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章 御殿聽政(上):北宋前期

第一節 聽政問題的提出

一 宋代君主集權制的確立

首腦與中央決策系統及其運行機制,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領域最爲基本且持久的議題白鋼《中國政治制度史》第一章《導論》將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範圍和内容概括爲十個方面,並將“首腦與中央決策系統及其運行機制”列爲第一,認爲其居於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統帥地位”。(第3頁)。其中皇帝權力的變化與行使,以及中央圍繞皇帝展開的政務運作,更是重中之重,一直備受研究者關注。具體到宋代,隨着君主獨裁制度的確立,君主在某種意義上成爲當時全國行政首腦,在中央日常政務活動中日益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20世紀30時代,錢穆在論及宋代政制特點時,便認爲“宋代雖稱中央集權,而其權實不在宰相”,與前代相比,相權低落,君權加重錢穆《國史大綱》第三十一章第五部分《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第554—556頁)。同樣意見在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第三講《宋代》之“君權之侵攬”章節中亦有陳述(第76—80頁)。。其後李俊《中國宰相制度》一書進一步説道:

人徒知宋懲唐與五代之弊,收地方之權歸於中央,而不知中央之權又集於皇帝一人之手也。李俊《中國宰相制度》,第151頁。

觀其意,則宋代在實現中央集權的基礎上,更有進而向君主集權發展的態勢。至周良霄《皇帝與皇權》一書,則明確將唐宋時期視爲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成熟階段,尤其宋代的一系列措置,從制度上保證了大一統與君主集權制度的全面確立,此後的元明清則走向了極端專制主義皇權的惡性發展與腐朽僵化周良霄《皇帝與皇權》第十二章第二部分《中國專制主義皇權的成熟》,第248—253頁。。可見宋代君權變化及其造成的政治局面,上有别於唐,下影響元明清,乃是中國帝制中期政制史上值得深究的一大“變局”祝總斌《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發展的總趨勢——附論古代的人治與法治》(氏著《材不材齋文集——祝總斌學術研究論文集》下集,第16—42頁)一文持相反觀點,認爲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權力,其發展總趨勢是不斷削弱,而非加强。筆者認爲其論證過程中,對於政治思想、輿論及其對皇權的實際制約作用、君主個人行爲與制度規定的君主權限、君主在理論上擁有至高無上權力與在實際政務活動中的具體權力等多組概念,没有加以區别,故其結論值得商榷。

對此“變局”的理論建構,是日本學者内藤湖南在1922年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文章集中闡述了其唐宋變革説,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唐代是中國中世的結束,宋朝是中國近世的開端。而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狀態就政治而言,最大差别就是“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1922年5月,第1—11頁;中譯本收録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第10—18頁。。宋代君主成爲絶對權力的主體,臣下的權力完全來自皇帝的授予,君權無限制增長,此君主專制制度至明清時期而臻於完備參見張廣達《内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説及其影響》,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其後,宫崎市定繼承了内藤湖南的學説,在《東洋的近世》一文中進一步闡釋宋代所具備的“近世”特徵,他强調:古代、中世的皇帝獨裁是依靠個人能力,而宋代以後是依靠“制度”維持獨裁,即使無能的皇帝仍然可以是獨裁君主。而所謂“君主獨裁”,“並不是説君主恣意而爲。從官制上來説,是把儘量多的機構置於君主的直接指揮下,所有的國家組織,只由君主一人之手統轄”,是一種以高度發達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爲基礎的政治制度 [日]宫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中譯本收録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第153—241頁。另參見[日]平田茂樹《日本宋代政治制度研究述評》,中譯本收録於氏著《宋代政治結構研究》,第2頁。

“唐宋變革”説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我國影響增大參見李華瑞《“唐宋變革論”對國内宋史研究的影響》,《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5—10頁;張邦煒《“唐宋變革論”的首倡者及其他》,《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16頁。,在政治制度史領域,學界對與“君主獨裁制”相關的君臣關係、天子耳目之司、官僚制度、科舉制度、文書制度等問題作了不少討論。近年來學界也開始進行研究理論和範式上的反思與豐富,發掘“變革”中的“延續”、“制度框架”内的“權力運行實態”等新思路參見王化雨《唐宋變革與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31—36頁;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 》,氏著《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第3—42頁。。但與前後王朝相比,對宋代皇帝制度尤其是“君主在中央政務活動中的表現”這方面的直接研究仍顯得薄弱,有深入開拓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