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中国古典小说最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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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三侠五义》

我国章回体的白话通俗小说,往往是以“话说”开头,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结尾,中间还时不时加上些诗词。这种唯有中国所独有的小说形态,正说明了我国小说的渊源——说书。如果没有宋代说书艺人的奇思妙想和巧舌如簧,很难想象《三国》《水浒》能如此精彩绝伦。而说书人口中滔滔不绝的故事又是如何记录、整理、加工、修订而最终成为历经千百年而不衰的文学作品的呢?您面前的这部清代后期的小说《三侠五义》就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说书—话本—小说”的层层演进成型的全过程。

话说清道光年间,北京城里来了一位技艺高超的说唱艺人石玉昆,他表演的“包公案”内容丰富、精彩动人,一时风靡了北京城,不论是贵族阔老,还是贩夫走卒,都被他吸引住了。这“包公案”正是我们今日所见的《三侠五义》的雏形。

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从现有资料看,他在闯京城说“包公案”时,对以前的各种包公故事传说,不论是书面上的野史笔记和小说,还是舞台上的戏曲、说唱,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因而他说唱的包公故事就显示了较为完整、重点突出、故事定型等显著特点,为此后人们对包公故事的认识和了解提供了来源。由于石玉昆对包公故事进行了融汇和创新,加上讲唱技艺的不同凡响,使他卓然成家,誉满京城数十年。

由于石玉昆出色的表演,当时就有人把说唱内容记录下来,抄录成《龙图公案》唱本。同治年间,有个问竹主人,将《龙图公案》唱本“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取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同治十年(1871)春天,又有一个入迷道人从问竹主人那里借来一部抄录,于光绪元年(1875),重新“校阅”, “另录成编”。至光绪四年(1878)冬,有一个退思主人从入迷道人处借走此书,“爱不释手”,不忍独美,索性“付刻于珍版”了。于是,光绪五年(1879)初秋,北京聚珍堂用活字版推出了这部一百二十回的《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封面题有“石玉昆述”四字,大概为了显示此书渊源,也为了宣传推广之用吧。可惜对于问竹、入迷、退思三位成书功臣的姓氏生平,书上只字未提,我们也就一无所知了。

《忠烈侠义传》一经问世,即畅行北京,几年之内,多次再版。号称据石玉昆原稿本出版的《忠烈小五义》、《续小五义》也相继出笼,流行北方地区。而此书在全国形成广泛影响,还要归功于晚清鸿儒俞樾。光绪十五年(1889),俞老先生读到《三侠五义》后,大为赞赏,叹为“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当然,他对此书又有些挑剔,于是技痒难耐,起而参与改订,“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题《七侠五义》,以副其实”。

光绪十六年(1890),上海广百宋斋出版了俞曲园老人的《七侠五义》。此后,江南读书风气竟为之一变,公案侠义小说一时取代言情小说,成为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主流。以此为发端,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了百十种诸家公案,形成了一股公案侠义小说的狂潮。直到清末民初,旧派武侠小说霍然崛起,公案侠义小说才渐渐走向沉寂。

《三侠五义》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侠义小说作品。小说的主人公,那些智勇双全、义薄云天的侠客义士,都被赋予了撼人心魄的力量,令读者欲罢不能。鲁迅先生对此也给予了由衷的赞叹:“独于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这也正是《三侠五义》流行一百多年来始终深受各阶层人士、尤其是平民百姓喜爱的主要原因。而其酣恣淋漓又点染细腻的文笔,更是历来为人们所推崇,使得《三侠五义》成为清代公案侠义小说的代表作品。

我们此次整理《三侠五义》,以聚珍版原刊本《忠烈侠义传》为底本,校以《龙图公案》和《七侠五义》,采用最流行的《三侠五义》作书名。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把这部流行了一百多年的小说原汁原味地奉献给今天的读者,让看惯了电视、读惯了晚报的人们也能欣赏到这“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的妙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