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西都遗意”：远溯汉、唐

宋代的三衙管军制度，宋人多将其追溯至汉、唐。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李纲曾撰《殿帅》制，其开篇破题即曰：“汉置期门、羽林之军，以夹辅宫省。唐开折冲、果毅之府，以镇卫京师。”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则有言：“环卫官者，唐有之，领宿卫兵，若今之三衙。”赵彦卫《云麓漫钞》亦曰：“殿前司，盖唐之十六卫；侍卫亲军，唐之六军也。”宋人因此多以“环卫”来指代三衙管军。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七月，时任右谏议大夫的李谊则将其追至曹魏、西晋和唐代“领宿卫兵”之中卫和左右卫将军，他说：

按魏置中卫将军，晋武分为左、右卫，宋、齐谓之二卫，各领营兵，每暮一人宿直。又唐右卫大将李大亮自兼三职，宿卫两宫，每番直，尝假寐，太宗劳曰：“公在，我得酣寝。”则三衙宿直，尚矣。

汉代京师长安南、北两军并立的“西京遗制”，最为宋人所津津乐道。宋高宗时，枢密都承旨章谊也曾上奏：

汉有南北两屯，唐有南北两卫，皆天子自将之兵。祖宗所置殿班亲军，处禁门之内，皆极天下之选。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时任主管马军行司公事的郭倪主持编纂《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其所撰《序言》开篇即曰：“汉京师有南、北军，卫尉掌宫门屯卫兵，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垒之事。后又增置八校及羽林、期门之属，徼巡藩护，兵威隐然，为后世立军不易之制。”紧接着，郭氏特别强调说：“国家并列三衙，虽曰沿袭五代，然实本西都遗意。”更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与宋人著述径曰：“三衙，即汉人之南军也。”

将三衙更进一步远溯至周代的看法，宋代也相当地普遍，名臣范仲淹就曾经提到过：殿前司、马军司和步军司“总辖诸军，其体最大”，“此《夏官·司马》之政也”。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八月，给事中兼侍读胡安国在上疏中更明确地说：

自古盛主，虽用文德，必有亲兵，专掌宿卫。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贲者，犹今侍卫亲军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齐侯吕伋，以虎贲百人，迎于南门。吕伋者，太公望子，自诸侯入典亲兵，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勋德世臣，总司禁旅；虎贲锐士，宿卫王公。其为国家虑深远矣。本朝监观前代，命三衙分掌亲军，虽崇宁间，旧规犹在。

同年九月，又有臣僚进呈“论周公作《立政》，言虎贲缀衣之士”，“谓今日宜添置禁卫”。王应麟在《玉海》中亦曾言及：宋代三衙“如周畿兵，如汉中垒”。

宋神宗更曾将宋代三衙四厢之制直推至轩辕黄帝之八阵法，他于熙宁八年（1075）二月命三衙演练李靖营阵法时，就训令李宪等人道：

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阵法也。后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臣通晓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阵大体也。

六军者，左右虞候各一军，为二虞候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本朝祖宗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后军帅之别名，而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为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是其名实与古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

当然，宋神宗之言，仅仅是就战阵和军阵演变的角度而言的。

任何制度，皆渊源有自，必然曾经历过一个较长历史时间段的酝酿以及发展演变的过程，宋代的三衙管军制度当然也不会例外。从这个角度上说，宋人上述种种追溯，都各有其道理。仅以唐代南北两衙、汉代南北军制度而言，若从扈从帝王、卫戍京师“卫士”的角度来看，宋代三衙与其之间也确有一定的类似和若干历史传承之处。尽管如此，毕竟时易世移，宋制与汉、唐制度之间的区别，更是十分的明显：

其一，正如苏轼所言：宋代三衙“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而汉、唐皆“外重而内轻”。汉代“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事已皆罢归家”, “兵甲在外”，南北两军、期门、羽林等“以备天子扈从番卫”而已。汉高祖刘邦从京师亲赴邯郸讨伐陈豨，“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遂几有孤家寡人之忧；汉景帝时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必须从京师“乘六乘传”至洛阳“会兵”，即点集地方郡国兵马，此前其麾下寥寥，为避吴人伏兵截杀，竟至绕道出武关趋洛阳。安然抵达洛阳之后，周亚夫曾感叹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汉武帝时中大夫庄助欲伐闽越，汉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遂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东汉末叶董卓以区区三千人的凉州军进京，即完全控制住了东汉朝政。以上事例，皆为明证。

唐代的情况较汉代要复杂得多，然唐前期重兵散在诸道之军府（折冲府），中唐以降则在地方之方镇，“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大致可以无疑。安史之乱时，京师长安虽置有南、北两衙，实际上早已是无兵可用，只能是“驱市人以接战”，临时召募“市井子弟”来充数。安史之乱后，唐廷尽其所能地重点扩充和整编了以神策军为核心的北衙禁军，然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

北衙禁军在唐代前期虽逐渐增多，至天宝末四军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武则天垂拱元年羽林军所领名为羽林郎，只6000人。天宝末定额15000人。唐初以来北门军来源随时有变化，总的倾向是出于召募，应募的至少不小一部分是长安避役市民，根本没有真正的战斗力，除特殊情况以外，北门禁军基本上不出征。

安史乱后，原有北门四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肃宗时别置神武军，和重新组成的羽林、龙武号称六军，随后又设置一些六军以外的禁军。新置诸军也有如过去一样曾在宫廷政变中起作用，如拥立代宗的宝应射生，一般都没有作为真正的战斗力量使用。

唐德宗蒙尘，扈驾者才“四百馀骑”。可见，北衙禁军的兵力依然相当有限，战斗力更差。即使是唐廷唯一的军事支柱神策军，虽然一度号称有十五万馀众，然绝大多数不过是长安西、北镇防边兵的遥隶而已，“这些镇防兵名为禁军，实际上是长镇边防军，并非像初期那样来自长安神策总部”。而且，神策军的战斗力同样极差，根本无法与方镇军抗衡，也就改变不了“内轻外重”的基本格局。对此，《资治通鉴》有着极为形象的描绘：

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稟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阵，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南宋学者陈傅良所撰《历代兵制》亦述神策军之始末云：

广德以后，吐蕃屡入寇，天子不能自立，而陕州神策之军，遂为禁军之首。然而朝恩贪肆无极，自凤翔、京兆、扶风等郡，皆属其节度，卒之军政不立。逮建中之末，耗散略尽，白志贞遂补之以市人，一旦泾原叛卒一呼，而天子无从卫之兵，非李晟持军赴难，则唐事去矣。自后虽更易不常，其权大率归之阉寺。顺宗即位，王叔文虽欲收神策兵权，而事卒不克。至昭宗以藩臣跋扈，而有宗室典禁兵之谋，可谓良策矣，特嗣、覃诸王虽迭居阃外之寄，皆不足以支难，致驾陷于朱温，可不戒夫。

当代学者也都准确地指出：唐之神策军“虚籍多，实兵少，隶名禁军的多市井无赖、豪强、奸滑之徒，一般均不堪一战”, “宦官用以挟制宫廷则有馀，用于作战则不堪一击”。

唐代学者杜佑在《通典》中有云：汉氏“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然宋人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已力言其非，陈氏并具体考证：两汉京师兵马，至多不足万人。此一数字，实不如边地一郡。马端临《文献通考》也加以驳斥说：“是殆不然”，两汉“京师之兵，不满二万人……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故此以万旅言之”。

案：杜氏之说不能成立自不待言，然其意则在经世致用，试图影响唐廷改变其时“内轻外重”的危局。又，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九月，韩绛等有云：“汉、唐重兵皆在京师，其边戍裁足守备而已。四方有警，则兵从之出，故边无横费，而强本弱末其势亦顺。开元以后，有事四夷，权臣皆节制一方，重兵悉在西北，天宝之乱，由京师空虚，贼臣得以肆志也。”韩氏所云“天宝之乱，由京师空虚”，当为不争之事实，然“汉、唐重兵皆在京师”云云，其实无据。

比较而言，秦观以词宗名世，然他对汉、唐、宋三代京师屯兵情况的对比分析，虽不免书生论兵的通病，却颇有过人之处，他说：

汉、唐以地为险，本朝以兵为险故也。汉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盖汉踵秦事，郡国皆有材官，有变则以符檄发之。京师惟有南、北两军，有期门、羽林、孤儿，以备扈从。唐分天下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关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废，始置神策为禁军，亦不过数万人。以此见汉、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国，则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此所谓以地为险者也。

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名挂于籍者，号百馀万。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农也。非都四通五达之郊，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

要之，汉、唐重兵皆在地方，“兵甲在外”、“兵甲散在郡国”，京师不屯大军。宋代那种“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都下兵数十万人”, “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萃在京师，本固兵强，邦国之利也”, “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天下之兵，其数莫如京师之多”, “亲卫诸军，虎旅百万，盖天下武锋之萃也。既建三帅，以护周庐之师”，三衙动辄十万馀众，甚至更多兵力虎踞京师的情况，汉、唐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都畜卫兵，莫如国朝之盛”, “自古禁旅之盛，无如本朝者”，宋人的这些判断，与历史事实大致符合。这还仅仅是就数量而言的，若再考虑到质量因素，差距应该更加明显。明人冯琦有云：“自唐、宋以来，京师皆屯宿重兵，畿内外当天下之半。”此语大致不错，但所谓“自唐、宋以来”，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自宋代以来。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汉、唐虽然同为“内轻外重”，但汉代的体制是块块式的，地方兵马统属于地方行政系统，郡守、县令加上后来的州刺史、州牧等地方行政长官，即是各地方当然的军事统帅。唐代的前期体制是条条式的，军府基本独立于地方，遥隶于中央的兵部。中后期的方镇则是以军领政，方镇节度使兼领地方大权，地方行政系统反隶属其下。汉末起兵者多为州牧、刺史和太守等地方大员，唐中期以后割据者为方镇节度使，原因也就在此。

其二，汉、唐京师的军力，特别是汉代的南北军，主要是依靠地方兵的番上，通常是每一年度一轮换。从严格意义上讲，当仍属于地方郡国或军府之兵，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畿兵”、中央军。

其三，汉代与唐前期实行的都是义务征兵制度，兵农合一是其鲜明特征，而宋代则是以募兵制为主，三衙各部更是全来自于募兵，基本上属于职业兵和终身兵，与汉、唐（唐前期）有着本质的差异，实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