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变其法而变其意”：因之五代

五代时期，相比于汉、唐，尽管是一个政权走马灯般更迭的乱世，但却历史性地初步解决了“内轻外重”的问题，各政权无一例外地都拥有了一支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性的、强大的、主要屯驻于京师的中央禁军，时人称之为“京城诸军”。“京城诸军”即中央禁军的实力，已经全然压倒了地方方镇。对此，聂崇岐先生在《论宋太祖收兵权》名文中即曾指出，唐末的三十馀家方镇：

唐亡前夕，群魔经二十年之吞噬，存者之不逾半数。用开五代诸国窃号自娱之局，而以砀山朱温势力为尤大，故能终移唐祚，肇兴梁室。五代初年，为患烈而久之河北诸镇，卢龙、义武已见并于朱邪，魏博、横海则折而入于朱氏。馀若割据鲁、豫、陕、陇者，亦率隶于梁之领域。洎后唐灭梁，下迄晋、汉，中朝兵力日强，新藩镇虽因武夫得时，有增无减，骄蹇之气亦未稍杀，但根柢浅露，难敌庙堂，较之唐代外重内轻情形，已迥乎不同。

张其凡先生亦云：“后梁时已经改变了唐末内轻外重的局面，禁军的力量，完全压倒了方镇军”，“后唐时，中央的军力完全压倒了地方，控制了地方，禁军成了基本的战斗队伍”。中央禁军的中高级将校，即所谓的“宿卫诸将”群体，已然是凌驾于地方方镇之上，成为决定政治走向和政权命运的主要力量，五代“各朝兴亡，多视禁军向背”。

在此基础之上，侍卫亲军司、殿前司等指挥京师禁军的新的军事强力部门陆续得以组建，当然是水到渠成。侍卫亲军司成型于后唐明宗朝，而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五代第一位从禁军统帅由禁军拥戴而登上帝位的皇帝，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望可知。

宋代的三衙禁军，完全是从五代累朝相承的“京城诸军”脱胎而来的，建隆三年（962）宋太祖在检阅殿前司和侍卫司所部时，即对群臣有言：“晋、汉以来，卫士不下数十万，然可用者极寡。朕顷案籍阅之，去其冗弱，又亲校其击刺骑射之艺，今悉为精锐，故顺时令而讲武焉。”相应地，若仅就制度的直接承袭关系而言，宋代的三衙管军制度毫无疑问地是承袭五代制度而来。南宋三衙管军郭倪曾就马军司具体地说：“侍卫马军司盖创于后梁，至后唐为侍卫亲军，后周改为龙捷左右军。”朱熹也谈到：

今之三衙，即旧日之指挥使。朱温由宣武节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挥使为殿前指挥使，管禁卫诸军。以至今日，其权益重。

南宋史家李焘撰有《五代三衙将帅年表》一卷，该书今已失传，然顾名思义，李氏当仅将宋代三衙管军制度追溯至五代。另一学者吕中亦有言：

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此正制作之一机。而我太祖创法立制，不务名而务实，不变其法而变其意，一转移之间，事体顿异矣。

侍卫起于后唐，而我朝因之；殿前司起于周，而我朝因之。皇城司起于梁，而我朝因之。

吕氏是语，较远追汉、唐诸说，可谓最为平实客观。王曾瑜先生《宋朝军制初探》指出：

总的说来，五代初出现的侍卫亲军，至后晋时已扩充为中央军，至后周时，中央军又分成殿前司军和侍卫司军两支。北宋初期，又开始了自两司到三衙的演变。

此可谓不易之论。正如南宋王应麟所言：“昭宗之末，禁旅尽矣。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五代是由唐末方镇发展而来的，后梁与后唐分别是以开封宣武和太原河东两大方镇为核心，“以方镇建国”。后汉、后晋与后周三朝，也程度不同地具有河东镇和天雄军的背景。五代的禁军，同样主要是由宣武、河东等方镇军直接脱胎而来的，其指挥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唐代“方镇之制”、“镇兵之制”的色彩，至于殿前诸班直，其渊源当为方镇节度使私人之牙兵、牙队。宋代三衙由五代而来，方镇之制的痕迹，仍然较为明显。

宋代三衙管军当中的都指挥使之职即“本方镇军校之名”，所谓“当唐之末，方镇之兵多矣，凡一军有指挥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诸军，又有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盖其卒伍之长也。自梁以宣武军建国，因其旧制，有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因之，至明宗时，始更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

都虞候之职亦然，唐代方镇“凡主兵将领都置虞候，上到整个藩镇军的都虞候，下到某一军将的虞候（称将虞候），所以虞候名目、员数均甚多”、“藩镇有马步都虞候、左右厢都虞候，而且每军、每将皆有虞候，故又有马军左右虞候、步军左右虞候。更有左右二将虞候、左三将虞候、右四将虞候等，这就是所谓 ‘将虞候’”。三衙都虞候当由整个方镇军的都虞候发展而来，方镇将虞候则发展成为殿前司诸班直以及三衙下辖诸军的都虞候。两者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宋代三衙管军制度可谓渊源与雏形自中唐以降方镇、五代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