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两个人的布雷顿森林

布雷顿森林是位于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美国东北部第一高峰华盛顿山的半山腰。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齐聚于此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经过为期3周的紧张谈判，各方达成协议，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但可调整汇率以及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因为这是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所以该体系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虽然参会的国家多达44个，但会议的核心成果基本是在英国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并且已经酝酿了3年之久。早在1941年，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各自关于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最初计划，一场货币秩序对手戏也就此展开。这场对手戏的主角分别是美国财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二人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而这场在布雷顿森林的“货币战争”，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竞争性贬值，而是怀特与凯恩斯之间、美国与英国之间就战后国际货币秩序所进行的思想、实力与谈判策略的对决。这场“战争”的结果甚至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始之前就已见分晓。

怀特与凯恩斯堪称西方的“诸葛亮与周瑜”，足智多谋，但志同道不合。怀特抱负远大但仕途坎坷，38岁才获得哈佛博士学位，43岁遇到贵人并被提携，从此在美国财政部平步青云。凯恩斯自小成长于剑桥的学术世家，26岁即成为剑桥大学终生研究员，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凯恩斯主义革命，并在二战开始后担任了英国对美国货币谈判和贷款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怀特既仰慕又嫉妒凯恩斯的出身与学识，尽管他的国内经济观点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观点，但在与凯恩斯的谈判中，怀特咄咄逼人、寸步不让；凯恩斯则认识到怀特是罗斯福当局中支持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尽管他看轻怀特，但仍试图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怀特与凯恩斯都致力于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关系，但他们提出的方案“貌合神离”。怀特于1941年年底提出了“怀特计划”，提议设立“国际稳定基金”，在国际收支短期失衡时为有关国家提供贷款以稳定汇率，从而恢复固定汇率、取消汇兑管制和歧视性安排。怀特的首要意图是实现货币稳定，他将货币稳定和资本管制视作对国际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将黄金（以及美元）视作货币稳定的锚，他思考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扰乱。同年9月，凯恩斯提出了“凯恩斯计划”，提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并设立名为“班科”（bancor）的超国家主权货币，国际清算联盟使用班科在各国央行间对国际收支余额进行多边清算，并以透支的方式为各国在战后恢复贸易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凯恩斯的主要意图是解决英国二战后面临的国际收支困难，并解除两次大战期间的金本位体制对英国国内经济政策的束缚及施加的通货紧缩压力。这种扩张主义的国际货币思想也是英美之间的最大分歧之一。

1943年4月，“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分别对外公布，随后经过为期一年的艰苦谈判，1944年4月，英美两国达成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在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联合声明》的核心条款被纳入了此次会议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之中。

对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大体上有两种评价。自由主义认为它是高瞻远瞩的国际合作的结果，特别是英美合作的结果；有人指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复苏（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黄金时代”），认为在布雷顿森林所确立的稳定、开放和非歧视的国际经济秩序确保了战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利用债权国优势地位和英国濒临破产的局面来确立美国经济霸权的工具，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成功。黄金与美元双本位制度存在先天缺陷，美国的顺差将使世界各国面临流动性和储备短缺，而美国的逆差将威胁美元与黄金可兑换的承诺进而动摇整个货币体系。执行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权货币与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矛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核心原因，而这场崩溃的遗留之物——美元本位制，至今仍然困扰着国际货币体系。写作本书的时候，斯泰尔的叙事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视角。

当今，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余波未平，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促进本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连带影响。各国都认识到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多国政要或专家学者纷纷呼吁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他们所设想的，并不是回到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所设立的那个体制，而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就像凯恩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这才是布雷顿森林真正的“理想”，也是布雷顿森林至今仍然被世人怀念的原因。正如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时致辞中曾经说到的，44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取得的成果，比体现在这份最终文件中的东西意义更加重大”。而怀特与苏联之间的那段特殊经历则给布雷顿森林蒙上了另一层愈发悲壮而萧瑟的理想主义迷雾。

能够对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产生影响的，往往不是关于未来的宏伟理想，而是为解决当前问题而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在长期目标与短期权宜之计之间的艰难抉择，决定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果。时至今日，这对矛盾仍然是一个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的7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多边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两位奠基人，以及那段充满理想的光辉岁月。

符荆捷

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