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
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下一般简称《华化考》）是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全文不过八万字，但它奠定了陈垣先生作为国际学者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之一。
一
本文开首引用的，是陈垣先生在1964年回答一位老读者信中的一句话。它是了解本书写作背景、写作目的的一把钥匙。
《华化考》作于1923年，即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列强侵略，政客争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陈垣先生为了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反帝反清的革命活动，1905年二十五岁时在广州与友人创办《时事画报》，用文字作革命宣传，并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员，定居北京。残酷的政治现实，沉重地打击了他青年时代的美好政治抱负，1923年开始，他彻底转向史学研究与教学，但并没有放弃报国之志。
这时的中国，不但政治、经济、军事以至国民体质，处处落后，被人讥为“东亚病夫”，就是学术、文化也处于落后状态，为人轻视。据他的朋友、学生们回忆，当时陈垣先生萦回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就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把汉学中心的地位从外国夺回中国。
例如，胡适1959年1月3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团拜会上说，20年代“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是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
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一次集会上，“陈老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他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翁独健在1978年回忆道：“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
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时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陈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部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因此，他就更加努力钻研”。
他在3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朱文长回忆当时他就时局发表的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写作，就是陈垣先生为此所作的一次努力。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呢？
过去提起中国的盛世，不是汉代的文景，就是唐代的贞观、开元，清代的康乾。提到元代，最多说它的武功显赫，而更多的是注意它的残暴统治。陈垣先生在辛亥革命前所写的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中，有一些也是借揭露元代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而影射清朝的。清朝的统治被推翻了，形势发生了变化，启发他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元朝的得失。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使他想到了正是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空前规模的大帝国。但他注意的不是元朝的武功，而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了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受到感染，为之同化。阐明这一历史事实，正符合他要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
所以他在《华化考》一书中意味深长地强调：“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元朝为时不过百年，今之所谓元时文化者，亦指此西纪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间之中国文化耳。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其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卷八第一节）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观点。
他在书中郑重声明：“吾之为是编，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卷二第五节）为此需要对本书题目所用的“西域”及“华化”两词加以说明。
“西域”一词始见于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人们熟知的史实。时代不同，西域的范围也有变化。元代开疆辟土，西域的范围较以往扩大许多。元时又有“色目”的名称。元朝把它统治下的人们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元代的色目人与历史上的西域人范围不完全相同。《华化考》所论者是色目人。为什么作者不用“色目人”而用“西域人”？他是这样解释的：“西域人者色目人也。不曰色目而用西域者，以元时分所治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色，公牍上称色目，普通著述上多称西域也。”（卷一第一节）关于题目中的“华化”，检阅现存的《华化考》的提纲和初稿，提纲先作“中国化”，后改为“汉化”，初稿沿用“汉化”，至定本改为“华化”，但文中还保留少数“汉化”之词。改“汉化”为“华化”，我们固然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元代的汉人与汉族人不是同义语，“汉人”不但指汉族，也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而元代的“南人”中大部分是汉族。但如果我们联系到本文开首所引的陈垣先生的话：“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他不曰色目人而曰西域人，不曰汉化而曰华化，以西域人与华人相对，以西化与华化相对，其故可深长思之！
二
《华化考》的主旨是证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国”，但这只是作者写作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能否达到，也就是说这个论断是否成立，并为人们所认同，还要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现实，作者提出的论据是否正确、充分，论证是否符合逻辑。
作者在界定了元时西域人的范围之后，又对“华化”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所以，“或出于先天所赋，或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卷一第三节）。
“华化”的定义既明之后，作者又是从哪些方面论证元时色目人之华化的呢？
第一，儒学：“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卷二第一节）
第二，佛道两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不必说。“佛教非出于中国，然元时佛教之入中国，已千三百余年，本分禅、教两大宗，其禅宗早已成为华化。倘其人之佛学得自梵文，或得诸西域，固不可谓之华化；倘其佛学系由汉译经论，或由晋、唐以来之支那撰述而得，而又非出家剃度、身为沙门，仅以性耽禅悦，自附于居士之林，则不得不谓之华化。”（卷三第一节）
第三，文学：包括诗、文、词曲。这当然指的是中国诗、中国文以及在元代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元曲。
第四，美术：包括书法、绘画和中国建筑。关于书法，作者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能执笔为中国书，已极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干时，实无由言中国书法也。”（卷五第一节）关于绘画，“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以元版图之大，即有西域画家挟罗马、波斯、土耳其之画法，以显于中国，亦并不奇；然此之所谓画家，乃中国画法，非西域画法，故不曰西域画家，而曰西域之中国画家也”（卷五第二节）。
第五，礼俗：包括名氏、丧葬、祠祭、居处之仿效华俗。作者说：“试一检元人文集，种人（超按：此处指色目人）之请字请名者触目皆是，其人皆慕效华风，出于自愿，并非有政策之奖励及强迫，而皆以汉名为荣。”（卷六第一节）又说：“封建社会最大之礼制，莫过于丧葬。”（卷六第二节）
由此可见，作者所说的华化或同化，是指文化上的影响、吸收、接受或认同；也可见作者考虑之周全和规模之宏阔。
本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材料富。许冠三在评述《华化考》时说：“仅就资料的丰实言，已属前无古人。全书七万余字，共用材料二百二十种，以金石录和诗文集为主体，所引元、明人诗文集约百种，在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连画旨、画谱、书法、进士录等，亦搜罗无遗。如此的繁富而多样，仅有晚年的陈寅恪和顾颉刚差堪匹敌。”
第二，版本多。许冠三又说：“《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缜密服人，‘多聚异本’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如考余阙华化，所见《青阳集》，即有元刊五卷、六卷本，明刊九卷本和《四库》六卷本四种。考丁鹤年事迹，所据鹤年著述则有两种版本：一、《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二、《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所参考的戴良作品，亦有两本：一是《琳琅秘室》本《丁鹤年集》戴序，二是收入戴良《九灵山房集》的《鹤年吟稿序》。前者是初稿，后者是定本。”
第三，善利用。《美术篇》的《西域之中国书家》和《画家》两节，作者写作时较其他篇省力，因为他利用了两部“极现成之书”，即元代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论证西域人名氏效华俗，则利用了元人文集中触目皆是的“字说”。但在论述西域人丧葬效华俗时，因为诸家记述极少，他多方搜集材料，利用了当时很少有人利用的《元典章》，从元代禁止畏吾儿仿效汉儿丧葬体例中反证：“必其有所效，而后有所禁也。”（卷六第二节）
许冠三还评论说，《华化考》“论证的谨严，亦是当代罕有。如证《丁鹤年集》通行本皆明刻说，共举五证，证证确切。又证丁氏为回回一节，则有八证。且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条理井然”。
《元西域人华化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主题的选择、材料的运用，以至著述体例、学风等等方面，都给了并将继续给后人有益的启示。他当年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夸彼善俗、思革吾华风者”，应为后人铭记。
《华化考》也有一些具体的、细节的失误，比如鲁古讷丁、别的因、泰不华、勗实带、郝天挺等人是否为色目人？有的肯定不是，有的还有争论。
学无止境。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在前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也是后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华化考》完成以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华化考》初稿写成之后，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前四章）之前，作者曾将油印稿分别寄给包括鲁迅在内的国内外的一些学者。
第一个反映来自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桑原比作者年长十岁，毕业于东京大学，此时是京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正是日本汉学中心中的一位中坚人物。桑原于1924年春天收到《华化考》油印本，在当年10月出版的《史林》杂志发表了题为《读陈垣氏之〈西域人华化考〉》的书评。书评一开始就说陈垣是现在中国史学家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他认为陈垣研究的特点有二：第一，是在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方面，“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创作以《元也里可温考》始，次如《国学季刊》所揭载之《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两篇，资料丰富，考据精确，为当时学界所见重”；第二，则是书评一再强调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桑原还说，《华化考》“博引傍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不但研究元史，即使是研究中国文化史，都应参考此书。桑原的评价多处以陈垣与其他中国学者对比，读完这篇书评，如果再参看桑原大约同时写的评论柯劭忞《新元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文章，更可以体会到，为什么陈垣先生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为什么他一再提出要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王国维读《华化考》油印稿后，于1925年2月向作者寄赠有关李珣材料一条。李珣是唐代土生波斯人，能作词，《花间集》收录其词作三十七首，可称为元西域人华化之先导者。以后周肇祥、英华也告以同一材料。作者则受此启示而联想及李珣之妹、前蜀王衍昭仪李舜弦，能诗能画，为增《西域妇女华化先导》一节。
1929年，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给应聘为该所特约研究员的陈垣先生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缔交信。信中说：“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幸中国遗训不绝，典型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傅斯年现存信件多已刊出，看过他的信件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他最谦恭的一封信；而了解他的性格的人，又会知道这绝非客套之词。他所以作出这样的评价，除了同有将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的志愿之外，也是觉察到了以《华化考》为代表的陈垣先生的前期著作所达到的水平与产生的影响。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学者将王国维与陈垣并提。但他不是中国人，而是法国的伯希和。他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两人。
1934年冬，陈垣先生将先后分别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和《燕京学报》上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下篇木刻出版，请陈寅恪作序言。陈寅恪在1935年2月写了《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序中说：“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又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大昕）以来未之有也。”又说：“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陈寅恪在写序同时，对书中一些具体提法曾提出意见，作者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一处是卷二《儒学篇》第五节《摩尼教世家之儒学》，排印本“暾欲谷为回纥谋臣”，木刻本改为“偰氏世为回纥贵臣”。另一处是卷四《文学篇》第一节《西域之中国诗人》，排印本“迺贤直托尔斯太一流之所自出也”，木刻本改为“迺贤与托尔斯太一流正有些相类”。“正有些相类”，与作者一贯的文风不类，细察木刻本，知此数字为剜改补刻，似为陈寅恪来函原文，作者一为尊重对方意见，一为将就刻版字数。在此之前，大约是1930年底至1931年中，两人就曾对《华化考》书中的不忽木其人进行过讨论，现存的一纸二陈笔谈遗墨是其见证。原来，陈垣先生在校勘沈刻《元典章》时，发现在《元史》等书中多次出现的不忽木，在《元典章》中作不忽术。究竟是“木”还是“术”？在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之前，他没有下结论，而是向通晓多种文字的陈寅恪请教，想从语言学方面寻找证据，再作判断。虽然没有找到强有力的证据，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和记录。
1966年，《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英译本由钱星海和L. Carrington Goodrich翻译、注释，作为《华裔学志丛书》之一，在美国洛杉矶出版，1989年又在德国再版。这时距本书首次发表的1924年已经六十五年了。它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本书长盛不衰的学术生命力。
四
《华化考》一共有五种文本。
一、初稿：大部分保存下来了，分为三册，每册封面都有陈垣先生题字：“西域华化考史料”（上、中、下），并题“十二年十一月”。装订次序同全书篇章次序并不完全相符，原稿与其他有关《华化考》的史料合订在一起。这种装订法反映了作者写作的一个特点：他总是先将有关的材料收集齐全，然后挑出第一手的、准备引用的材料。引用时常作许多删节（他一再强调，引文不可改，但可删），并把它们联缀成文。初稿的主要特点，如前所述，定本中的“华化”，初稿中一律作“汉化”。
二、油印稿：至目前为止，只知道仅存一部，藏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的“桑原文库”。线装上、下两册，每半页10行，行25字。卷末注有“十二年十月九日写于北京西安门外恒德厂”，由此可知本书完成的准确时间（1923年10月9日，作者当时尚未满四十三岁）和作者当时在北京的寓所。上册封面有作者题字：“桑原骘藏先生指正/陈垣敬呈十二年十二月。”这就是作者赠与桑原之本。桑原逝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全部藏书赠与京都大学，本稿也在其中。初稿中的“汉化”，在油印稿中绝大部分已改为“华化”。
三、排印本（正式发表本）:1923年12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前四卷，后因该刊经费困难，久未续出。直至1927年12月，后四卷才发表于燕京大学《燕京学报》第二期。前后相隔竟达四年之久。排印本按当时刊物的规格，加了标点符号。
在前四卷发表之后，后四卷尚未发表之前，作者还应杂志之请，抽出全书部分内容，以《元基督教徒之华学》和《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的题目分别发表在《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1924年1月）和《小说月报》第七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1927年6月）上。
四、木刻本：1934年，作者将全书木刻出版，作为《励耘书屋丛刻》第一集的第一种。木刻本对排印本作了若干补充修改，将标点符号改为断句。此本在台湾和大陆都有盗版。
五、1962年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拟将此书重新排印出版，作者对木刻本内容没有增删，只是对个别提法作了删改。如卷四《文学篇》第一节《西域之中国诗人》，作者在引迺贤《新乡媪》诗后所作解释，原作“第二截写资本主义之压迫”，改为“第二截写豪门势力之压迫”等。可能因为西北问题当时为政治上之敏感问题，出版未果。这次重排，采用作者1962年修订本，对个别标点符号作了修改。
2000年11月12日是陈垣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本书的出版，也是对他的很好纪念。
200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