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经济增长新动力：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的耦合

熊彼特将为创新服务的金融称为真正的金融。进一步分析，在熊彼特的“双轮驱动”模型下，金融与技术交互作用，并不是单向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但是，由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与金融的分离，两者的互动关系被忽视了。而金融发展理论只解释了金融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没有对两者的因果联系进行深入研究，由于增长源自创新，这个因果联系必然涉及金融与科技创新的关系。近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这个关系。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重新评价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倾向于强调其负面效应。我们认为，在工业与金融业分工的基础上，科技创新与金融的互动机制是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有双向关系，良好互动形成耦合机制才能促进增长，反之则会阻碍增长。因此，“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促发金融与科技创新的正向互动，抑制负面效应。

一、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存在双向关系

大量研究指出，金融与实体经济在增长过程中共同演进。例如，博伊德等（Boyd,1996）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用来解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权益市场的出现，其中，企业家与金融家面对技术产生的风险和收益共同决定资源配置，相应地影响到金融市场演变。(1)卡萝塔·佩蕾丝（2007）系统地发展了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的理论，对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金融创新研究作出原创性的贡献。这是学术界公认的奠基之作。

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分工的基础上，技术与金融的交互关系共同作用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周期。佩蕾丝将技术扩散过程分为导入期（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和展开期（协同阶段、成熟阶段）。在两期、四阶段的过程中，技术革命与经济体系之间的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产生断裂，之后再次耦合，而金融创新则迎合了技术创新的金融需求，助推甚至主控了技术扩散过程，当新产业规模扩张到一定阶段后，权力就会从工业资本家向金融资本家转移。她认为，革命性突破和多次试错的最突出特征，是在风险资本工具创造中体现出来的创新态度，而且，技术扩散的持续动力和后续的重大创新需要得到金融体系的支持。尤其在赶超式发展时期，金融创新和政府推动都是革命性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点从日本、韩国、德国乃至美国等国家与地区都得到了证明。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研究框架反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金融与社会制度的多重交互关系，在宏观经济层面，技术革命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源自于资本主义制度三个相互作用的特征：第一，技术变革以成批创新的形式出现，形成技术革命，使整个生产结构得以现代化；第二，金融资本和生产资本在职能上分离，两者通过不同手段追求利润；第三，相对于在竞争压力下比较有活力的技术经济领域，社会制度框架更有惰性，会对变革产生阻力。基于以上机制的发展动态过程意味着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具有无限复杂性和不可预料性，创新的结果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宏观经济完全可能表现为以下时间序列：技术革命—金融泡沫—崩溃—社会动乱（见图1-3）。

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微观基础到科技与金融互动的宏观现象，佩蕾丝建立了一个动态非均衡模型，不过，没有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数理方法，而以事件的时序相关性分析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建模与计量的困难，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引入阶段，总量计量可能是有欺骗性的，因为许多经济变量的内部结构实质发生了变化，而历史研究、制度研究、案例研究比数理模型提供了更多的经济金融演进过程的细节。比如，在近200年内五次技术革命中一再重复出现相同的两期、四阶段过程和金融危机，以及大量的技术变迁与金融创新协同的事例。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发展和传播均倾向于刺激金融领域的创新，也得益于金融创新产生的动力，技术革命中要求最苛刻的试验田正是金融世界。表1-1根据创新目的进行分类，并按照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有用程度做了排序，排位越靠前的金融创新越能为企业家精神和生产输入“血液”，靠后的则可能通过操纵账面财富损害实体经济。

表1-1 对金融创新的尝试性分类（类型和目的）

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对经济与金融关系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实证分析也有了更多成果，与危机前大多肯定两者正相关性的研究相比，新阶段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负相关性。比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2015年发布报告，指出信贷繁荣往往会诱使劳动力配置到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部门，从而削弱经济增长。(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的工作论文显示，对跨国数据的研究表明，如果金融部门过度膨胀，会制约经济增长。(3)这就表明，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着正负相关性，同向则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异向则损害经济健康。

二、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耦合机制的基本前提

从上述分工与互动理论可以看出，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动链条为：金融功能研发（R&D）投资→技术创新→知识增长（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目前备受关注的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现象，以及国际上大国提出的制造业振兴战略，实质是针对金融业与工业因分工而背离所提出的对策。世界经济要重回增长轨道，或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要走出“增长的陷阱”，必定要着力形成金融业与工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启动“金融功能研发（R&D）投资”的动力机制，使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走向耦合而不是背离。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关于两者如何形成耦合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近年来，我国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王永胜等（2014）提出一个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协调度的评价体系，但所用金融创新指标只有贷款、股票、保险等少数金融规模数据，不能代表金融创新水平。(4)朱鸿鸣、赵昌文（2015）提出一个基于金融竞合观的分析框架，建议要抑制金融对技术创新的负面效应，但也仅限于概念的提出和建议。(5)更加具体的机制和理论框架还有待深入研究，我们在此提出一个关于耦合机制基本前提的假说。从工业与金融业的分工可以看出，金融业具有固有的优势，在发展中有攫取工业部门利润和控制新兴领域的能力，因而要促进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形成耦合，更需要从金融这一侧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金融深化程度较高，金融的主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过去的增长理论不重视金融的原因是仅将它视为资本积累和提供货币的中介，博迪、莫顿、金等人重新认识并定义金融的丰富功能，才建立起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联。贝克（Beck）、莱文（Levine）、洛艾萨（Loayza）（1999）用跨国数据证明，银行业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有重大的关键性影响(large causal impact)。(6)结合金定义的金融五个功能（动员储蓄资金，配置资源，实施公司控制，便利风险管理，方便商品、服务和契约的交换），可知金融功能附着于各类市场、机构、工具和合约等实体，这些功能的出现正是金融深化的结果，金融深化程度越高，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就越丰富。

（二）金融创新活跃，尤其是金融家与企业家建立良好互动关系

熊彼特创新理论核心之一是“企业家精神”，人是创新发展的首要因素。在我们的分工理论基础上，金融业与工业领域的创新应当分别归功于各自领域的“企业家精神”。拉文（Laeven）、莱文（Levine）和米哈洛普洛斯（Michalopoulos）（2014）在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金融系统代理人的最优决策行为，金融家也参与有风险的创新过程，发明了更有效甄选企业家的程序，而成功的金融创新能产生垄断租金。随着技术进步，原有的甄选程序可能失效，除非金融家持续创新，否则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将会停止。因此，他们建议，相对于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要强调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交互关系。(7)我们认为，这种交互关系的前提是市场体系比较健全，包括人力资源市场和企业家能力定价机制比较成熟。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程度往往落后于工业竞争程度，金融放开管制的进度相对落后，不利于产生金融家。如果垄断利润来源于金融约束，那么金融家参与创新的动力就不足，也就不利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因此，工业化后的发展中国家在重视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也要重视金融家的培育问题。

（三）拥有高效的风险资本市场

技术创新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从实验室到市场被称为“死亡之路”，不仅是初创期企业，就是成熟大企业的创新也充满风险，大量研究成果不会很快地投向市场，甚至还会因为创新失败而破产。以风险投资（VC）为代表的风险资本市场组织、工具和人是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组合。关于风险资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已经比较丰富。Chou(2007)建立了一个金融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模型，认为金融创新只有通过风险资本的作用才能引发长期增长，而一般的融资功能仅引发临时性的增长。(8)这从理论上解释了风险资本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中，引导资本投向技术创新领域是重点之一，但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并不多。

（四）国家需要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能力和良好的监管体系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国家能够从创新的外部性中得到经济长期增长带来的利益，这是国家战略支持私人部门创新并维护创新的超额利润的经济逻辑。政府也不能过度介入市场行为，它的主要职能是在“市场失灵”领域帮助科技界与经济界建立联动，实现科技与金融的耦合，促发创新并实现商业化。国家的作用至少包括：一是建立明确的战略，支持科技与金融建立正向互动机制；二是不断完善法制体系，并保持足够的程序弹性，及时修法，以适应创新的变化；三是建立风险分担体系，与企业界和金融界共同承担创新的高风险。同时，要构造良好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于分工造成部门差异，金融业与工业之间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投资“套牢”等效应使工业容易处于被攫取的处境。良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求除了风险监管以外，还应当针对这种现象，将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作为重要原则。鉴于创新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因素，金融监管部门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和逆周期调整政策时，可以增加结构分析方法来提高前瞻性。这种模式需要将金融的商业模式纳入监管之中，减少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冲突，不至于因为矛盾累积而爆发危机。这样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方法仍在探索之中。

三、初步的实证研究与模型

我们应用前述的分工与结构分析法，对工业与金融业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系作出初步的实证研究。受到数据限制，我们没有采用复杂的计量方法，而是以直观的图示做定性的说明。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创新驱动型发展路径模型。

（一）工业化后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

我们的分工理论指出，在工业化后国家仍然存在产业结构变迁，因而结构变化是发展的基本特征。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选取了美国、德国、日本等12个发达国家，对比了1980年、2000年、2010年三个时间截面上经济结构的变化。各国对科技产业的定义不同，但信息与通信行业（ICT）普遍被认为是近二十年的高科技和创新领域。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2015年数字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2012年间，全世界按照专利合作条约（PCT）归档5亿多项专利申请，其中ICT技术方面的专利申请占近40%。经合组织（OECD）根据联合国行业标准分类，制定了一个ICT行业可以比较的统计框架。现以该行业为高科技代表，与其他制造业进行对比。为了消除规模的影响，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图1-4中，纵轴为ICT行业增加值/全行业增加值，横轴为其他制造业增加值/全行业增加值。三张散点图描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行业贡献度的国别差异。相比1980年，2000年的行业贡献度明显分化，部分国家向ICT（纵轴）方向更快地迁移。到了2010年，这种分化趋势进一步显著，说明12国发生不同的产业结构变迁，有必要从结构角度研究工业化后国家经济发展规律。

（二）科技行业（ICT）与金融的关系

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属于复杂经济系统内的复杂关联现象，需要大量细致的研究，在此仅做简单的定性分析。以美国与中国为例，仍以ICT行业为高科技和创新的代表。从1980年左右到2010年，中美两国的金融业增加值都有加速抛开ICT行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但中国近年来背离的程度远高于美国，并且从2005年开始加速背离（见图1-5）。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耦合度不及美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

（三）创新驱动型增长的简单模型

我们将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统一到经济增长理论，创新驱动型国家持续增长的微观机制是以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为动力。后发国家要走出“增长陷阱”，追赶发达国家，也要走创新驱动的路径。我们将这种创新驱动机制和发展路径集中在一个模型中（见图1-6）。与一般的增长模型相比，这个简单模型强调了创新机制和国别差异，并且体现了从微观到宏观一体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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