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唐边塞诗发展史论（下）

第一节　北朝、隋与初唐边塞诗的贞刚气质

唐代边塞诗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有南朝边塞诗积累的丰富的艺术手段作基础，还与北朝边塞诗积累的贞刚气质密不可分。以关中为本位的唐代社会，不仅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如三省六部制、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府兵制等承继北朝而来，其思想文化与艺术精神也多承北朝风尚。自东晋开始的南北分裂长达270多年，形成南北文化独立发展，南方崇文，北方尚武，所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¹⁾。唐代边塞诗的审美情趣与艺术风格主体来源于北朝文化的贞刚气质，为了理清这一线索，本节将北魏、北齐、北周三朝与承继其贞则气质并成为南北朝向盛唐边塞诗过渡的隋及初唐边塞诗放在一起，寻绎北朝、隋及初唐边塞诗为盛唐边塞诗繁荣所提供的精神滋养与艺术基础。

一、贞刚尚武的北朝边塞诗

在长达270多年的北朝文学中，边塞诗总体成就不高。现存作品总共有110多首，其中文人创作约53首，乐府民歌60多首。文人创作包括北魏12首、北齐7首、北周34首。涉及诗人17位，其中北魏6人、北齐5人、北周6人。其中较有成就的有北魏温子升（6首）、北齐高昂（2首）、由南入北周的王褒（11首）和庾信（16首）。存诗1首的有刘昶、王肃、崔鸿、董绍、裴让之、祖珽、萧愨、颜之推、李昶、高琳、宇文招和尚法师等人。他们身处北地，或多或少有过亲临边塞的生活体验，其边塞诗写作较少承袭汉魏以来的乐府传统，而是抒写亲历边地的望中之景和真实的生活感怀，有着不同于南朝边塞诗的贞刚气质。北朝乐府民歌作为“梁鼓角横吹曲”保存下来，清新质朴，反映了北方民族游牧尚武的生活习性和草原风光的生活情调。

静态地分析北朝文人的边塞诗，其题材内容有写征战苦寒的，如王肃《悲平城诗》，高昂《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王褒《饮马长城窟行》、《入塞》⁽²⁾等篇；有抒发怀乡思归之情的，如祖叔辨《千里思》，王褒《渡河北诗》，庾信《怨歌行》、《重别周尚书诗二首》等篇；还有一些咏昭君和亲出塞的诗篇。但是这些诗作并不代表北朝边塞诗的成就与特色，真正具有北朝特点的是北魏温子升、北齐高昂，以及由南入北诗人王褒、庾信的诗作。

温子升，字鹏举，冤句人。为北魏本土诗人，曾为御史、朝请、参军、主客郎中、中书舍人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等职，见疑北齐下晋阳狱饿死。与魏收、邢邵有“北地三才”美称，其文集三十九卷已佚，今人辑其诗作有80多篇。其中边塞诗6篇。包括《安定侯曲》、《敦煌乐》、《凉州乐歌二首》、《捣衣诗》、《从驾幸金墉城诗》等篇。如《凉州乐歌二首》：

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

两诗表现西北凉州边塞之地车水马龙、歌吹乐作的热闹景象，抒发乐不思蜀的情感，与南朝诗歌虚拟想象的写作迥然相异，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边塞的真实状貌。凉州作为东西交流线上的要地，并不像南朝诗人想象的那样荒凉，《资治通鉴》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巡幸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域诸国“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而“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又天宝十二年（753）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³⁾可见温子升描绘的是真实的凉州。北魏文士尚武是从崔浩开始的，他出身世代业儒的书香门第，却把立功边塞作为人生的崇高理想。曾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⁴⁾惜其未有诗作流传。倒是另一位诗人崔鸿有《咏宝剑诗》，写胡人尚武爱剑习尚。另外，董绍《高平牧马诗》表现游牧尚武的风尚，也有北诗的地域特点。

代表北齐边塞诗尚武特色的是高昂。昂字敖曹，北海蓨（今河北沧州）人。附齐武帝起兵，助成霸业，为侍中司徒兼西南道都督。元象元年（538）为周军所杀，年四十八。作为鲜卑化的汉族军人，他鄙文尚武，曾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⁵⁾其《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真实地表现了其从军征战的艰辛。而那首具有代表性的《征行诗》：“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以欣赏的口吻写其以养牛当种地、嗜酒如泉水、围猎抢掠的生活，其粗俗野性的生活方式典型地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

北周文人边塞诗在北朝边塞诗中占有主导地位，其34首边塞诗作，除了赵王宇文招的《从军行》以近似七绝的形式写边塞值得提及外，有特色的诗作集中在由南入北的王褒和庾信笔下。王褒11篇诗作中，《饮马长城窟行》、《出塞》、《入塞》、《关山月》、《昭君词》、《燕歌行》等篇，从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看，可能都写于南朝。其《从军行二首》泛咏出塞征行之事，虽然其闺阁边关相结合的写作模式及报恩重义的表达很像南朝边塞诗口吻，但诗中写景不再是密集的风沙冰雪等苦寒之词，边塞意象疏朗，如“对岸流沙白，缘河柳色青”、“荒戍唯看柳，边城不识春”⁽⁶⁾等，有可能是入北朝后所作。其《关山篇》、《渡河北诗》、《入关故人别诗》等篇作于北朝，写景自然，抒情真切。如《关山篇》：“关山恒掩蔼，高峰白云外。遥望秦川水，千里长如带。”《渡河北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面对木叶飘飞好似南国洞庭的边秋日暮图景，飘泊异乡的诗人迷惘彷徨，闻乐心悲，真实地写出了诗人的情怀意绪。与南朝虚拟想象的边塞诗堆砌苦寒意象、赋题铺陈的写法迥然有别，体现了北朝边塞诗的新气象。

庾信的16篇边塞诗，《出自蓟北门行》、《怨歌行》、《燕歌行》、《折杨柳》等乐府旧题之作，赋题为诗，重视对仗，善于并置边塞意象渲染边地氛围，又爱用边关闺阁相结合的构思方法，抒情上带有宫体的意味，表明这些边塞乐府可能写于南朝之时，具有南朝边塞诗凄婉艳丽的特点。其中《怨歌行》：“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以六言写边塞，别具特色。另外他还有一些狩猎讲武、奉和赠答和从军之作，特色并不明显。较好地体现庾信北朝边塞诗特点的诗作集中在其代表作《拟咏怀二十七首》中。如“榆关音信断”、“日晚荒城上”、“闻道楼船战”等篇。如“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都护楼兰返，将军疏勒归。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阵云平不动，秋蓬卷欲飞”。行云流水的句式，并不密集的边塞意象，却营造出如临其境的北塞晚秋日暮的情景与氛围。从情感内涵看，他的边塞诗还常常隐含着滞留北地的怀乡思归之情，常常慨叹苏武、荆轲、昭君的境遇，悲人兼有悲己之意。如“榆关音信断”就是集中表现滞留北地的遗恨与无尽的家国之思。“闻道楼船战”借苏武、荆轲悲慨自身。另外，个别作品还融入了诗人对边塞征战的理性思考。如“燕然犹有石，须勒几人名”、“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等诗句，表达“万里长征人未还”之意，体现了庾信对征战的冷静态度。

庾信的北朝边塞诗与王褒近似，特色鲜明。由南入北的经历，使他们的边塞诗既有梁陈诗细腻精致的特点，又融入了北朝诗豪迈刚健的精神气质，体现出南北融合雄迈奔放、自然清健的特点。他们不再用南朝人惯用的密集意象构筑边塞诗境，而是以自然流畅的语言描写望中所见的边塞之景，营造北塞真实动人的戍边生活情境，写出了北方边塞的风沙气息，却没有南朝诗铺张描摹、堆砌意象之病，地名意象也大多由虚设转为写实，“黄河”、“代郡”、“秦川”、“常山”等实指意象，取代了南朝诗动辄“天山”、“瀚海”、“阴山”、“祁连”等带有象征意味的西域地名，给人自然亲切的观感。

北朝边塞诗还包括乐府民歌，现存60多首，为齐梁时期由北方传入南朝，被梁朝记录下来，称为“梁鼓角横吹曲”，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这些乐府民歌题材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描写战争，表现战争的惨烈。如“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⁷⁾，表现游牧民族之间频繁的征战抢掠，人民成了战争的牺牲品，《隔谷歌》甚至记录了同胞兄弟对攻残杀的残酷现实。二是表现战争带来的灾难。男儿频频战死，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孤寡可怜、女儿难嫁的社会现象，如《琅琊王歌辞》：“东山看西水，水流盘石间。公死姥更嫁，孤儿甚可怜。”《捉搦歌》：“男儿千凶饱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地驱乐歌》：“老女不嫁，蹋地唤天。”还有写人民被掳掠的悲惨境况如《陇头歌》，写思乡之苦的如《紫骝马歌》：“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等等，多角度表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性和残酷性。三是描写富有特色的边塞风光。如《折杨柳歌辞》：“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写杨柳依依的孟津河畔的边塞之景。改编汉乐府古辞的三首《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肠断绝。”在凄寒幽咽的陇头流水边塞背景中表现被掳人民的悲惨处境。北朝乐府民歌中表现边塞风光最有特色的是北齐斛律金歌唱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乐府诗集》卷八十六引《乐府广题》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⁸⁾这首由鲜卑语译为汉语的长短句民歌，描写草原风光，天高地迥，原野茫茫，微风吹起，牛羊点点，寥寥几笔便把苍茫辽阔的草原风光呈现出来，极富游牧生活情调。四是表现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如《折杨柳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崇尚骏马、健儿。《琅琊王歌辞》：“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酷爱宝刀，胜过美女。《企喻歌》：“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表现北方民族尚武精神最典型是名篇《木兰辞》，这首长诗叙写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感人故事。诗中以“木兰是女郎”为标准，采用简则极简、繁则极繁的民歌手法，刻画了刚毅勇敢、能征善战、不慕功名富贵的巾帼英雄形象，不仅表现了北方民族勇敢尚武的民族习性，也反映了当时的府兵制和战乱频仍的现实状况。与《西洲曲》并称为南北朝民歌的双璧，是诗歌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篇佳作。

北朝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的小诗。艺术上没有南朝民歌的缠绵悱恻，也较少运用双关语和想象联想手法，其抒情直率，清新质朴，豪迈刚健，体现出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性格特征。

综观北朝边塞诗可见，作为独立发展的北方文化的代表，形成与南朝边塞诗极其不同的地域特色。主题思想上，南朝边塞诗多言征战苦寒、思乡怀归、报恩重义之情，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而北朝边塞诗重在写边塞征行的感受如王褒、庾信之作，表现北塞风俗文化如温子升诗作及《敕勒歌》等民歌，表现游牧文化的尚武情怀如高昂之诗及民歌中歌咏的宝刀、快马与健儿等等。北朝乐府民歌虽然写战争的残酷惨烈，表现战争带来的灾难，但北朝诗总体上反映的是乐观好战的尚武情结，与南朝文士疏离战争乃至畏惧战争⁽⁹⁾的态度大异其趣。写作模式上，南朝边塞诗善于将游侠与边战相结合、闺阁与边关相结合，恩义情重，儿女情长，形成英雄美人式写作模式。如萧纲《从军行》：“先平小月阵，却灭大宛城。善马还长乐，黄金付水衡。”“小妇赵人能鼓瑟，侍婢初笄解郑声。庭前柳絮飞已合，必应红妆起见迎。”褚翔《雁门太守行》：“寄语闺中妾，勿怨寒床虚。”庾肩吾《陇西行》：“寄语幽闺妾，罗袖勿空萦。”而北朝边塞诗则没有形成固定的写作模式，诗人往往信笔写来，或五言，或七言，甚至六言，或四句或八句，乃至古体长篇，都自由抒写，灵活方便。儿女情短，英雄气长，表现出粗犷豪迈的游牧尚武风尚。具体抒情策略上，南朝边塞诗以乐府为主，赋题为诗，往往密集地堆砌苦寒意象，铺陈描摹，讲究对仗，多繁芜之弊；北朝诗人则以自然的笔触写望中之景，呈现真切动人的战地生活情境，自然亲切，清新质朴。这些差异也带来南北边塞诗艺术风格的不同：南朝诗苦寒凄怆，凄婉艳丽；北朝诗自然奔放，贞刚清健。这两种异质的创作风尚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都为隋唐边塞诗的新变与繁荣作了铺垫与准备。

二、清峻刚健的隋代边塞诗

杨坚开创的隋朝，仅存三十七年，文学成就并不高。边塞诗是隋代诗歌成就的重要代表，保存诗歌30多首，涉及作者10位，主要有卢思道、孙万寿、隋炀帝杨广、杨素、薛道衡、王胄、虞世基等人，其成就集中在杨素、薛道衡、虞世基和隋炀帝四人的创作上。

隋代30多篇边塞诗作，一方面继承南朝边塞乐府的传统，多采用乐府旧题的形式抒写边塞感怀，另一方面继承了北朝边塞诗的贞刚气质，表现出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首先是主题思想上，隋代边塞诗摆脱了南朝边塞乐府诗报恩重义的道德表白，继承北朝边塞诗的雄豪意气，开始了立功封侯的理想歌唱。北朝人尚武好战，边塞诗中已经出现立功封侯的咏叹：“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好勇自秦中，意气多豪雄。”“勋封瀚海石，功勒燕然铭。”⁽¹⁰⁾这种咏叹与南朝边塞诗中报君恩重义气的表白大异其趣，南朝人畏战厌战，其悲慨无限的道德表白，凄凉酸楚，充满凄苦哀怨的情调，而北朝人的功业咏叹，发自本心，雄豪勇敢，是崇尚自我价值与个体能量的体现。隋代边塞诗继承这种歌唱，“志勇期功立，宁惮微躯捐”、“当知霍骠骑，高第起西京”、“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功彰。曾令千载后，流誉满旂常”⁽¹¹⁾。另外，隋代边塞诗虽然也表现征战苦寒与思乡怀归之情，但相比南朝边塞诗，已脱去了凄凉悲怨的情调，能够坦然面对，甚至藐视困难，这就为边塞诗带来了昂扬豪迈的乐观情调。虽然这些主题的表达数量有限，未成规模，却传达了非常富有价值意义的信息：融合了北方尚武精神的隋代边塞诗在情感上为唐人群体的青春歌唱奠定了激昂慷慨的主调。

其次，在写作模式上，隋代边塞诗虽然仍然采用旧题乐府形式，却完全改变了南朝边塞诗“赋题为诗”的写作模式，变虚拟想象为真切写实，改变了南朝边塞诗铺陈堆砌边塞意象的繁芜习气，加上诗人大多具有从军出塞的经历与体验，所以他们的诗写望中所见和征行的真实感受，边塞写景有了鲜活的视听感觉和自然的情思意绪，与北朝边塞诗一脉相承。如杨素《出塞二首》之一：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为北周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入隋后拜为信州总管、荆州总管，被封越国公、楚国公，为著名军事将领。其代表作《出塞二首》在隋代边塞诗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已摆脱了南朝边塞诗凄苦哀怨的情调，初具豪迈乐观的壮伟气息。二首相比，如果说其一还留有南朝诗赋题吟咏、对仗铺陈的痕迹的话，那么其二则以流畅自然的语句，写出了边塞征行的真切感受，亲切有味。如其中描绘边景：“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自然流利，清峻洒脱，而不再是南朝边塞诗那种意象语辞的艺术魔方般的排列组合，典型代表了隋代边塞诗的创新方向，因而薛道衡、虞世基等皆有和作。其中薛道衡和作之二的边景描绘：“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雁声。”也真切自然。这种写法也使隋代边塞诗的艺术风格改变了南朝边塞诗凄苦悲凉的情调，具有清峻洒脱的特点。

再者，隋代边塞诗艺术形式上也有新的探索与尝试。虽然其总体上还是沿用南朝以来的旧题乐府形式，但已不再完全运用永明新体诗形式，而是多样化艺术尝试。卢思道《从军行》：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这首诗首句采用北周宇文招《从军行》“辽东烽火照甘泉”的句法，写白马少年闻警出塞，历经边塞苦寒与艰辛，南征北战，安边定塞的英雄壮举。诗中把边塞苦寒氛围的渲染与怀归情思的抒发交织写来，大大提高了诗作的抒情性，成为边塞诗史上第一首以七言歌行体写作的《从军行》，已初具唐代七言歌行边塞诗雄奇壮伟又行云流水的风格特点，是隋代边塞诗中的名作⁽¹²⁾。另外，隋炀帝的《纪辽东》二首：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秉旄伏节定辽东，俘馘变夷风。清歌凯捷九都水，归宴洛阳宫。策功行赏不淹留，全军藉智谋。讵似南宫复道上，先封雍齿侯。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引隋书曰：“大业八年。炀帝伐高丽。度辽水。大战于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凯旋之日作诗以记之。诗作采用长短句形式歌咏讨伐高丽取得的胜利，清新隽永，别具一格，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王胄等人皆有和作。而后来人们探索唐宋词的起源时，有人即视之为长短句之词的源头。此外，薛道衡《昔昔盐》写征夫之妻刻骨铭心的相思怀人之情，虽然尚有繁芜之弊，却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的名句，垂名诗史。孙万寿的五古长诗《远戍江南》，叙写自身南征远戍的见闻与感怀，层次清晰，铺写细腻，亦非南朝虚拟想象之作可比，它标志着边塞题材在有边塞征战经历与体验的诗人笔下将有新的突破与发展。

三、壮慨豪健的初唐边塞诗

初唐边塞诗是盛唐边塞诗的起步，它在南北朝边塞乐府及隋朝边塞诗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粗略统计，初唐边塞诗有350多首，作者50多人。主要有杨炯、骆宾王、崔融、李峤、沈佺期、陈子昂等人。他们的创作开创了慷慨豪迈的盛唐边塞诗的先声。

初唐边塞诗创作是与唐朝的建立相伴而行的。以写艳情诗著称的唐太宗在戎马倥偬中写下了《饮马长城窟行》、《执契静三边》、《经破薛举地》、《伤辽东战亡》等边塞诗作。艺术手法虽有承袭前朝的迹象，但南征北战的真切感受使他的作品有了实在的生活气息，更富天子的雍容。同时的虞世南也有《从军行二首》、《拟饮马长城窟行》、《出塞》和《结客少年场行》五首边塞诗，也写得雄浑劲健。但总的说，初唐前三十年，边塞诗基本上承袭南北朝和隋诗传统，尚不具唐诗慷慨自信、昂扬奋发的风格基调与时代特征。

初唐边塞诗的新因素是从“初唐四杰”开始的，“初唐四杰”倡导文学革新，主张“气凌云汉，字挟风骨”，推崇汉魏风骨与刚健之气。他们以强烈的激情与浓郁的情思改造流行的宫体诗，赋予宫体诗活的灵魂与生命，使宫体诗由宫廷走向市井，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开拓了唐诗题材内容新天地。“四杰”的边塞诗是唐诗从台阁走向江山塞漠的体现。其中王勃有边塞诗10首，如《秋夜长》、《采莲曲》和《陇西行》等，多是从女子角度写相思的痛苦，表现出反对扩边的节战思想，创新不多，但写得怅望感人，含情脉脉而又潇潇洒洒，已非南北朝诗可比。卢照邻有边塞诗11首。包括《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陇头水》、《雨雪曲》等，皆为乐府旧题，创新也不多。为边塞诗带来新气象的是杨炯和骆宾王。杨炯有9首，以《从军行》和《出塞》为代表，其价值意义在于：他把初唐逐渐出现的任侠尚武、崇尚功名、慷慨昂扬的时代精神凝注到边塞诗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¹³⁾，其慷慨从军立功封侯的豪情壮志，成为唐代时代精神的体现，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追溯边塞诗史我们发现，表达崇侠尚武、嘲弄儒生、歌唱功业理想之诗早已有之，《后汉书·班超传》：“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付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¹⁴⁾这种精神在六朝诗中随处可见，如江淹《鲍参军戎行》：“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王僧孺《白马篇》：“安能对儿女，垂帷弄毫墨。”而表达捐躯报国之志从曹植到鲍照，延至梁陈的沈约、吴均、陈后主、徐陵等更是代不乏人。所以杨炯此诗相比前代边塞诗似乎没什么新的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唐前诗除曹植、鲍照等人外，大都是学舌之语，非真情实感。而杨炯的诗是唐代文士共同心声的写照，这正是杨炯边塞诗的创新意义所在。

“四杰”中边塞诗成就最高的是骆宾王。骆宾王（640？—680），婺州义乌（今浙江）人。少幼聪颖，七岁作《咏鹅》诗，博得“神童”美誉。为人特立超俗，有侠义性格。他是唐代第一位从军出塞的诗人。一生三次从军两次出塞。咸亨元年（670）骆宾王因事遭贬，从军西域，是为第一次出塞。后又被派往四川从军，曾任武功县、明堂县、长安县主簿等职，仪凤三年（678）迁侍御史，被诬下狱，遇赦后从军幽燕北地，是为第三次从军二次出塞。其《骆临海集》存边塞诗16首，如《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边庭落日》、《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边夜有怀》、《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从军中行路难》等，集中表现从军边塞的真实见闻与感怀。有描绘西北边塞自然人文景观的，如“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别后边庭树，相思几度攀”、“古戍烟火满，边庭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连云去去无穷极，拥旆遥遥过绝国。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¹⁵⁾等等，具有鲜活的西北边地气息，皆诗人耳闻目见的写照，非南朝想象之作能比。有的抒发捐躯报国、立功封侯的雄心壮志。如“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重义轻生怀一顾，东征西伐凡几度……绛节朱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¹⁶⁾。这种慷慨从戎、誓死报君的誓言，既是边塞传统的延续，也是诗人侠义性格的体现。但更具时代精神的是那些立功封侯理想的歌唱。“行路难，行路难，誓令氛祲静皋兰。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龙庭但苦战，燕颔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¹⁷⁾，这种毫不掩饰的直指功名的歌唱，最能代表唐人的心声，是唐代激昂慷慨时代精神的体现。此外，描写军旅生活，反映征战之苦的如《边庭落日》、《从军中行路难》；抒发怀乡思归之情的如《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边夜有怀》；表达和平美好愿望的如《在军登城楼》等等也是骆宾王边塞诗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说，骆宾王是唐代第一个直接表现从军出塞真实感怀的诗人。他的诗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情思浓郁，感情强烈，爱用壮伟的边塞意象，境界宏阔，气象峥嵘，已初具唐诗恢宏开阔的壮美境界。诗体形式上，骆宾王第一个打破沿用乐府旧题的惯常模式，根据从军的所见所感因事命题来写作，并且采用长篇的七言歌行体淋漓尽致地抒发从军的各种感怀。其代表作《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等篇，对盛唐七言歌行边塞诗的写作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

生活在高宗武后时期的“文章四友”，都曾在宫廷任职，善写应制之诗。但他们都有从军出塞或流放边地的经历，都有边塞作品。崔融（653—706），字安成，齐州全节（今济南）人，在“四友”中年岁最小。他针对当时西域一带唐蕃不断冲突的现实，力主加强边防。长寿元年（692）十月，唐朝收复安西四镇，高宗意欲息事宁人，朝议也有放弃四镇之论。崔融上书《拔四镇议》，指出远戍四镇，实是“杜渐防萌，安危之计”。他认为：“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加兵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危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¹⁸⁾这正是唐朝主动经营西北战略的新表述，深得武则天的赏纳。万岁通天元年（696）武三思东征契丹，44岁的崔融任掌书记来到东北边地，写了《塞垣行》、《塞北寄内》等边塞诗，描绘边塞风光、反映军中生活、抒发从军的豪情壮志。另有《关山月》、《拟古》、《西征军行遇风》、《塞垣行》、《从军行》等篇，大约是从军西域时所作。写景抒情，挥洒自如，真切感人。艺术上，属对精密，语言凝练，意境雄浑，已具有盛唐诗的精神气质。苏味道（648—705）曾于调露元年（679）7月随裴行俭征突厥阿史那都支，任管记。同年十一月又参加裴行俭征东突厥之战。现存边塞诗16首，《单于川对雨》二首，即写于此时，诗中描绘边景，反映军事生活，既有对战争态度的表现，也有对和平之望的寄托。李峤（645—714），字巨山，赵州赞皇（今河北）人。二十岁中进士，历仕高宗、武后、中宗三朝。曾到过今宁夏、山西北部等边塞之地。他富有文学才华，在初唐诗坛具有特殊的贡献与地位。他总结初唐以来各种类书及作诗入门类著作的成果，写了120首咏物诗，从声律、对偶、用典等方面，为文士习诗提供具体的创作范本，对唐代律诗创作的普及与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存209篇诗中有边塞诗10首。中宗景云元年（710）赐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和亲远嫁于吐蕃赞普尺带珠丹。李峤写有《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还有送人从军之诗如《饯薛大夫护边》、《送骆奉礼从军》、《奉和幸望春送朔方总管张仁》等，在送别中表现关注边塞的主题。尤其《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一篇，以深沉的历史眼光，思索历代的边塞防卫问题。其中“凭轼讯古今，慨焉感兴亡。汉障缘河远，秦城入海长”的咏叹把边塞防卫问题放在秦汉以来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思考，成为唐代边塞诗悲剧精神的前奏与先导，有很高的价值意义。此外，李峤边塞诗还开拓了南方边塞诗新领域。唐高宗时，五岭以南的蛮獠少数民族，虽曰臣服，却时叛时反，高宗派兵讨击，以李峤为监军，前往岭南安抚。李峤“特赦其罪，亲入獠洞，以诏谕之，叛者尽降，因罢兵而还”。归途写下《安辑岭表事平罢归》、《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早发苦竹馆》等系列诗作，集中表现岭南风光，记述征行过程。其中《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写南国水乡风光，别具特色：“鸣鞞入嶂口。泛舸历川湄。尚想江陵阵，犹疑下濑师。岸回帆影疾，风送鼓声迟。萍叶沾兰桨，林花拂桂旗。弓鸣苍隼落，剑动白猿悲。芳树吟羌管，幽篁入楚词。全军多胜策，无战在明时。寄谢山东妙，长缨徒自欺。”全诗在胜利的喜悦中描绘南方边景，笔调明快，轻灵简净。这组南征诗与汉代马援《五溪深》、晋夏侯湛《江上泛歌》、陈苏子卿《南征诗》以及隋孙万寿的《远戍江南》等一道，开辟了边塞诗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使边塞诗表现的地域由三北（东北、北方、西北）扩大到南方，在大漠风沙、冰雪高寒的北塞壮美中增加了芳林兰棹、青山绿水的优美的南塞色彩。杜审言（645—708）有5首边塞诗，其中《旅寓安南》写南方边陲之景，状南方风物气候，与李峤之作相类，也别具一格。

初唐有影响的边塞诗人还有陈子昂。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他一生两次从军出塞。武氏垂拱二年（686）28岁的陈子昂随乔知之出征西北的同罗、仆固，到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张掖等地。万岁通天元年（696）38岁的陈子昂以参谋身份随右武威卫大将军武攸宜出征东北契丹。两次从军经历使陈子昂写下20多首边塞诗。与其倡导“兴寄”、“风骨”的文学革新思想相连，陈子昂的边塞诗充满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尖锐的批判精神。他热情歌颂广大士兵的爱国热情，劝勉友人努力杀敌，“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名”⁽¹⁹⁾。批判朝廷的边防政策，其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中第29首《丁亥岁云暮》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第3首《苍苍丁零塞》“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深切同情士兵的悲惨境遇；第34首《朔风吹海树》中“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谴责武后不赏边功；第37首《朝入云中郡》表现因“塞垣无名将”，致使“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藉藉天骄子，猖狂忆复来”。批判朝廷不重边防造成的巨大灾难。可以说，深刻的批判性与揭露性是陈子昂边塞诗鲜明的个性特征。魏晋以来的边塞诗创作更大程度上是乐府传统的延续，不具有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梁代萧子显《从军行》揭露将帅邀功求宠的误国行为，是诗人偶然为之，陈子昂则是有意为之，是其创作主张的具体实现，在边塞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开启了唐代边塞诗关注边防、批判现实的新风气。此外，《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等边塞怀古诗，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苍凉悲慨。《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虽然尚有南朝诗铺陈的痕迹，但雄浑苍劲、豪气凌云的格调，已露唐人乐观豪迈的精神气魄，代表了陈子昂边塞诗的艺术水准。

此外，初唐沈佺期有边塞诗14首，如《关山月》、《陇头水》、《被试出塞》等，乐府为主，创新不多。而介于初盛唐之交，崔湜《大漠行》（又作胡皓诗）、刘希夷《从军行》、王宏《从军行》、贺朝《从军行》等诗篇，写得慷慨豪迈，已初具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貌。

总之，初唐诗人从军出塞的切身经历，给边塞诗带来了鲜活的生活气息与博大劲健的气势。其主题在前代抒发报国之情中增加了立功封侯的咏唱，有了唐代独特的时代气息。从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崔融的“岂忘黄河誓，须勒燕山石”，继承北朝、隋诗的尚武精神，成为盛唐诗人强烈功业理想大合唱的前奏与序曲。此外，骆宾王笔下的西域边景，李峤、杜审言的南疆风光，以及陈子昂诗歌强烈的现实性与批判性，都为初唐边塞诗增添了新的内涵。艺术上，初唐边塞诗高昂慷慨，立足现实，充满憧憬、豪壮不悲、惆怅明快，具有了泱泱大国富强统一带来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诗体形式上，初唐边塞诗打破了长期沿用的旧题乐府形式，从骆宾王到“文章四友”乃至陈子昂，都已冲破旧题乐府的束缚，尝试因事命题的创作，这是边塞诗诗体形式的重大发展。此外，初唐边塞诗虽以五言为主，但骆宾王《从军行》、《军中行路难》，辛常伯《军中行路难》，崔融《从军行》，王宏《从军行》，崔湜《大漠行》，贺朝《从军行》等七言歌行诗作，上承王褒、庾信及卢思道的七言传统，对盛唐高适、岑参等七言歌行新题边塞诗有着直接的启发借鉴意义，在边塞诗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