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所谓“名”与“字”

“概念”、“范畴”都是翻译名词。范畴二字虽然出自《尚书·洪范》所谓“洪范九畴”，但是古代并不以范畴二字连为一词。在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与今所谓概念、范畴相当的，是“名”和“字”。孔子提出“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管子·心术上》论形名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公孙龙说：“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墨子·小取》云：“以名举实。”各家所谓名都是指事物的称谓。

《墨经》将名分为三种，《经上》云：“名：达、类、私。”《经说上》解释说：“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达名是普遍性的名称。类名是一类事物的名称。达名与类名都是我们所谓概念。达名是普遍概念，类名是一类事物的概念。私名是个别人的名字，不是概念。

荀子提出所谓共名与别名，他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荀子·正名》）这所谓大共名即墨家所谓达名，所谓大别名即墨家所谓类名。

中国古无概念一词，“达名”、“类名”即是概念。概念是从思维来讲的，名是从语言来讲的。思维与语言可以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思维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没有脱离语言的思维。名与概念是统一的。

达名、有实必待之名，可以说即今所谓范畴。范畴一词出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范畴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体”、“量”、“性质”、“关系”、“处”、“时”、“容态”、“状况”、“施”、“受”等十个范畴。到了近代，康德从先验论的观点讲范畴，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讲范畴。我们现在讲范畴，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统一性和普遍联系的思维形式，也就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基本概念。中国古代哲学中缺乏像亚里士多德《范畴篇》那样的系统的范畴理论。《庄子·秋水》云：“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所谓“量”、“时”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量”、“时”。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关于“量”、“时”的讨论不多。《孟子》、《易传》所谓“时”又不仅指一般所谓时间。

韩愈在《原道》中提出“虚位”与“定名”的区别，他说：“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定名是有确定内涵的名称，虚位即是空格子，不同学派可以填入不同的内容。儒家、道家都讲“道”，但所谓“道”的意义不同。至于仁义则有固定的涵义，儒家宣扬仁义，道家不同意儒家所讲的仁义，但不能借用仁义二字而赋予它以另外的意义，只是对仁义加以批评指责而已。韩愈所谓定名、虚位，都属于今日所谓范畴。如果加以分析，定名可谓实质的范畴，虚位可谓形式的范畴。

宋元明清时代，哲学的概念范畴一般称为“字”。有些学者致力于解释所谓“字义”。朱熹的弟子陈淳著《字义详讲》（后人称为《北溪字义》），就是讲解程朱理学的概念范畴的著作。清儒戴震批判程朱，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撰写《孟子字义疏证》，采取了解释孟子哲学的概念范畴的形式。这里所谓“字”不是指普通的文字，而是指哲学的名词。所谓“字义”都是指对于哲学概念范畴的解释。“字义”二字太泛，不如西方所谓范畴意思明确。中国古代虽无范畴之称，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有一套自己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