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罗斯对话盖特纳

（原载于《商业周刊/中文版》2015年6月29日刊）

“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保护民众免遭大规模失业之虞的一些措施很不得人心。”

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 Geithner）谈到了金融危机期间的一些决策，以及他本人对未来的忧虑。

问：如果当初应急能力再强大一些，您是否会考虑挽救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答：让我们换个思路：什么状态才最理想？世界纷繁多变。你没法知道哪家公司有实力不破产。你当然不想插手去保护每一个人。你只能有所侧重，尽力分清哪家公司基本面够强，可以熬过去；哪家公司对经济至关重要，一旦倒闭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在他们周围划个圈，竖一道防火墙，并确保自己有能力保护他们。但总会有人被挡在防火圈外面。这么做不但有必要，而且也是值得的，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痛苦。

问：最近不怎么听到美国赤字和债务的消息了，为什么？

答：五年里，近期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从10%下降到3%左右。但更重要的也许是，提供及享用医疗保健的情况有所改变，极大地减缓了医疗成本上涨的步伐。但近期赤字的这些改善是以一批重大公共项目投资缩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得找到弥补的办法。

问：您现在担心的问题有哪些？

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混乱、黑暗，令人悲哀。很多事都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政治方面的挑战，它已经妨碍了国家的治理。未来我们所面临的唯一、真正威胁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能否找到行动的决心，这应该引起每一个人的重视。

问：不过您还是救了美国国际集团（AIG）。

答：的确。就AIG来说，他们的业务遍及全球，盈利状况不错，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可能继续有可观的效益，我们凭这一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借钱给AIG。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全球经济岌岌可危，只要有权采取行动，我们就该采取行动。我们的权责范围并不因为事态紧急而有什么改变。我们只是认为，在AIG这件事上，我们有权、也应该发挥我们的能量发挥。

问：在AIG首席执行官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通过律师戴维·博伊斯（David Boies）就AIG拯救条款起诉美国政府时，您被作为证人传唤。

答：如果当初你告诉我，金融危机爆发六年后，我会坐在被告席上，我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还不止一桩案子，是两桩，原因就是政府对当年身处危机中心的金融机构过于严厉。我是说，真的，认为我们对他们过于苛刻的看法实在难以接受。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伟大之处就在于，如果政府采取了这类措施，你就可以在法庭上评判他们的功过和合法性。

问：和上一次相比，我们对下一场危机的准备是否更充足了?

答：有些方面我们做得更好了，但有些方面反而更差。从现有金融体系方面来说，经过这些改革后，在度过危机之后，金融体系更稳定了。它的运作比以前更为审慎。我们做到了我们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迫使这些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少冒风险。但在其他方面我们退步了，国会剥夺了一些避免美国二次落入“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应急权力。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保护民众免遭大规模失业之虞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很不得人心。这些措施让你看上去仿佛与纵火犯同流合污。但如果走得太远，比如撤销消防站，那么民众就容易遭受打击。

问：您曾表示不会写书，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您出版了《压力测试》（Stress Test）这本书？

答：我想让人们亲身感受一下当初我们面前乱成一团的各项选择。这本书也许不能让读者相信我们是完美的，当初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可以为读者全面思考这些事情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