍后学者《韵镜》中古音构拟相似性十分明显，这足可以证明，日本学者《韵镜》中古音拟音的超稳定性特点，决定着拟音的主流方向，真的是难能可贵。挖掘出这一线索十分重要，确实颠覆了一些学者所认定的小川尚义《韵镜》中古音构拟无学术源头而独创之说，引导学者们回归小川尚义《韵镜》中古音构拟本真面目的道路上来，意义不凡。

洪惟仁（1994）还说，日本的现代汉语音韵学是从1937年岩村忍、鱼返善雄合译高本汉的论文辑为《支那语学概论》而开始萌芽的（34页）。这种说法也可以讨论。日本学者介绍和评述高本汉汉语音韵学著作在岩村忍、鱼返善雄之前就有人进行。比如满田新造《评高本汉氏古韵研究根本思想》（1924/1964）以批判高本汉汉语音韵学思想而闻名；高畑彦次郎《支那语言语学研究——音声史的研究》（1928—1930）则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高本汉的汉语音韵学体系；1930年12月有坂秀世向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提交论文《上代音韵考》的提纲，其中《音韵论》部分也与高本汉讨论上古音、中古音问题有关；岩村忍、鱼返善雄《支那学者高本汉的业绩》（1936）对高本汉汉语音韵学学说也有所评价。这些都是日本学者对高本汉汉语音韵学理论全面引入之始，更是日本迈向现代的汉语音韵学一个转折点，仅仅提岩村忍、鱼返善雄合译高本汉的论著是不够的。

洪惟仁（1994）还认为，最先将高本汉介绍给中国的是罗常培。这个说法也须要斟酌，中国学者将高本汉汉语音韵学成果介绍给中国，罗常培也不是第一人。证据是：1.《答马斯贝啰（Maspero）论〈切韵〉之音》，珂罗倔伦（Bernhard Karlgren，后译为高本汉）著，林语堂译，刊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3号，后收于林语堂《语言学论丛》（1933）;2.《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谐声说》，赵元任译，刊于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1927年第1卷第2号；3.《评珂罗倔伦Karlgren中国古韵研究之根本思想》，满田新造著，朱芳圃译，刊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年第6辑第67、68期合刊；4.《珂罗倔伦谐声原则与中国学者研究古声母之结论》，朱芳圃译，刊于《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21号；5.《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高本汉著，赵元任译，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1本第3分；6.《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附国音古音比较）》，高本汉著，王静如译，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2分；7.《珂罗倔伦考订〈切韵〉韵母读表》，收于林语堂《语言学论丛》（1933）。其他像冯承钧（1929）、张世禄（1931）、陈定民（1932）、唐虞（1934）、贺昌群（1934）等学者都对高本汉汉语音韵学研究成果作过介绍。

林初梅在《小川尚义论文集》（2012）“序文”中提到，“台湾近年来日治时期研究的论文，大多欠缺与同一时期日本‘内地’学界比较的观点，因此，有关小川的先行研究虽多，我心中却浮现不少疑问，例如，当时日本‘内地’学界如何定位小川的研究成果？还有，小川和日本‘内地’之间的交集如何？”（9页）等等，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郑晓峰指出，林初梅的专论，最重要的推论有两点：一是小川尚义求学期间受外籍老师Karl Florenz的影响远大于上田万年，二是小川尚义进行台湾“原住民”语言研究时日本本土的学术背景。所以，我们认为，小川尚义的学术源流在日本，如果不去看日本和小川尚义的学术源流关系，对小川的学术评价就不会到位，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李壬癸也称，小川尚义是“台湾语言学先驱”，但还须要理清这种关系。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传入台湾，并用现代语言学手段研究台湾地区方言而言，这个论断也是可以再议的，因为在小川尚义来台之前，伊泽修二，甚至于他之前的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台湾闽南话，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日本学者藤井彰三《伊泽修二的台湾话研究》（2000）对此有比较客观的研究。就是从汉语音韵学史的角度说，也不会是这样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在清代及清代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台湾学者进行了，比如刘家谋、黄宗彝等，这也是确然的事实。

二、台湾汉语音韵学的雏形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余名官兵浮海探求夷洲。从那时开始，台湾与大陆血肉相连，关系就没有中断过，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发端至少此时就开始了。

沈启元《台湾第一所为外国人所设立的华语学校》（2011）称，从1626年开始，北台湾就有一些道明会和圣方济会天主教传教士根据某种方法，随着老师和书本的脚步在学习华语，作为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准备工作。他们的华语学校坐落于鸡笼湾东岸处。《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暨日据时期》（2006）说，西班牙传教士爱斯基委（Jacinto Esquivel, ? —1633）是语言学家，曾以字母记录淡水地区土蕃语言，编成《淡水辞汇》《淡水语教理书》各一册（620页）。

郑成功海军在1661年将荷兰人赶出台湾。据载，中国官方在西台湾的平原地带建立了一些教授古文的学校。1683年至1894年，清朝的统治者曾规定，在台湾为汉人设置的中文学校里学习中文时以北京话发音为基础。清代黄宗彝与刘家谋两位旅居台湾的“闽儒”上古音研究成果已经比较成熟，也是比较明显的例证。甘为霖于1870年到了台湾，开始编撰《厦门音新字典》，用罗马字标记字音，后来又在台南出版。这也是汉语音韵学与汉语方言学研究的重要文献。我们认为，人为地割断这些历史联系，只会看轻台湾汉语音韵学在中国汉语音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

陈耀中《清代文献反映平埔族群语言研究》（2007）可以为我们理解台湾汉语音韵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清代文献《诸罗县志》（周钟瑄主修、陈梦林到台主持编撰，1717）和《小琉球漫志》（朱仕玠撰，1766）记录了南岛族群中的平埔语词。但陈耀中关心的是，清人在记录平埔语词时，究竟是依据什么语言。他透过比较的方式，探讨标音汉字与汉语语音的对应关系，结果发现，标音汉字与闽南话语音之间存在比较严整的对应关系，但同时也有部分记录掺杂官话系统或客家话系统，并涵盖了数个族群的语言。这和王幼华《清代台湾文献原住民记述研究》（2004）分析结果具有相当的互补性，即可以证实当时的一些语言接触的实际情况。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政府正式将台湾纳入版图，随后选派官吏，调遣驻兵，统治管理多达二三十个族群的“原住民”，将清政府的统治模式带入台湾，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经济、社会结构，使之成为朝廷治下的地方政府；同时还以文字记述进行“文化纳编”与“政治纳编”的工作。检读二百余年来的相关文献，颇多是以汉人作为主轴的“单一声音、俯视角度”记述，是“移入台湾人”对“原台湾人”的意志表现。与陈耀中类似，王幼华也是将清代文献中汉字拟音的运用认定为清代台湾“原住民”语拟音，也有掺杂汉语语音现象的存在。

陈嘉成《清代汉蕃互动之研究：以巴布萨族（Babuza）为例》（2014）则是一篇研究清领时期巴布萨族群与汉人之间互动概况的论文。陈嘉成称，自己在研究方法上，透过文献爬梳对照与比较，以便了解巴布萨族群的源流、风俗文化及汉人在巴布萨地区内开垦的情况；透过古文书进行相互对照，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以及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以便了解汉人与巴布萨族群之间的族群互动；归纳与分析前人学者的主张，进行社群间变迁的对照，并分析归纳造成巴布萨族群面对汉人开发后迁徙的原因及情况。这更加证明，清代台湾汉语与“原住民”语言的接触是十分频繁的，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清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观察，语言关系意识初露端倪。

三、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殖民化

（一）伊泽修二与台湾殖民语言学政策制定

伊泽修二是日本殖民时期台湾语言学政策的制定者，而且对当时台湾语言学政策贯彻采取了许多措施，这对台湾汉语语言学研究方向的确定影响很大。小川尚义作为伊泽修二殖民语言教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成为了日本殖民时期台湾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这是须要肯定的。他的主要贡献，正如李壬癸所说，是调查和研究台湾地区的语言，包括汉语方言和南岛语言，前后40年。其主要著作，比如《日台大辞典》（1907）和《台日大辞典》（1930—1932）等，都是经典性的著作。可以说，他是我国台湾地区汉语现代语言学建立的先驱人物之一，并且与伊泽修二等一起开创了一个日本殖民语言研究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讲，似乎也影响到了台湾汉语音韵学的研究。

不过，这个说法还存在可商榷的地方，因为这个时期的小川尚义毕竟不是以真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台湾地区汉语闽南方言，并很少涉及北京官话和传统汉语小学文献研究，这肯定会引起一些汉语音韵学学者的质疑。不把他看作严格的高本汉式的汉语音韵学家，似乎也无可厚非。

（二）日本学者的汉语研究工作

应该提及的是，1945年之前，除了以小川尚义等为代表的汉语方言和南岛语言学者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曾在台湾致力于北京官话语音等汉语语音研究工作，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应该特别提及。比如大矢透（1851—1928）,1896年至1901年之间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部职员，与伊泽修二共事，主要著作有《日清字音鉴》（与伊泽修二合著，1895）、《假名源流考》（日本国定教科书共同贩卖所1911）；谷信近（1860—1933），在台湾当过通译官，出版过《警察用语集：日支对译·附揭示文例类集》（日本言成社1913）、《军事用语集：日支对译》（日本言成社1915）等书，校阅过《四民实用清语集》（中西次郎著，大连社1910）和《对译清语活法》（来原庆助著，日本三省堂1905）；后藤朝太郎（1881—1945），被称为当时日本学术界“中国通”第一人，担任过台湾总督府嘱托（特别雇员）等职务，出版过《汉字音系统》（日本六合馆1902）、《福建方言》（《帝国百科全书》17:146—183，日本帝国百科全书1908）、《现代支那语学》（日本博文馆1908）等音韵学著作，后来还写过《现在的台湾》（成文出版社1920）；来原庆助（1870—1930），曾任台湾锡口公学校（今台北松山小学）第一任校长、日语学校教师，发表过《对译清语活法》（日本三省堂1905）；西岛良尔（1870—1923），也曾在台湾总督府任职，写过《清语读本》（石塚猪男藏1902）等书。《台湾历史人物小传——明清暨日据时期》（2006）也提到，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言语学科，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1925年3月任台湾总督府高等学校教授，后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校长的安藤正次（1878—1952），著有《古代国语研究》《国语学通考》《古典与古语》《国语史序说》等书，其中涉及汉语语音史研究许多问题（96页）；受教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京都大学毕业，1945年前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的神田喜一郎（1897—1984），在台期间著有《支那学说林》等，也包含着一些汉语语音研究内容（384页）。

其他有关“台湾语”课本，如天内八百久万《台湾语》（日本太田组事务所1895）、林久三《台湾语发音心得》（日本盛文馆1903）、吉田起一《台湾语捷径》（日本青木嵩山堂1905）、柯秋洁《台湾语教本》（日本东洋协会专门学校1915）等，也和汉语语音研究相关，学术贡献不可忽视。

伊泽修二（1851—1917），是美国电话发明人贝尔的学生，日本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之一。曾担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长，对汉语注音字母标记改进研究贡献很大，发表过著名的《日清字音鉴》（与大矢透合著，1895）、《视话应用音韵新论》（大日本图书1906）、《支那语正音发微》（1915）等著作，被称为东亚利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北京官话语音的第一人。曾留学英国、德国、法国的著名学者新村出出版《上水内郡声音学讲习笔记》（上水内郡1906），认为日本西洋音韵学的引入就是从伊泽修二1878年到美国向贝尔学习“视话法”开始的（10页）。埋桥德良《日中言语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太宰春台、坂本天山、伊泽修二的华音研究》（日本白帝社1999）一书，设专章评介伊泽修二汉语语音研究的突出贡献，认为其中与日语比较及汉语实验语言学研究相关的北京官话语音标记字母的创立“绎之以世界共通之记音法，于是支那音韵之原理一旦释然，有所发明矣”，力图成为“国际音标”式标记系统，为世界范围内汉语语音学界瞩目，并与中国王照的声名“齐驱并驾”。其《日清字音鉴》等著作，当然为中日学者所关注。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商务印书馆1934; 《罗常培文集》3:48，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注音字母之演进”一章，有所谓“假名系”著作分类，专门设立“日本伊泽修二《支那语正音发微》”进行论述，评价甚高；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2011:115）说：“王（照）氏官话字母（即京音简字），源虽不远而流很长：除同时的劳（乃宣）氏为其同志外，如日人伊泽修二之《支那语正音发微》（1915）、濑上恕治之《北京官话万物声音》（1906）等，都是外国人绍述官话字母之作。”亦见其影响力之大，所做研究当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洪惟仁提到，伊泽修二到了台湾后，携带他所编撰的用日本假名注音的北京官话课本《日清字音鉴》原稿拜见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表示要为台湾殖民教育出力，由此打动了桦山资纪，才邀请伊泽修二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部长，制定了台湾语言教育的殖民政策。

对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进行闽南话教育，比较典型的教科书是台湾“十五音”系列课本。洪惟仁《战后所编台湾十五音四种》（1993）说，自从1818年谢秀岚著《汇集雅俗通十五音》之后，漳州、潮州、台湾都有模仿其体例制作方言韵书者，大部分自称或通称为“十五音”；台湾“十五音”共有8种，其中日据时期就有4种，均为台湾总督府编：《台湾十五音及字母表》（1895）、《订正台湾十五音及字母表》（1896）、《台湾十五音及字母详解》（1896）、《订正台湾十五音字母详解》（1901）。洪惟仁对这4种“十五音”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考定，发现它们均以实用为目的，其编排方式比起西方传教士或台湾总督府所编的闽南话或“台语”字典来差了一大截，加上内容品质低劣，其价值没有什么可以称颂的地方。但后来也有人对《订正台湾十五音字母详解》的学术价值予以肯定，比如陈君慧《〈订正台湾十五音字母详解〉音系研究》（2001）谈到，1895年，日本开始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为了统治之便，日本人不仅对台湾人教授日语，同时也对日人实施闽南话教学。《订正台湾十五音字母详解》刊于1901年，是统治初期由台湾总督府编辑的“台语”发音教材之一。这类书籍利用闽南传统韵书系统“十五音”体例，并加上日本假名标音符号。而该书贡献有二：一是订正标音符号，其后到1945年战败为止，日本官方所编“台语”著作的标音符号基本上皆依该书规定；二是方音，以往日人的“台语”著作皆依单一的方音，到了该书标准方音改为“厦门音”，同时兼收多种方音。从前闽南话研究以大陆闽南地区为主，日人在台湾进行的研究，可谓初次由闽南话析出台湾地区所通行闽南话——“台湾语”概念。该书为日据早期日人对台湾闽南话认识上重要的转折点，故在日本人闽南话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日本人对闽南话的认识以及问题的处理方式，陈君慧也看到，在使用文献语料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日人自行观察、调整的痕迹。整体而言，其音系与今日闽南话大致相同，具有很明显的实用性，且其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以台湾北中部地区为主。

受日本殖民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当时的台湾汉语呈现畸形状态，对此，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比如林虹瑛《日治时代日语混编歌仔册对台湾话所带来的影响》（2007）就谈到，日本人注意到“歌仔”的影响力，提倡使用日本式“歌仔”来教育民众。这种日本式“歌仔”内容用汉字记录，但有时会掺杂罗马字或日语假名，混入日本借词；在表现闽南话汉字上，有时标注日语假名记音，成为标志一个时代的闽南方言资料。林虹瑛提到，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稻田尹、樋口靖，以及台湾学者吴守礼、王育德等对这些材料有所注意。其中，《日台会话新歌》就是典型的“歌仔”形式之一，对研究当时的闽南方言语音具有重要的价值。

罗济立《日治后期之殖民地警察与台湾客语、民俗文化的学习——以〈警友〉杂志为资料》（2011）指出，《警友》是台湾日据时期新竹州警察部的机关杂志，创刊于1923年。目前，台湾图书馆所藏期数最早的是大正十四年，即1925年第10号零星资料，其他主要集中在1935年的147号至1941年的215号资料。杂志主要刊载有“广东族研究”及“讲义资料：广东语研究”两种连载专栏，其中“广东族研究”介绍了客家的人文地理或是客家族群与警察行政相关的报导文章；“讲义资料：广东语研究”由任台湾总督府嘱托的刘淞生编著，以“四县音——国语（日本语）——海陆音”的对译方式，刊载许多如强盗报案、选举须知、取缔兽肉贩卖、“兴亚”生活、强化实践等等与警察执行工作有关的会话文稿，并附上客家话假名，是很重要的注音方式。当时，新竹州有客家人约44万，占全州六成左右（1936）, “日方因为缺乏客语人才之缘故，从日本派来的殖民官僚必须透过口译者进行双重口译才能和客家人进行语言沟通，因此成了统治需要，不难想象为了提高执行警务效率以及知识素质，与民众接触最甚的警务人员确实有学习客语的必要与需要……《警友》是管见日本人学习客家语言文化相当完整的资料，就保存客语语言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言，意义甚大。而且，《警友》上的片假名发音标记包括客语四县话以及海陆话两大次方言”（2—3页）。在本书的第三章，罗济立设置了“《警友》杂志的客语发音标记、《警友》四县客语的音韵描写及特色、《警友》所反映之四县话与海陆话的音韵差异”等部分进行详细论述，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研究客家话语音的基本状况，很明显带有强烈的殖民地语言教育色彩，亦可证明日本殖民者在客家话教育上的用心之所在。

如果我们把这些成果纳入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地区的汉语音韵学范畴中来的话，情况就会大不一样；认定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地区已经形成“殖民地”汉语音韵学官话和闽南话、客家话语音研究特殊“发达”局面的说法，是完全可以得到认同的。

（三）台湾籍学者的汉语研究

日本侵占台湾期间，还有一些台湾籍学者从事汉语研究工作，其中很自然涉及汉语音韵学问题。比如施士洁（1853—1922），进士，清末台湾三大诗人之一，著有《乡谈声律启蒙》等；连横（1878—1936），其著作除了《台湾通史》之外，尚有整理台湾语文之《台湾语典》四卷；郭明昆（1908—1943），曾师从津田左右吉，获得早稻田大学学士学位，并于1934年被日本外务省派到北京学习过，发表过《甥侄称谓与汉族称谓制度之侧面研究》（日本《东洋学报》）、《福建话的古语研究》（《台湾文艺》），以及专著《中国家庭制及语言之研究》等；郭秋生（1904—1980）,1931年在《台湾新闻》上发表两万字的《建设台湾白话文提案》，主张以汉字来表达台湾语言，有音无字则造新字。另有张耀堂《新撰台湾语教科书》（2册，新高堂书店1935）、吴守礼《台湾罗马字和基督教》（《民族台湾》4.1,1944）、杨云萍《台湾语文献小记》（10种日台双语辞书及会话图书解题，《民俗台湾》4.5,1944）等，都与音韵研究有关。汤廷池《评介两本在日治时期以日文撰写的台湾语法书》（2010）探讨了两本用日文写的“福佬”语法书基本情况：一本是陈辉龙编著，台湾总督府警察局及狱官练习所于1934年出版的《台湾语法》；另外一本是李献璋著，日本南风书局于1950年出版的《福建语法序说》。《福建语法序说》虽然出版于1950年，但却是作者李献璋1940年游学东京时与友人郭明昆讨论而提出纲要，并于1944年完成的。这两本语法书，不仅对研究闽语语法，就是对研究闽语语音及词汇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两岸分离时期汉语音韵学流派格局

（一）承继北京大学等校优秀语言学传统

1949年1月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兼任台湾史语所所长。他仍然坚持在创办史语所之初所立定的学术宗旨，正如1931年修订的《中研院史语所章程》第一条说明的那样：“……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用科学赋给之工具，整理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并以下列之工作为纲领：一、各种集众的工作。二、各种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之寻求、考定、编辑及刊行。”杨时逢也说：“孟真先生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以语言与历史并重，先生认清汉语学之研究，须以方言研究为成就之道路。故在开办之初，即计划全国方言调查，先后在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领导下进行汉语及非汉语之调查。”同时，聘请史语所教授兼任台湾大学教授，比如董作宾、董同龢、周法高等，奠定了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的根基。有学者因为他曾任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所以称他为“连接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学术传统的标志性人物”，这并不是虚誉之辞，台湾大学语言学研究承袭北京大学语言学传统，是有目共睹的。黄俊杰、孙震《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2005）说，重建大学精神，提升台湾大学的师资水准，包括聘请台湾史语所第一流学者兼任教授，实际上，是把北京大学业已形成的传统带入到了台湾大学。语言学，尤其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在台湾得以重振雄风，并不是偶然的。董同龢等在台湾大学所培养的汉语音韵学学者，后来有不少成为该领域的顶尖人物，不能不说与此关系十分密切。许世瑛、林尹、高明任台湾师范学院（现台湾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更是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传统带入到了台湾，所培养的学者占据了各个大学的汉语音韵学学术和教学领地，热诚传播汉语音韵学，形成了现代汉语音韵学与传统汉语音韵学“双峰”并峙的学术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等现代汉语音韵学与章太炎、黄侃等传统汉语音韵学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别彼此，再加上承袭清代考据学学风，构成了特色鲜明，又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个性特征，在世界汉语音韵学史中亦是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这肯定是中华小学传统得以在现代“重生”之大幸，我们能不珍视这份宝贵的中华遗产吗？

1959年10月，“傅孟真先生诞辰纪念日”活动在台湾大学举办，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赵元任亲临现场，并发表了《说清浊》（1959）一文。其中谈道：“傅孟真先生是个最富于国家思想的教育家。他听了那种洋派国语是极不以为然的。傅先生又是一位最富于国际思想的学者，他不但注重上文所说的‘摩登训练’，并且还主张打通学门与学门当中的界限。”这就是傅斯年当年倡导的“学贯中西、多学科融合”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理念。赵元任特意突出傅斯年汉语音韵学学术的理念，寓意深刻，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傅斯年的“学贯中西、多学科融合”的理念已经深入世界各国汉语音韵学学者人心，深深根植于汉语音韵学学者的意识当中，并且成为了人们自觉恪守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汉语音韵学学术研究的理想信念。以赵元任、李方桂、张琨为领军人物的世界知名汉语音韵学家聚集于台湾，并培养了一大批留学欧美的汉语音韵学学人，他们和本土精通传统中华文化的学者一道，融合了传统考据学与西方现当代语言学的精髓，走出了一条中国汉语音韵学主导世界汉语音韵学论坛的道路，引领着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新潮流、新方向，又凝练成为一代卓有成就的学术流派群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汉语音韵学发展趋向与格局。

（二）成立声韵学学会

1982年5月，台湾汉语音韵学者响应陈新雄的呼吁，成立台湾声韵学学会。这个汉语音韵学专门学会的设立，是台湾汉语音韵学研究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繁荣标志。《声韵论丛》1994年第1辑“附录”载陈新雄《声韵学学会缘起》一文，他谈到：

声韵学讨论会成立之初，因为感到在声韵学的教学上需要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于是，和……先生们商量，希望能够有机会请大家在一起，把平常在教学上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借着大家的意见，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当时，大家都很赞成，希望我出面来组织这样子的一个会，能够定期地来讨论。所以，第一次我就尽量邀集各大学教声韵学的先生们，于1982年4月24日，在师大国文研究所特别教室举行第一次声韵学讨论会，由我个人先作一次讲演。我讲的是《从苏东坡小学造诣看他诗学上之表现》，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都希望这个会能继续下去。

在这篇《缘起》中，陈新雄介绍了六次会议的基本情况，给研究台湾汉语声韵学会历史的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至2016年，台北教育大学承办的声韵学会会议，已经是第三十四届了，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运作机制，被称为台湾汉语音韵学发展的“晴雨表”和核心动力。《声韵论丛》第1辑“发刊辞”也是由陈新雄所作，其中谈到了“声韵学会”创设目的，主要是：一为推动声韵学术之研究，一为增进两岸声韵学术之交流，一为刊行声韵学术之论文。在声韵学会成立这个过程当中，陈新雄其功至伟。吴圣雄访谈陈新雄，涉及声韵学会成立问题，陈新雄在《声韵学会通讯》（10:69—84,2001）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说：

声韵学是有条理、有系统，而且有趣味的一门科目，我们创立声韵学会，主要是希望与教声韵学的同仁们研究，如何让学生不觉得声韵学可怕，所以，创办之初叫做“声韵学教学研讨会”，但后来大家觉得既然要成立一个会，不限于教学，其他有关声韵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纳入，因此，改名为“声韵学学会”。

姚荣松《陈伯元教授提倡声韵学及推动两岸语言文字学术交流的贡献》（2013）认为，陈新雄推动声韵学会成立，还要实现一个理想，就是打破门户之见：“中国向来有所谓学派，例如章黄学派是传统的，比较守旧。从高本汉以来，到赵元任、董同龢先生，他们用新的语言学方法来研究声韵学，就成了一个新的学派。正好伯元师从自己师承林、高、许三位先生的融会过程中，已找到调和新旧的法门，就是充分讨论与沟通。”文中引用了陈新雄的原话：

我把两派的东西都看了以后，觉得他们之间并不发生冲突，而且，如果能够融会在一起，对声韵学的理解，更能够相得益彰。所以，我当时成立这个学会，就主张：我们只论是非，不管门户。这一点，从今天来讲，我们……已经达到了，大家都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当然，能够做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对丁邦新先生是相当感谢的。因为，他能够捐弃成见，与我携手合作。

这番话表明，陈新雄在认识上确实具有前瞻性，真正地促进了台湾汉语音韵学的繁荣，陈新雄的学术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三）编辑出版以汉语音韵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

除了延续大陆而迁移到台湾地区的《史语所集刊》，以及所创办的各个大学学报之外，台湾地区声韵学会《声韵论丛》是台湾唯一的以汉语音韵学为主导内容的学术刊物，至今已出版24辑。竺家宁《台湾近年来声韵学发展的特色》（2010）一文说：

《声韵论丛》成为台湾地区唯一的声韵学期刊。这本期刊的历史反映了台湾地区声韵学发展的历程，是一种台湾声韵学术史的最重要研究凭据，因此，自发行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声韵学在台湾是所有语言文字学科当中发展得最为蓬勃兴盛的一个门类。两岸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这个大领域，也许在方言学、语法学方面，比起大陆的研究成果，显然研究群和发表的论著数量要少得多，然而声韵学这个领域，在台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两岸比较之下，可以看出几个特色：第一，声韵学一直是台湾各大学中文系一年的必修科目，是中文系最主要的学习科目之一，而大陆多半列为选修或只设计了一个学期的课程。第二，台湾的声韵学研讨会每年由不同的大学轮流主办，至今已经历二十八届，中间从未中断。大陆地区则为来年举行，两年才办一次声韵学研讨会，今年下半才进入第十六届。第三，台湾地区的声韵学会会员有一百多人，大陆的音韵学研究会也不过三百多人，以人口比例来看，显然台湾对声韵学的发展有更多的学者投入。第四，台湾的声韵学会有《声韵论丛》的出版，至今已进入第16辑。大陆似无类似的声韵学专刊。而大陆的《音韵学研究》作为学术研讨会的会后论文集，2004年出版三辑以后也无以为续。

按，其实，大陆以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名义而与其他大学联合举办音韵学探讨会，会后联合精选论文，共同出版会议论文集，也是每两年一本，这就替代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音韵学研究”系列，应该算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刊。

台湾地区学者坚持定期举办声韵学会学术会议，会后还将优中选优的论文刊载在权威的《声韵论丛》期刊上，这就保证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升，更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台湾声韵学会还设立“优秀青年学人奖”，每年1名，评选程序十分严格，确实真正做到了极力鼓励年轻学者，提携后进。

这是七十年来台湾地区汉语音韵学研究所呈现的基本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