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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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宋君主聽政活動之對比

宋代聽政制度的形成、變動和定型主要發生在北宋時期,這正是本文重點觀察的時段。

北宋君臣對唐代覆轍的歷史教訓戒惕尤深,認爲唐末喪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君主貪圖安逸而怠政,從而導致大權旁落、中央失勢。因此,在北宋,不僅君主常懷自我警惕,要牢牢抓住庶政大權,並時刻保持君臣交流渠道的暢通;而且官僚群體也對“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羅從彦《遵堯録》卷四,152頁。基本達成共識。這一共識最終落實到聽政制度上,形成爲一種常規性做法,並上升到“祖宗之法”的高度,對君主本身亦構成爲一種約束和鞭策。

北宋初期的官員,對君主“視事太勤”的做法尚有些不太適應例如田錫《上太宗條奏事宜》,《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五,第1647頁。《宋史》卷二六七《張洎傳》中,也記載了張洎勸太宗不必日日聽政的奏疏(第9211頁)。。但北宋中期的官員奏疏中,已開始出現對祖宗“勤政”的追憶和贊美,並鼓勵現任君主予以效法例如仁宗寶元元年(1038),蘇舜欽《上仁宗應詔論地震春雷之異》中提到:“臣竊觀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宋朝諸臣奏議》卷三八,第381頁)。這種對“勤政”的肯定,有時會通過與“唐代君主聽政不勤導致國家衰敗”的對比表達出來。如果我們將唐代和宋代君主的聽政活動做一大致比較,確實能發現二者在强度上有明顯差别。

唐代君主會見大臣最隆重的朝會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元日)和冬至,其次是每月的朔、望朝參,這些朝會基本是禮儀性的。正式的御前決策會議則稱爲常朝,唐前期一般每日或隔日舉行,但高宗以後,往往流於形式,越來越向皇帝會見高級官員的儀式方向發展。肅宗以後,逐漸以大明宫延英殿作爲固定的會議場所,延英殿決策會議遂成爲唐代中期以後最重要的御前決策會議,在唐後期幾乎成爲皇帝溝通外朝的唯一渠道。史料中關於唐代中後期的君主“視事”基本是指延英殿決策會議,至唐後期固定在隻日進行《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本紀》贊云:“故事,天子隻日視事。”(第580頁)同書卷一五五《李遜傳》云:“今群臣敷奏,乃候隻日。”(第4123頁),若遇節假、忌日、喪禮、雨雪天氣等,又往往輟朝不坐,故隻日視朝並不能保證按期舉行關於唐代君主視朝聽政的情況,參見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御前決策會議》,第53—74頁;袁剛《隋唐中書體制的發展演變》第八章第一節《延英奏對制度》,第165—180頁。。宋太宗時,史館修撰張洎上疏勸諫議太宗聽政視事不必太勤,並建議“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宋史》卷二六七《張洎傳》,第9211頁。。這裏的“前代”主要是指唐代後期。

北宋沿襲了唐代的元日、冬至大朝會、月朔入閤儀式和前殿常朝,同時繼承了五代的五日内殿百官大起居,這些在北宋主要是儀式性朝參。由於其中不少儀式重複舉行,因此神宗元豐四年(1081)制定出新的朝參制度,分爲日參、六參、兩參(望參和朔參)共四種。而北宋真正的聽政活動是在内殿進行,基本按照“垂拱殿早朝——後殿再坐——下午經筵——夜間召對” [日]平田茂樹《宋代政治構造試論——對と議を手掛りにして》,《東洋史研究》第52卷第4號,1994年,第83—110頁;《宋代的政治空間:皇帝與臣僚交流方式的變化》,《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31—136頁。的流程進行,這一流程從清晨持續到夜晚。以宋真宗爲例:

真宗自即位,既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按7至9點)還宫進食。少時,復御便殿視事,或閲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按9至13點)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諮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宫。羅從彦《遵堯録》卷三,第143頁

“旦”是日出時刻,“中夜”是半夜。據日本學者久保田和男的計算,垂拱殿早朝開始的具體時間冬至爲7∶12,夏至爲4∶48。因此,君主一般在黎明十刻前就要起床、盥洗。所謂“黎明十刻前”是指冬至時的五更(3至5點)初、夏至時的四更(1至3點)末 [日]久保田和男《宋代開封研究》第七章《宋代時法與開封的早晨》,第178頁。。關於宋真宗的這條記録並非北宋個例,而是較爲常規的做法。據《老學庵筆記》記載: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蓋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第88頁。

既云“祖宗”,則“黎明十刻前盥洗”應該是北宋皇帝的普遍做法。而且北宋實行“日朝”制度,即君主每日都要視朝聽政。北宋君主唯徽宗較爲怠政,其餘君主除出征、身體不適等原因偶爾缺朝外,基本都能夠堅持這一制度。

退朝後,君主還要批閲奏章。宋代君主的奏章批閲量較之唐代大大增加。這一方面是因爲北宋中央集權增强,收地方財權、兵權、事權,導致中央日常政務裁處量較之唐代激增;另一方面是因爲北宋君主的日常政務裁決權增强了。據《王文正公筆録》記載,唐代大量日常政務主要交由宰相處理: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寳,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王曾《王文正公筆録》,第266頁。

但自宋太祖時,宰相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宋史》卷二四九《范質傳》,第8795頁取旨,此後成爲定式。中央重要部門也被置於皇帝直接指揮之下,“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聖旨”田錫《上太宗條奏事宜》,《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五,第1647頁。,於是造成“奏御寖多,或至旰昃”王曾《王文正公筆録》,第266頁。的局面。

通過對唐宋君主聽政理政活動大致情況的比較,可以看到二者主要存在以下差别:第一,唐代主要實行“隻日朝”制度,而北宋基本實行“日朝”制度,聽政頻率提高。第二,宋代君主早中晚都有聽政理政活動,每日工作强度勝於唐代君主。第三,宋代君主退朝後的文書批閲量要遠多於唐代君主。北宋君主政務量比前朝增多、聽政强度增大的現象反映出,北宋君主在中央日常政務活動中的權力、地位、角色發生了很大變化,並由此出現中樞權力結構和政務裁決方式的改變。因此,從君主聽政活動入手,探究北宋中央權力結構和政務領域的上述變化,無疑是一條直接、便利的途徑。

然而現有研究和前文簡單的唐宋對比,並不能充分反映北宋君主聽政制度形成、變化、定型的複雜過程。比如聽政的時間、地點、頻率、内容、對象、方式、結果和執行情況;比如官員和君主的互動;比如各階段制度變化與政局之間的互相影響等。本文接下來將綜合考察上述各要素,對北宋君主聽政活動進行分階段、近距離的考察,並努力將制度因素還原到日常政務運行場景中去做出觀察,充分重視現實的政治活動,藉以理解北宋各階段政治結構的生成、調整與聽政制度的運作情形。其中,本文對以下幾個關鍵時期會特别加以關注:一、北宋前期日朝制度的形成;二、中期真、仁兩朝隻日朝的出現及其與日朝的交替進行;三、神宗朝對朝會制度的改革;四、後期徽宗朝的怠政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