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出现

（一）侍卫亲军与侍卫亲军司

宋代三衙当中的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顾名思义，是由五代宋初的侍卫亲军司一分为二而来的。侍卫亲军司则出现于五代的初期，要远较殿前司为早。宋宁宗朝三衙管军郭倪撰《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即有云：“侍卫马军司，盖创于后梁，至后唐为侍卫亲军。”郭氏时任主管马军司公事，他对马军司历史所作的追溯，自应大致不错。侍卫亲军司作为五代京师禁军的指挥机构，与五代侍卫亲军的成军紧密相连，至迟在后唐明宗朝业已初具规模、大致成型。其渊源则确实可以追溯到后梁的“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司。例如后梁乾化三年（913）袁象先任“左龙武统军、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以拥戴后梁末帝上台遂迁“判在京马步诸军”,《资治通鉴》则记其职为“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可见，在司马光看来，后梁“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就是此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前身。

需要强调的是，后梁“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与后唐以后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资治通鉴》将两者完全画上等号，改“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作“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却属于用后来制度、用后来的名号来追改后梁之旧称，从严格意义上讲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旧五代史》当中也存在着此类问题，还是以袁象先为例，《旧五代史》卷五十九其本传即记其职为“左龙武统军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全然不顾与同篇上下文袁氏前后任职履历“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判在京马步诸军”的自相矛盾。因为后梁的“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就是由其“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演变而来的。《新五代史》卷四十五《袁象先传》记其职衔为“左龙武统军、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才是真正准确的表述。

《旧五代史》卷二十三《刘鄩传》所记刘氏开平三年（909）五月任“左龙武统军充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亦然，其前文有云：开平三年二月刘氏“转右威卫上将军，依前诸军马步都虞候”。而所谓“诸军马步都虞候”的“诸军”，显然就是“在京马步军”或“在京马步诸军”的简称，刘氏由“在京马步诸军都虞候”晋升“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才理所当然。

再如《旧五代史》卷二十《刘捍传》言：左龙虎统军兼元从亲军马步都虞候刘捍于开平二年（908）四月“授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案：刘捍开平三年四月外放雍州节度观察留后，用《旧五代史》的说法，刘鄩当年五月即就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足证刘鄩乃接任刘捍无疑。而前面笔者已经考证：刘鄩之职实为“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则刘捍亦当为“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非“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再者，刘鄩的“诸军马步都虞候”也是接刘捍之职，在笔者看来，“元从亲军马步都虞候”中的“亲军”，也极有可能实为“诸军”，而“元从亲军马步都虞候”也就是“元从诸军马步都虞候”，也就是“在京马步军都虞候”。

另外，《旧五代史》卷二十三《康怀英传》：开平三年夏，刘鄩出讨同州刘知俊之后，康怀英曾短期继任为“侍卫诸军都指挥使”。显然，“侍卫诸军都指挥使”本应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才是，“侍卫诸军都指挥使”当是改动者在改“在京马步诸军都指挥使”时没有改动完全，才留下了这一不伦不类的称呼，从而也暴露出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确系为“在京马步诸军都指挥使”追改的事实。

综上所述，《旧五代史》当中后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提法，主要就是以上四例。笔者认为：所谓“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其实皆是“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或“在京马步诸军都指挥使”的追改。《旧五代史》本为宋人薛居正主持编纂，今传本又为辑本，经过多人之手，出现这一问题不足为怪。

至于马端临《文献通考》所云：“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其错误，张其凡教授已经指出：“宋朝时，侍卫亲军又可称侍卫马步军，因侍卫亲军司下辖侍卫马军与侍卫步军。虽则五代后唐以后，准确地说，是唐明宗中期以后，侍卫亲军与侍卫马步军已是同义语，但后梁时则似只称侍卫亲军或在京马步军、西京内外诸军，而未曾称侍卫马步军。《通考》恐系以二者为一，未加细察，下笔便作 ‘侍卫马步军’了。”更是在宋人以后唐制度改后梁旧称的基础上，又以宋制追改后唐制度，可谓错上加错。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的一些相关表述，其存在的问题也与《文献通考》相类似。

既然如此，以往许多研究者主要依据《旧五代史》、《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当中后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提法，认定后梁时禁军已有“侍卫亲军”之号，侍卫亲军已然基本成军，其结论能否真正成立？这是值得继续加以斟酌的事情。当然，即使其说能够成立，正如杜文玉教授《五代十国制度研究》所指出的：“五代的六军与侍卫亲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这是就整体而言，但在后梁情况有所不同，其六军的兵力与战斗力并不弱于侍卫亲军，这与侍卫亲军系统创立不久，尚需进一步加强有关。”侍卫亲军的重要性与后唐明宗朝以后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笔者认为：后梁一朝禁军主要有“六军”与“在京马步军”两支，“侍卫亲军”取代“在京马步军”，成为五代禁军的正式番号，正如前引南宋学者吕中所云：“侍卫起于后唐。”还是应断在后唐明宗一朝。欧阳修《新五代史》所云：“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因之，至明宗时，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将后梁“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与后唐明宗以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做了严格的区分，其准确程度在《资治通鉴》之上，是值得重视的意见。在笔者看来，后唐庄宗时并无“侍卫亲军”之称，若后梁时果已有此号，庄宗时完全消失，显然不符合逻辑与五代禁军的惯例。这虽属逻辑推断，但也可以算作一个旁证。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十二月，《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朝廷“以康义诚为河阳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在五代宋初兵制史上，尤其是在三衙的发展史上，这一事件广泛为古今史家所重视，视此事为侍卫亲军正式成军、侍卫司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关键性节点，康义诚则被视为标志性的历史人物。

宋代史学家欧阳修就在《新五代史》卷二十七《康义诚传》传末追溯了“侍卫亲军”与“侍卫司”的历史渊源，判定其制度当成型于后唐明宗朝，其源头则为后梁的“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司：

呜呼！五代为国，兴亡以兵，而其军制，后世无足称焉。惟侍卫亲军之号，今犹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遗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谓盛哉！当唐之末，方镇之兵多矣，凡一军有指挥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诸军，又有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盖其卒伍之长也。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因之，至明宗时，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是时，天子自有六军诸卫之职，六军有统军，诸卫有将军，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军诸卫事，此朝廷大将天子国兵之旧制也。而侍卫亲军者，天子自将之私兵也，推其名号可知矣。天子自为将，则都指挥使乃其卒伍之都长耳。

然自汉、周以来，其职益重。汉有侍卫司狱，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是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语曰：“涓涓不绝，流为江河。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可不戒哉！

然是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不过京师之兵而已。今方镇名存而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侍卫司矣。则为都指挥使者，其权岂不益重哉！亲军之号，始于明宗，其后又有殿前都指挥使，亦亲军也，皆不见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属此两司矣。

宋人叶梦得于《石林燕语》中进一步确认此说云：

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后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尝以大臣一人总之，如崔胤判六军、十二卫是已。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

“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在长兴四年（933）八月。元代学者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此条的注中节录了叶氏之说：“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后梁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遂置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也就是同意叶氏的看法。案：康氏在天成三年（928）已迁“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领河阳三城节度使”，后外放山南东道节度使，长兴三年应是他第二次出任该职。在康氏之前，石敬瑭也曾于天成二年（927）出任过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这说明：至迟在天成二年，“侍卫亲军”这一名词已然出现，后唐首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也是石敬瑭而非康义诚。

点明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十二月此一举措在兵制史上真正的重要意义，可能并不仅仅在于康氏出任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更重要的，应该是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后唐于康氏所任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下，又同时有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两等职位的任命。根据《旧五代史》记载：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正月，后唐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阳节度使康义诚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判六军诸卫事”，随即“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宁国军节度使安彦威为河中节度使；以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军节度使张从宾为泾州节度使，并加检校太傅”。《资治通鉴》则述其原委曰：

朱弘昭、冯赟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忠正节度使张从宾，甲申，出彦威为护国节度使，以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代之；出从宾为彰义节度使，以严卫步军都指挥使皇甫遇代之。

这是笔者特别重视的一条史料，在笔者看来，安彦威、张从宾二将既然于此时被解除侍卫亲军的军职，外放地方节度使，毫无疑义地说明他们任侍卫亲军司军职当在此之前，笔者倾向于认为此二将很可能是在长兴三年十二月与康义诚并命，也有略晚一些的可能，然至迟也就是长兴四年（933）年初而已。

当然，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之称，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与步军都指挥使两职，也很可能早在后唐天成三年前后即已出现于史册，但正如张其凡教授在《五代禁军初探》中所考证的：天成年间“侍卫”马、步军之称，往往与“随驾”马、步军混用。很可能相当一部分的“侍卫”马步军，本为后人对“随驾”马步军的追改，这种可能性不能轻易地排除。更为关键的是：“完整设置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当在长兴三年年底。”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步军都指挥使三职在后唐明宗朝末叶的同时并置，意味着侍卫亲军司的统帅机构，已经基本成型，自成较完整的系统，而不再是仅仅有一员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唱独角戏，其意义和影响不容小觑。

五代是一个勃兴猝亡的乱世，将帅和军队是历史舞台的当然主角，相比而言，官僚机构所留下的历史记载就要相对少许多。从新旧《五代史》、《五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当中，后唐侍卫亲军及其将帅自然频频出现，但“侍卫亲军司”或“侍卫司”等官司专称，却踪迹难觅。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认为侍卫亲军司与侍卫亲军，两者大致是同步出现的，前者至多也就是略晚于后者。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参照一下金代的情况：金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组建侍卫亲军，“以太祖、辽王宗幹、秦王宗翰之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与此同时“立侍卫亲军司以统之”。五代和金朝的历史情况，当然有着许多的不同，不好简单地相类比，但五代的侍卫亲军司，也应是与侍卫亲军的成军相辅相成，大致同步在后唐明宗晚期形成的，只是目前还难以有确凿的史料证明。

正如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后唐时期，

侍卫亲军也只是皇帝亲军的一支，此外尚有严卫左、右步军，捧圣左、右马军等。后康义诚升迁判六军诸卫事，才算是皇帝亲军主帅。判六军诸卫事一职，仍是沿袭唐朝旧制。后晋开国时，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不再用六军诸卫的旧制，侍卫亲军遂成晋帝亲军的总称。

后唐明宗时的侍卫亲军还只是皇帝诸多亲军中的一支，侍卫亲军司主帅禁军中的地位也要在判六军诸卫事、六军诸卫副使之下。石敬瑭本为后唐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但他不甘居于先后任判六军诸卫事的皇子李从珂（后唐末帝）、李从厚、李从荣之下，“素不欲为禁军之副”，因而主动地请求外放河东节度使，就是一个显例。

不过，至后唐明宗末叶、闵帝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变化，前文笔者已经提到：后唐闵帝在即位伊始的应顺元年（934）正月，以康义诚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判六军诸卫事，同时解除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和步军都指挥使张从宾的禁军军职，代之以朱洪实与皇甫遇：

以捧圣左右厢都指挥使、钦州刺史朱洪实为宁国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以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严州刺史皇甫遇为忠正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充侍卫步军都指挥使。

笔者以为：从朱洪实、皇甫遇两将的升迁可以看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与捧圣、严卫两军的指挥官之间，已然形成了递补晋升的上下级关系，这说明此时捧圣、严卫这两大禁军主力部队已经隶属于侍卫亲军。捧圣、严卫，是当时禁军最为强大的部队，根据《五代会要》的记载：捧圣、严卫，当时各整编为左右两厢四个军，各下辖四十指挥，总兵力在四万人上下。可以说，有了捧圣和严卫，侍卫亲军才能兵强马壮，方在事实上完全取代了五代从唐朝沿袭而来的六军诸卫的地位，侍卫亲军司亦当已成长为禁军的统帅机构。至于康氏所挂的“判六军诸卫事”，视作历史惯性的馀波即可。

捧圣和严卫，后晋、后汉时更名护圣、奉国，后周、宋初时名龙捷、虎捷，宋太宗时更名龙卫和神卫。龙卫和神卫，就是宋初侍卫亲军司辖下的两大主力部队，龙卫隶马军司，神卫隶步军司。它们与殿前司的捧日、天武一起，共同名列著名的“上四军”。

石敬瑭于天福元年（936）建立后晋之后，干脆彻底地废除了唐六军、诸卫之制，把大多数禁军统一整编到侍卫亲军中去，“五代初出现的侍卫亲军，至后晋时已扩充为中央军”，侍卫亲军司也随之成为了禁军唯一的、最高的统帅机构。为了适应这一制度上的变化，后晋分别于高祖天福元年在侍卫亲军司增设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之职，天福五年（940）又增设了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加上沿袭自后唐旧制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三等职位，侍卫亲军司长贰的编制，迅速扩充到了五等，其机构得以更加的充实。地位的提升与机构的充实，这二者显然是互为因果的。

绝非偶然的是，就笔者所知，“侍卫司”这一官司名词在五代的首次明确出现，就是在后晋的天福五年，见于《五代会要》所记载的后晋天福五年七月二日敕：

应内外诸使诸司及诸州府，凡有诸色公道事，须具奏闻，今后不得白状及札子，记事申覆，如事关机密，即准元降宣命，实封斜角，不题事目通下。其合申中书及中书勘会公事，所申状，亦须是本司及逐处官员印署，不得将白状及记事札子，兼令司局抄札子申。宜令御史台及宣徽院、三司、侍卫司、诸道州府准此。

在这道诏令当中，侍卫司已然是与御史台、宣徽院、三司等重要的中央机构并列了。众所周知，《五代会要》由后周、宋初宰相王溥编纂，成书于建隆二年（961），它所汇总的都是五代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在天福五年之前，《全唐文》所录后晋天福二年（937）八月二十五日所颁布《平张从宾赦制》中有云：“有没于王事者，并与追赠，有子孙量才叙录。或是诸军小节级、长行已下，没于王事者，具给本家三年粮赐，有男长成者，委侍司卫典诸军内酌量安排。”案：“委侍司卫典诸军内酌量安排”一句当中的“侍司卫典”四字，杜文玉教授认为当是“侍卫司典”之讹。笔者倾向于赞成此说，若此说成立，侍卫司出现的下限，就应当断在后晋天福二年八月。

在后晋天福五年之后，侍卫司即频繁见于史册了。例如：天福六年（941）十一月，后晋诏令侍卫司：“襄州投来将士三百馀人到阙，宣付侍卫司安排，其首领赐衣帛有差。”再仅就《旧五代史》加以统计，主要事例就有：后晋少帝开运三年（946）十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权知侍卫司事”；同年十二月，后晋灭亡，“有军吏于马前揖 [桑] 维翰赴侍卫司”；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十一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洪建判侍卫司事”；后汉乾祐年间，“贡院尝录一学科于省门叫噪，申中书门下，宰相苏逢吉令送侍卫司”；后周开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授天雄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典军如故。殷赴镇，以侍卫司局从”。等等。

因此，在笔者看来，侍卫司出现于史册的最早时间，不妨就断在后晋天福五年（940）或天福二年（937），这也是侍卫司形成的至迟下限。当然，侍卫司的发展历程，则主要经过了后唐明宗天成、长兴以及闵帝天顺等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天成二年、长兴三年、天顺元年，天福元年、天福二年、天福五年等，都是其中相当重要的节点。

（二）殿前军与殿前司

殿前司形成于五代末叶的后周，远较侍卫亲军司为晚。正如侍卫亲军司是侍卫亲军发展的当然结果，殿前司作为殿前军的指挥机构，其发展是与殿前军的兴起紧密相联的。殿前军是五代禁军的后起之秀，它以五代皇帝的贴身近卫“殿前诸班”为骨干，在周世宗显德元年（954）高平之战后得以正式成军，并迅速凌驾于侍卫亲军之上，殿前司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宋太祖赵匡胤就是由殿前司的长官殿前都点检而发动“陈桥兵变”，最终为五代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对殿前军的历史，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即有如下的记载：

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太祖为殿前司都虞候。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点检，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见于《国史》。

殿前军是由“殿前诸班”发展而来的，殿前诸班亦称“殿前诸班直”，顾名思义，指的是五代时期皇帝的贴身近卫军。后唐时的殿前诸班，就驻扎在洛阳宫城皇宫西北的应福门附近，应福门“五代以来曰甲马门”，“盖诸班宿直其内”。其番号亦甚夥，如后唐庄宗李存勗就曾“选诸军骁勇者为亲军，分置四指挥”，这就是著名的“从马直”。另据张其凡教授《五代禁军初探》的考证，从后梁、后唐以来，一直沿置到宋朝的，就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诸部。

五代的殿前诸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们虽然皆为禁军中的一支，但却并不隶属于侍卫亲军司的统辖，而是属于皇帝个人的近卫，带有浓厚的皇帝私人卫队的性质，从后梁至后周，一直都是独立成军。其实何止五代，在帝制时代，皇帝的亲兵卫队独立于军队之外，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定律。以宋代为例，当京师禁军完全隶属于殿前司、侍卫司之后，宋太祖又以武德司（皇城司）所部作为皇宫之内皇帝的个人亲兵卫队，而皇城司与三衙是平行的关系，所部主要由宦官统领，三衙无权干预。

众所周知，与皇权特殊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历朝历代皇帝的贴身近卫总是不难享受到特别的优待，但就多数情况而言，它却较少走上前台，演变为真正的驰骋沙场的战斗部队，其更多的是发挥政治上的作用，主要是作为皇权耳目监视军队官兵，以及为军队培养与皇权关系亲密得到皇帝信任的军官。

既然如此，殿前诸班以及殿前军在后周的异军突起，成长为后周最精锐的战斗部队，就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以往史家多将其归之于侍卫亲军从后唐成军之后，经过后晋、后汉数朝的历代相承，陈陈相因，老弱混杂，其战斗力已经大为衰败。这当然是事实，肯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不过，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后周皇权与侍卫亲军在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应该是殿前军得以独立成军的更为关键性的原因。

后周太祖郭威是靠兵变推翻后汉上台的，史书中也多谈到他得到侍卫亲军官兵的拥戴，所谓郭威“抚养士卒，与同苦乐；小有功辄赏之，微有伤常亲视之；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皆温辞色而受之；违忤不怒，小过不责。由是将卒咸归心于威”。不过，郭威早年虽曾应募为兵，然却以军吏而晋升，未曾在侍卫亲军中担任过高级军职，诚所谓以“褒衣博带”而居军中，本来就与纯粹的职业军人有所不同；他又起家于后汉的枢密使、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除了其邺都留守行营麾下的侍卫亲军护圣左厢之外，他与侍卫亲军的关系一开始就比较微妙，彼此之间很难说有多么的亲密。郭氏个人在邺城召募的一批勇武之士，如赵匡胤、石守信等少壮派军人，恐怕才是他心目当中真正的嫡系人马。

广顺三年（953）年底，郭威在临终前诛杀侍卫亲军司的资深主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并随即解除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和步军都指挥使曹英的军职，外放地方藩镇，既是双方以往矛盾的彻底暴露，更进一步促使双方的矛盾空前激化。以往史家所侈谈的“周太祖乃雄猜之主”、“王邺帅昧明哲之规”，归之于君臣个性的冲突，恐怕倒在其次。

显德元年的高平之战当中，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与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当先率部溃逃，试图把周世宗出卖给北汉，就是此事极其合乎逻辑的馀波。反过来，周世宗在事后大开杀戒，以霹雳手段诛杀侍卫亲军将校七十馀人，侍卫司官兵上下虽畏其威，很难说会对后周政权如何忠心耿耿。最起码，周世宗本人不会也不敢做如此估计，他在战后另起炉灶、组建新军势所必然。

附带说明的是，高平之战后主持侍卫司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虽战功赫赫，却始终不受周世宗的信用，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其军政才能未能尽得其用。这其中，既有李重进以外戚的敏感身份而功高震主的因素，无疑也有侍卫亲军本受疑忌的缘故，二者其实是互相激发。再如后来实际主持侍卫司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宋史》将其列入《周三臣传》，视其为后周的忠臣，然王夫之在《宋论》当中并不认同，对韩氏个人来说，这当然可能为诛心之论，但若从后周皇权与侍卫亲军双方的历史关系来看，在后周“主少国疑”、改朝换代甚嚣尘上的敏感时期，侍卫亲军司的相当多数官兵最起码不会为后周拼死效命，是不难推知的。

正因为如此，后周王朝一开始，郭威就特别倚重殿前诸班，试图通过殿前诸班来控制和制衡侍卫亲军，其心腹亲信也多任职于殿前诸班，除众所周知的李重进、张永德之外，一些二三流的角色亦然，如陆万友，“隐帝即位，出为天雄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周祖之起兵也，万友预谋。及即位，擢为散指挥都指挥使、领奖州刺史”，刘遇，“周高祖在邺，遇为亲信吏，周有天下，迁控鹤都军头”等等。郭威强化殿前诸班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一是增加殿前诸班的番号。如后周开国伊始，赵匡胤为“东西班行首”；广顺三年，马全义又为殿前指挥使，足证殿前诸班当中的“殿前指挥使”和“东西班”，在后周太祖朝已然存在，应该是郭威新增的。案：《五代会要》有云：显德二年（955）十二月“改东西小校为东西班承旨”。则郭威时东西班本名“东西小校”，周世宗时更名“东西班承旨”。

二是加强殿前诸班的兵力。像殿前诸班当中的“小底”，就得到了特别的重视，拥有了军的编制，其兵力当在五千人上下。笔者认为：考虑到李重进、张永德二人都曾出任过小底都指挥使和第一军都指挥使，“小底”当是郭威强化殿前诸班最为优先的对象。广顺三年前后，郭威又将“小底”更名为“铁骑”，其目的无疑是淡化其宫廷近卫色彩，突出其正规战斗部队的地位。高平之战当中，在侍卫亲军大部溃散的时候，周世宗能够依靠殿前诸班加以反击，最终扭转战局，无疑是与郭威对殿前诸班多年的苦心经营分不开的。

三是提升殿前诸班主帅的军中地位。他于广顺二年（952）新置殿前都指挥使和殿前都虞候两职，以统领殿前诸班，分别以其外甥李重进和女婿张永德两位最受他信任的后周皇亲国戚居其任。显德元年正月，郭威临终之际，又以殿前都指挥使李重进领武信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领武定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何徽领昭武节度使。李重进的军中地位已经凌驾于侍卫亲军司樊、何二将之上。因为李重进要年长于周世宗柴荣，郭威又特地召李重进入宫，“属以后事，仍命拜荣，以定君臣之分”。其时“殿前诸班”及其主帅李重进在郭威心目当中的地位，以及在当时政治上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元代学者胡三省遂据此判定：

殿前都指挥使总殿前诸班，马军都指挥使总侍卫司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总侍卫司步军，宋朝三衙之职昉于此。

不过，此时的“殿前诸班”尽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其性质仍然属于皇帝的私人亲兵卫队，其总兵力仍难以与侍卫亲军相提并论。况且，“殿前诸班”在指挥机构的建置上，唯有殿前都指挥使、都虞候两等职位，还极少并置，自然尚未能达到足以与侍卫亲军司大致并驾齐驱的地步。

殿前诸班发展成为殿前军，最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节点，出现于显德元年三月的高平之战。在这场决定后周命运的决定性战役当中，侍卫亲军司大部溃逃卖降，一度置后周于顷刻覆灭的绝境；张永德、赵匡胤等则率殿前诸班官兵挺身而出，追随、护卫周世宗拼死反击，终于挽狂澜于既倒，夺取了历史性的胜利。

侍卫亲军与殿前诸班如此鲜明的对比，促使周世宗痛下决心，在果断诛杀樊爱能、何徽等骄兵悍将，重组侍卫司、整顿侍卫亲军的同时，在侍卫亲军之外，以“殿前诸班”为骨干，正式编练和组建殿前军。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出任主帅，在高平之战中一飞冲天的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则受命总其事。显德元年十月：

上谓侍臣曰：“侍卫兵士，累朝已来，老少相半，强懦不分，盖徇人情，不能选练。今春高平与刘崇及蕃军相遇，临敌有指使不前者，苟非朕亲当坚阵，几至丧败。况百户农夫，未能赡一军士，且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升在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

先是，上按于高平，观其退缩，慨然有惩革之意。又以骁勇之士，多为外诸侯所占，如是召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进于阙下，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因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前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

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

“今上”是宋太祖朝修《旧五代史》史官之言，指赵匡胤。其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条：

其一，以空前的力度来强化殿前诸班。首先是整齐番号，把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等原本各自独立成军的皇帝近卫军，正式统编为“殿前诸班”，归殿前都虞候直接指挥。以上四个番号，都是《五代会要》和《旧五代史》当中专门提到的，显然是殿前诸班的主力所在。不过，后周殿前诸班并非仅有这么四个番号，起码还应有前文笔者已经提到的殿前指挥使、东西班，还肯定有控鹤弓箭直、散祗候等等，至少在八个以上。宋太祖朝的殿前司诸班直，主要有十个番号，即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内直（金枪班）、东西班、内员僚直、簇御马直、骨朵子直等。笔者认为：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应该是自后周沿置而来的。

紧接着是扩充优秀兵员。为了迅速而有效地加强殿前诸班，周世宗进一步提升了殿前诸班的军中地位，以高官厚禄来吸引骁勇之士，殿前诸班指挥官的官阶通常可达到刺史，与军都指挥使平级甚至略高；士兵的待遇，也要远高于禁军其他各部。他还具体下令：从下级军官和军官子弟当中选拔“材勇”，编入殿前诸班的内殿直；又从各州藩镇地方军中当中征召“骁勇之士”，“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在此之前，周世宗还曾特别下诏书从民间召募，即使是落草为寇、杀人放火的盗匪，只要身强力壮、武艺超群能够入选殿前诸班，同样可以免罪：

帝以趫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至有朝行杀夺，暮升军籍，雠人遇之，不敢仰视。

这些应诏入京的地方精兵与猛士，再由殿前都虞候赵匡胤进行严格地拔，“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将其中的佼佼者，编入殿前诸班的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当中去。如此多管齐下，殿前诸班遂鸠集了一大批最为精锐的“虎狼之士”。

二是将殿前诸班当中的铁骑和控鹤，升级为禁军的“上军”，与侍卫亲军司的龙捷和虎捷两大主力部队地位相当，官兵待遇从优，更享有优先从禁军其他各部选拔精锐的权力。在高平之战前，铁骑、控鹤都分别只有一个军的编制，战后则比照龙捷、虎捷，其编制猛扩到左、右厢四个军，四十个指挥。因为赵匡胤时任殿前都虞候，以往史书在记述周世宗整军之时，多突出殿前诸班的分量，对铁骑、控鹤则着墨不多。笔者认为：殿前诸班固然精锐，军中地位固然突出，却只是殿前军的军中先锋，如宋代诸班直每班的兵力不过在百人上下，后周时肯定要多一些，但兵力必定相当有限是肯定的。铁骑、控鹤作为兵力雄厚的大军，才是殿前军真正的主力所在。殿前诸班加上铁骑、控鹤“步骑诸指挥”，两翼齐飞，殿前军方才正式得以成军。

需要说明的是，铁骑前身为“小底”，本属殿前诸班当无异议；控鹤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张其凡教授认为：控鹤“后梁时也有之，属天兴军。后唐时相沿不改，明宗时还一度成为与捧圣、严卫鼎足而立的大军之号。后晋时，控鹤仍存，且有屯戍者。后汉时，控鹤亦存，但其军规模已小，少见于史籍了。后周太祖时期，控鹤一名仍旧沿用”。杜文玉教授也指出：“控鹤：五代历朝均有设置，原本是宿卫宫廷的亲军，由于控鹤军战斗力颇强，故经常参加野战，在五代历朝都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但是自后汉以后，控鹤军极少见于记载，当是其军力已经衰弱之故。”日本学者菊池英夫则曰：“后周世宗建立之殿前亲军，很大程度上乃杂用了当日之亲从官，如内廷之控鹤官，即成为日后亲军中之控鹤军。”

上述各家之说各有侧重，其实亦可相互补充。考虑到《五代会要》、《旧五代史》毕竟皆将铁骑、控鹤与散员等并列，而且刘遇“周高祖在邺，遇为亲信吏。周有天下，迁控鹤都军头。显德中，改控鹤副指挥使。国初，迁御龙直指挥使”，马仁瑀本为“内殿直”小校于高平之战后为“控鹤弓箭直指挥使”，宋初殿前司军校史珪亦为“马步军副都军头兼控鹤弓弩大剑都指挥使”，笔者倾向于认为后周太祖时的控鹤，本属殿前诸班，周世宗显德元年十月整军，控鹤方与铁骑一起从“殿前诸班”之中独立出来，与殿前诸班共同组建为殿前军。

经过周世宗此次选拔和编练，“殿前诸班”的兵力大为充实，仅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等就扩充到了十二个班，总计约在二三十个班上下，殿前诸班的总兵力很可能不下万人。铁骑、控鹤的兵力，更当在四万人上下。以“殿前诸班”为骨干、以铁骑、控鹤为主力的殿前军，总兵力就当在五万人上下，已然与侍卫亲军相差不太远，兵员素质及战斗力水准，远在侍卫亲军之上，更兼士气高昂，迅速成长为一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劲旅。

周世宗南征北战，主要依靠的就是殿前军，具体负责编练殿前诸班和殿前军事务的赵匡胤，也由此打下了他在后周禁军中的不拔根基，奠定了他开创宋朝帝业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五代动乱得以最终终结，殿前军的成军可谓居功至伟。

与殿前军政治地位的提升及其军力的迅猛发展相辅相成，其指挥机构当然不断升格，发展成为正式地与侍卫亲军司分庭抗礼的殿前司。《五代会要》等史书有“殿前，始于周世宗显德元年”的记载，殿前，即殿前司的略称。《职源》即征引其说，更为明确地言道：“殿前司，始于周世宗显德元年。”《五代会要》为宋太祖朝宰相王溥所编纂，其权威性自不必言。《职源》，五十卷，南宋王益之所撰，“大理司直金华王益之行甫撰。亦简牍应用之书，而专以今日见行官制为主。盖中兴以后，于旧制多所并省故也”，该书广泛为宋、元多种类书所征引，也被视作较具权威性的一部典制专书。

如此说来，殿前司当与殿前军的成军同步，形成于显德元年，具体地说当在显德元年的十月前后。这是符合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的。笔者进一步认为：组建殿前司，很有可能本身就是周世宗显德元年整军的一个重要举措。

显德三年（956）十二月，周世宗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新设“殿前都点检”一职，由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升任。殿前都点检位在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之上，仅次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则晋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由慕容延钊接任。正如杜文玉教授指出的：

之所以要设置此职，是因为殿前都指挥使初置时，与侍卫亲军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地位相当，为了进一步提高殿前司的地位，于是便设置了此职，使其能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分庭抗礼。

此一举措，大大提升了殿前司的军中地位。后周殿前都点检的公署，即殿前司的帅衙，就设在开封城皇宫大内的左掖门附近，位于皇宫之内，可见其特殊的重要性。

殿前都点检，《册府元龟》或作“殿前都检校”，其《将帅部·总序》有云：“五代以后，典掌禁军，则有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及殿前都检校。殿前都指挥使而下，皆以藩臣领之。唐之军卫，名存而实废矣。”案：《册府元龟》之《帝王部·继统三》有云：“汉隐帝，高祖第二子，天福十二年高祖践祚，以帝为左卫将军、检校司徒，寻为大内都检校、太保。”查《旧五代史》之汉隐帝本纪，“寻为大内都检校”作“迁大内都点检、检校太保”，可知“都检校”即“都点检”之异称。《事实类苑》则作“殿前都检点”，其“辛文悦”条曰：“辛文悦，尝以五经教授，太祖幼时，从之肄业。周显德中，太祖为殿前都检点，久不获见，一日梦邀车驾请见，既下拜，乃太祖也。太祖亦梦其来谒，因令左右寻之，文悦果自至，后累至员外郎。”

《册府元龟》乃宋人王钦若等主持编纂，《事实类苑》则为宋人江少虞所编撰，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成书，皆为宋代所编之书，其史料的原始性和权威性，还是相当高的。遍查五代、两宋讳例，“点”、“校”二字皆无避者，两书称“殿前都点检”为“殿前都检校”、“殿前都检点”，应该都不是出自于避讳。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殿前都检点”之说十分盛行，特别是《康熙字典》即大书曰：“检点，官名，《宋史·太祖纪》为都检点。”然今传本《宋史·太祖纪》实记为“殿前都点检”，《康熙字典》“《宋史·太祖纪》为都检点”云云，显然是错误的。至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文献，更是无一例外地皆作“殿前都点检”。

尽管《康熙字典》“都检点”之说不确，但《康熙字典》毕竟号称为康熙帝钦定，其影响力之大可想而知。例如：太平天国早期的军中正职官共有十二级，包括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军师，名将陈玉成即曾为“三十检点”。其名“检点”，而非“点检”，当亦是受清代此说的影响。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旧五代史》即有云：“澶州节度使兼殿前都检点驸马都尉张永德落军职。”《九朝编年纲目备要》（即《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一亦云：“自是殿前都检点不复除授。”《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九：“建隆二年闰二月，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是殿前都检点遂不复除授。”《书史会要》卷六、《十国春秋》卷八十一等亦然。

笔者怀疑：上述多种《四库全书》文献，包括《事实类苑》在内，其中的“殿前都检点”，或即是受《康熙字典》口径的影响，甚至就是被清人所改的。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与《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皆已将其径改为“殿前都点检”，且都未出校勘记。

至于《册府元龟》“殿前都检校”之说，就笔者所知似为孤证，其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加以详考。

在殿前都点检之后，显德五年（958），殿前司又新现“殿前副都指挥使”一职；显德六年（959），后周再增设了“殿前副都点检”一职。殿前司管军职位的编制，遂亦扩充到了五等，与侍卫亲军司职位的数量大致相等，地位亦大致相当。后周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并立争雄的局面，就此完全形成。

军中历来最重资历。由于侍卫亲军在五代禁军中的老牌地位，加上其兵力总数仍当在殿前司之上，后周侍卫司诸长官在禁军中的排名，始终要在后起的殿前司诸帅之上。侍卫司同级将领的军中地位，通常也要略高于殿前司。以后周显德六年（959）七月周恭帝即位时为例，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当时禁军高级将领的排名顺序，依次是：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军中地位，就在李重进和韩通两人之下。王曾瑜先生《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则根据《旧五代史》卷一二〇《周恭帝纪》指出：

周恭帝即位时的升官资序，仍是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和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上，而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和都指挥使石守信在下。

当然，赵匡胤其时排名在李重进、韩通之下，也可能与赵匡胤实乃后周禁军的后起之秀，又未得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衔，资历、官阶本就远不及已带宰相衔的李、韩二人有关。

笔者已经多次强调：后周从郭威开国伊始，亲殿前诸班远侍卫亲军，通过发展以殿前诸班为骨干的殿前军以平衡、抑制侍卫亲军，就是一个基本的国策。经过周世宗的整军，殿前司所统之殿前军系统，不仅继续在政治上最受皇权的倚重，战斗力亦随之突飞猛进，成长为后周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王牌主力。周世宗凡有亲征，皆以殿前司下辖各部负责扈驾，显然这既有军事上的考虑，更兼有政治上的亲疏判断。殿前司的两任长官张永德、赵匡胤，一个是后周位高权重的皇帝国戚，又与周世宗公谊、私交皆笃；一个是周世宗的“幕府旧僚”，从柴荣的亲兵卫队统领起家，周世宗素来宠信赵匡胤，视之“如子”。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张永德都是周世宗最亲信的重要助手，发挥着相当的决策作用。赵匡胤则是禁军中公认的最为耀眼、最得“圣眷”的少壮派将星，早已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后周殿前司的风头之健可想而知，愈来愈凌驾于侍卫亲军司之上。

反过来，侍卫亲军与皇权的密切程度本不及殿前军，又背着高平之战溃逃叛卖的历史包袱，军力的发展势头明显不如殿前军。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侍卫亲军司诸帅，也一直受到殿前司诸帅的排斥，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尴尬位置。张永德等人更多次向周世宗进谗言，试图置李重进于政治上的死地。

正因为如此，在后周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大禁军山头之间的明争暗斗当中，在两司众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人事倾轧当中，殿前司多年稳居上风，渐呈一家独大之势。周世宗在晚年应该已经发现了此一问题的严重性。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于临终之际，通过“莫须有”式的“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事件，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断然罢黜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军职。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则加使相衔，并入受遗命，“军政多决于韩通”，政治地位在继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之上。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虽也外放淮南节度使，然仍领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衔，待遇也要优于张永德。

如此一连串的重大人事变动，表明周世宗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亲殿前军远侍卫亲军的国策，以重新恢复殿前、侍卫两军的政治平衡，然无疑为时已晚，反而予殿前司系统将帅以“兔死狗烹”人人自危的刺激和口实，成为促使殿前军兵变推翻后周王朝最为直接的催化剂和导火索。

殿前司主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最终得国，侍卫亲军司主帅韩通根本无力与之对抗，无疑就是殿前军与侍卫亲军双方实力对比的最好体现，是殿前军实力超越侍卫亲军水到渠成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必然性。赵匡胤个人的周密筹划与高明安排固然重要，却是第二位的因素。另外，在陈桥兵变当中，赵匡胤无论如何标榜和努力来实现“市不易肆”、“不戮一人而得天下”，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都难逃被诛杀的命运，远在扬州的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及其势力也随之被彻底铲除，原因也就在此。

宋朝开国之初，诚如南宋学者章如愚所云：“宋初，侍卫亲军置都指挥使，虽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挥使上。”侍卫亲军司的军中地位，仍然大致在殿前司之上。如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九月，宋太宗“命皇城使王继恩召马步军都虞候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宴饮”，表明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位在殿前都指挥使戴兴之上。但这只不过是历史惯性作用的馀波而已。宋太祖是从殿前司起家开创帝业的，殿前司所部官兵当然是他不折不扣的嫡系人马，所以，宋代殿前司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其事实上的重要性，皆要远远超过侍卫亲军司。大致到了宋真宗朝，随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一职的最后废除，殿前司同级将领的军中地位，无论名实，都已然要高于侍卫亲军司。殿前、侍卫两司的争雄，至此可谓真正尘埃落定。

在侍卫亲军司当中，马军将领的地位，又要略高于同级的步军将领。按照宋代的制度，三衙将领的升迁，通常就是沿着侍卫步军、马军、殿前司的顺序进行。到了北宋后期的宋徽宗朝和南宋时期，随着三衙管军名号日趋阶官化，侍卫马军司的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司的步军都指挥使，其官阶都被确定为正五品，而殿前司的殿前都指挥使的官阶却被定为从二品，要远远高于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即使是殿前副都指挥使，其官阶也是正四品，同样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上。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辽朝从后晋手中取得以幽州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地区之后，就推行著名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南北面官制度。在南面官系统的“南面军官”当中，就有：

殿前都点检司。设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同知点检司事三等职位。辽穆宗应历十六年（966），耶律夷刺葛任殿前都点检；辽圣宗太平六年（1026），耶律野任殿前副都点检；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耶律挞不也任同知点检司事。

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设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监等三等职位。辽圣宗统和二年（984），韩倬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下辖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

对此，清代永镕领衔编纂的《历代职官表》有案语考证说：

辽御帐诸官以贵戚为侍卫，武臣为宿卫，亲军为禁卫，百官番宿为宿直，各有司存，皆如今领侍卫之职。至南面官之殿前、侍卫两司，与宋制正同，疑所领皆汉兵，故与御帐别为一职。

“与宋制正同”云云，当然大致不差，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辽、宋此制乃是同源，共同源自五代后唐、后晋、后周。从形式和名号等层面上看，辽朝保存五代制度的成分，起码在形式上，较宋朝可能还要多一些。当然，辽朝军事力量的真正重心，始终在其北面官系统，辽朝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所领皆汉军”，其地位和分量是难以与五代、宋朝的殿前、侍卫两司相提并论的。

（三）天子自将之“私兵”与“卒伍之都长”

在前引宋元众家论三衙之制诸说当中，笔者最为重视欧阳修之说。在笔者看来，欧阳修作为杰出的史学家，不仅基本理清了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在五代的发展概况，更准确地将殿前军和侍卫亲军定性为天子自将之“私兵”，将殿前司、侍卫亲军两司管军众将定性为“乃其卒伍之都长耳”。

天子自将之“私兵”，“其卒伍之都长”。欧阳修所作的这两个定性，虽然寥寥数语，却真正把握到了五代宋初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制度变迁的关键和要害之所在，揭橥出了君主以两司所部禁军即天子自将之“私兵”逐步取代六军十二卫之“国兵”，以两司管军众将们逐步取代“判六军诸卫事”等“朝廷大将”，将原本主兵的尚书兵部置于无用之地，与当时三司取代尚书户部，翰林学士取代中书舍人大致类似，其实质都是皇权绕过三省六部原有的朝廷大臣，以天子“私人”来掌握军队的指挥权，从而使君主的个人权威得以空前的强化。

所谓“私兵”，指的是军队归将领私人所有，不但其他将领难以统领，朝廷也难以顺畅地号令。中唐五代的方镇之兵，就是典型的“私兵”。对此，苏辙有着准确的概括：

昔唐季五代之乱，其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人，而小者不下数万，抚循鞠养，美衣丰食，同其甘苦而顺其好恶，甚者养以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当是时，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从，而听其将。而将之所为，虽有大奸不义，而无所违拒。

“卒伍之都长”，指的是方镇节度使“私兵”之指挥者。五代的皇帝，多数是自节度使起家；五代的禁军，也脱胎自方镇军。皇帝与禁军之间的关系，皇帝与禁军众将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个人私有与效忠私人的关系，禁军官兵往往只是效忠于皇帝乃至于具体的皇帝个人，对政权的忠诚度反而相当一般。宋代三衙禁军直接承袭自五代，三衙禁军乃“天子私兵”，“非人臣所得而有”，始终是其一个基本的深层的历史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