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的学生中，福玲是个特别认真、踏实、严谨的人，也是个特别勤奋好学、痴迷学术的人。记得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他的这篇论文已初具规模，创获颇丰，受到参加答辩的各位专家的一致好评。到现在正好十年，其间我曾几次问他，这篇论文什么时候可以出版，他总是说还不够完善，还需要充实加工，再打磨打磨。这话决不是偷懒搪塞，一定是性格使之然。既要对读者负责，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知。决不会拿一个连自己都不满意的东西去滥竽充数，糊弄读者，这正是他的学术品格。因此，十年磨一剑，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必定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学术精品。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边塞诗不仅具有抒情写志的功能，而且与政治、历史、文化及文人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具有独特的价值。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枝奇葩，它不仅为诗歌百花园增添了流光异彩，而且还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经验。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还与当时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与其他边疆文学及史地资料一起成为边疆各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成为内地（包括中原与南方）文学与文化的补充，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而汉唐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边塞诗史的前期阶段，不仅是边塞诗创作由定型走向成熟、进而臻于辉煌鼎盛的时期，而且对后代边塞诗的创作来说也具有艺术范型意义。

边塞诗研究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出版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论著，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因此要不想炒冷饭，而是有所突破，应该是十分困难的。相对来说先唐时期的边塞诗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福玲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可以说是知难而上，极富于挑战性，由此可以看出他可贵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本书运用实证的方法，爬梳资料，钩沉考订，寻源辨流，辨析异同，考论并重，在广阔的学术文化背景下，深入考察汉唐边塞诗嬗变的轨迹及促成这种嬗变的各种因素，揭示出汉唐边塞诗的基本特征和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对汉唐边塞诗发展中的一些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新见迭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福玲具备了从事学术研究必备的素质。他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文献功底，更重要的是他学术视野开阔，学术眼光敏锐，有勇于创新的胆识。因此这部论著创见甚多，下面略举数端，以飨读者。

一、对边塞诗作出科学的界定。边塞诗这个概念是后起的，以往人们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这给边塞诗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本书对边塞诗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确定边塞诗是按题材分类而产生的一个诗体概念，这就在大的范围上对它作了限定。然后从逻辑层面对“边”和“塞”的意义进行剖析。作者认为：“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这样界定边塞诗，就比较周密、科学。一方面可以从对“边”的理解上与狭义边塞诗概念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对“塞”的强调上，与广义边塞诗概念划清界线，从而摆脱了边塞诗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边塞诗与征戍诗、战争诗、边疆诗和本土诗加以区别，凸显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使边塞诗的概念更为明确，也更便于操作。

二、重视对边塞诗进行整体的、系统的研究。以往的边塞诗研究，最大的不足就是缺少宏观的、整体的、系统的研究，缺少对发展脉络的梳理与描述，而是注重对具体的问题或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本书则对边塞诗作整体的把握与观照。先从纵的方面对边塞诗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准确地描述出边塞诗产生、发展、繁盛的演变轨迹。凸显汉唐边塞诗的乐府特性。把边塞特色的具备和乐府形式的确立看成是边塞诗定型的标志，并以此对汉唐边塞诗进行分期。再进一步对各个时期边塞诗的时代特点、艺术演进等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揭示出汉唐边塞诗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这对准确地把握汉唐边塞诗创作的整体风貌不无裨益。然后又从横的方面将汉唐边塞诗置于文化大背景中加以阐释，着重对汉唐边塞诗的五大主题、创作模式及艺术特质与美学境界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透视边塞诗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尚武精神、任侠精神、悲剧精神、乡恋情结等文化内涵；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如在尚武主题中对“白马少年”形象的概括、在乡恋主题中对汉唐边塞诗战士与军幕文士两种乡恋模式的分析、在征战主题中对唐代边塞诗悲剧精神的论析都较有新意。迄今为止，学术界像这样对汉唐边塞诗作鸟瞰式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几乎没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就具有了填补空白的价值。

三、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力求视角新颖。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现象，都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边塞诗的产生、发展和嬗变也不例外。因此，对边塞诗的研究与许多学科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地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民族学、民俗学、物候学及民族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等。只有把边塞诗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从新的视角抓住边塞诗产生、发展和嬗变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恢复边塞诗的本来面目。本书正是在重视运用文史研究中常用的文史互证、微观宏观相结合、现象分析与理论概括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自觉地把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民族学、历史学、文艺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考察与研究。例如把汉唐边塞诗放在历史文化大背景中，把单纯的文本研究变成历史文化与边塞诗关系的研究，从自然地理、民族征战、民族融合、征戍制度、边疆风俗等多个文化视角对汉唐边塞诗的基本主题作全面系统的阐释。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对汉唐边塞诗的创作格局和艺术特点作全面系统的论述，立体地透视边塞诗创作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与审美文化心理内涵。同时有意识地引入统计学的方法，力争使解读文本所获得的体会，建立在数据实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升研究的科学性。本书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视角新颖，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四、关注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与新特点。从事文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的并不是作品数量的多少，甚至也不是作品质量的高低，这些都是已有的、外部的文学现象，是属于评价的层面。文学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文人心态与审美趣味的变化等，或者说有没有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借鉴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就需要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捕捉文学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新特点，如新的文学思潮、新的文体、新的题材、新的形式结构、新的创作模式、新的意象、新的艺术风格、新的艺术表现手法等等，研究这些新因素、新特点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本书着力挖掘汉唐边塞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因素、新特点，揭示出其对后代的边塞诗创作，乃至整个诗歌发展的意义。例如：边塞诗是汉魏时期才出现的新的诗歌题材，而本书就是研究边塞诗的，所以这一点自然不必多说；汉唐边塞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带有边地地域特点的诗歌意象，这些新意象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些新的意象由于内涵丰富、使用频率极高，因而成为后代诗歌创作中的主要意象之一；边塞诗的产生与发展演变和乐府诗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边塞诗是从乐府诗脱胎而来的，本书从这一点入手，归纳出乐府边塞诗的五种创作模式，这也对后代的边塞诗创作有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具体说）。这些在不同时期边塞诗创作中出现的新因素与新特点，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汉唐乐府边塞诗创作模式的归纳与阐释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汉唐边塞诗的主体是乐府边塞诗，本书突出和强调乐府诗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不仅着眼其艺术表现层面的文本研究，更强调在一定创作观念指导下的乐府边塞诗艺术模式的研究，力求在此有所突破。对《陇头水》、《关山月》、《出塞》、《入塞》、《塞上》、《塞下》、《少年行》等典型乐府题边塞诗的艺术模式的解析，细致周详，抽绎出乐府边塞诗写作的艺术思维方式、结构特征、语言意象的积累与凝定等。其中对陇头流水、关山月色、见月思乡、望月怀人等模式的提炼概括，对白马少年形象的解析等等，不仅是对边塞诗研究的有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汉唐乐府诗的研究。本书着眼于汉唐边塞诗以乐府为主体的诗体形式，从艺术思维、表现技巧、语言运用等方面归纳与阐释乐府边塞诗的创作模式，总结积淀于边塞诗中的创作传统，分析其审美文化心理内涵，对此著者都能条分缕析，准确定位，显示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文学感悟力。

六、新见迭出。除了上文提到的在边塞诗的界定上及在乐府边塞诗创作模式的归纳与解说上有创见以外，本书在汉唐边塞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在对南朝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进行比较时，从诗人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结构方面深入分析、概括了南朝边塞诗“新变”的具体表现。提出南朝边塞诗善于并置不同时空中的多个不同情景构成诗境，像一组征戍照片组合在一起，而盛唐边塞诗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并置同一时空中同一情境的不同侧面构成诗境，像电影镜头窗口式地展现征戍情境。因此南朝边塞诗给人一种认识，而盛唐边塞诗给人一种感动。再如从意象运用角度分析汉唐边塞诗的艺术特征与结构特点，从六大意象类型分析入手，把握意象选用特征，找出南朝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意象运用的差异，最后落脚于意象组合特征的把握上，从而揭示出汉魏之后南朝诗与唐诗艺术结构的真正差异。又如在论述汉唐边塞诗艺术境界的部分，从汉唐边塞诗艺术思维方式、艺术结构、抒情策略、艺术手段等方面入手，把汉唐边塞诗艺术境界归结为物与我的统一、情与志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而在分析美学特征的部分，则从诗歌气势、力度、格调、色彩、意蕴五个层面，分析了汉唐边塞诗具有的雄浑美、风骨美、悲壮美、奇丽美及含蓄美等美学特质。另外，对一些关键问题如汉代有否边塞诗、汉代边塞诗的地位、南朝乐府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唐代边塞诗的时代特色等等也都做出了新的论析。这些见解在边塞诗研究中都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天道酬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总之这的确是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精品，是边塞诗研究的新突破。作为曾经指导过他的学业的导师，甚感欣慰。

就在我写这篇序的时候，福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从论文写作来看，学术研究的开展总是与个人学识能力的提高相伴进行的，写着后边的就感觉到前边的幼稚，这样前前后后不断调整修改，而到最后才发现，无论如何修改，以定型的成果出现的研究总是遗憾多多，也许真正完美的学术境界就像地平线一样永远是一种学术理想。当然，有了理想也就有了奋进的目标与动力。”这段话正好验证了我开头所说的意思。他就是这样一个在学术研究方面永远不知道满足的人，永远是扎扎实实、心无旁骛地在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这也就成了他不断追求“梦想”的内在动力。这部论著涉及的还只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史的前半部分，希望他继续努力，能很快完成后半部分新的研究成果。

张采民

2014年6月6日于心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