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墓志》评析
唐《王震墓志》，全称《大唐故朝议大夫行洋州长史上柱国王府君墓志铭并序》。墓志青石质，正方形，有界格，唐分书30行，满行30字，全志计875字，石藏河南洛阳新安县铁门镇千唐志斋。洛阳出土的唐人墓志以“唐分书”书丹者并不多见，此为其一。
王震，字伯举，琅邪（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琅邪王氏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门阀望族，西晋永嘉之乱后，其权重一时，史有“王与马，并天下”之称。司马睿正是由于琅邪王氏一族的大力拥戴和支持，永嘉南渡，在建康（南京）建立了东晋政权。志中称“其先自秦至魏，史谍（史牒、史册）可详于累朝。从晋及陈，名德重光于九叶（九代）。……伟哉洪胄，胡可略言？”王震的高祖王嵩，陈（557—589）散骑常侍、侍中，身为皇帝的近侍官，入则规谏过失，出则骑马散从，位列三品，虽无实权，却是尊贵之官。曾祖王允为陈太子洗马，是辅佐太子，教授太子政事、文理的官。祖父王修惠，虽仅为怀州（今河北大名）修武县丞，也只是“屈其才，位不充量”，未得到皇帝重用而已。王震的父亲王师顺，历任监察御史、仓部员外郎、司门郎中、硖州刺史、雍州司马。刚正不阿，誉重高冠，政声远播。按《新唐书·王仲丘传》称：“祖师顺，仕高宗，议漕输事有名当时，终司门郎中。”《旧唐书·食货志》:“咸亨三年王师顺为监察御史”。《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王师顺墓志》（神功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又除司门郎中……有制授公洪州都督府长史……又迁硖州刺史……可雍州司马”，与志中所载基本相符。
隋、唐以明经、进士二科为科举的基本科目，以经义取者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关于明经科考试，《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四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为及第。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今请杂取前代之制，立明经一科，以畅达教旨，阐发大义，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及格。”王震二十岁左右入太学，研习经学，以明经及第得到官职，正式步入仕途。历任许州（河南许昌）鄢陵县尉、陕州（河南三门峡）硖石县丞、湖州（江苏湖州）安吉县丞、江州（江西九江）都昌县令、曹州（山东菏泽）乘氏县令、汴州（河南开封）尉氏县令、洛州（河南洛阳）永宁县令，其后官派定安公主府司马，迁升洋州（湖北襄阳）长史，死后追封五品朝议大夫，赐勋上柱国公。由志中所载王震享年59岁，卒于神龙三年（707）来看，王震生年应为贞观二十二年（648），身历太宗、高宗、睿宗、武后、中宗五朝。客死洋州长史官舍后二年，景龙三年（709）由其嗣子王仲玄归葬洛阳北邙山。
王震仕迹履经河南、江苏、江西、山东、湖北，虽“造次颠沛”，官位低卑，为政却“不为官卑而懈其职，不以事无害而忽其机”，所在一方“敦劝耕桑，人知荣辱，阐扬学校，家识礼仪”，尽职尽责而“清白为天下最”。为人则薄名利、远耻行，衣着简朴，仁心宽厚，无论亲疏，则是“穷迫无托，尝（常）加赒赡。人有丧会，匍匐救之。”王震的孝行，志文所载“仁为己任，孝是天资”。中华书局的《世说新语》影印本书后附有“琅琊（邪）临沂王氏谱”，其中第二代为王祥、王览。王祥的名字大概很陌生，但是提到“二十四孝”几乎没有不知道的，王祥和王览两兄弟，一个被收到《二十四孝图》中，一个被收到《二十四悌图》中，他们的事迹在历史上曾经广为流传。王祥活了八十五岁，临死前还给后人留下遗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这五条遗训，从此也成了王家的家风指导，尤其是“扬名显亲”“兄弟怡怡”，成为了琅邪王氏家族几百年间的处世准则。志中所载王震在父母丧中，“望屺岵而崩心，号天地而罔极。绝浆七日，泣血三年；毁瘠过人，殆将灭性。”痛心泣血，断绝饮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差点丢了性命。文辞虽夸张，但对于孝悌传家的琅邪王氏后裔来说，实情却似乎并不为过。
撰文者梁载言（约公元691年前后在世，《旧唐书》本传有载），以洋洋千言，勾勒出一个世出名门、忠义仁孝、俭朴宽厚、勤政清廉的仕官友人的一生大致轮廓。
全志“唐八分书”书丹，书者王蒙是王震的胞弟或者族弟，生平待考。“唐八分书”，是唐人写的隶书，“唐隶”的称谓，古文献也多有记载，我们习称的隶书，在唐时被称为“分书”，故“唐隶”在当时称为“唐八分”或“唐分”。众所周知，唐代书法的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对“法”的不遗余力的构建上，后世称作的“唐楷”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成就。唐人的尚法意识，有力地推动了官方书体总结经验、制定法则、尊崇法式的热潮。唐代的隶书家大都也对魏晋以来隶楷杂糅生硬嫁接的现象有所反思。相对于汉隶的艺术成就，有汉碑作参照，汉以后的隶书则相形见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此时的隶书受到官方样本隶书《熹平石经》的影响，字形疏密匀整，虽有波磔，但也不时透露出一种楷书的消息，失去了汉隶自然朴实的意味，生命力大不如前，这也是东汉以来成熟隶书向精致整饬发展的结果。志中多字“
”的写法，如“常”“师”“高”等字，无不具有初唐楷书所具有的特殊讯息。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此志突出的特征表现为长横燕尾，撇画及捺脚多为折笔顿挑，字势开阔方正，虽有界格，规整中亦见错落，笔画挺劲，骨子里颇有汉魏隶法的味道，只是尽力在避免楷隶杂糅的心理尴尬。而志中史谍之“谍”字、玄通之“玄”字、赤管之“管”字、参州之“参”字、远耻之“耻”字、褒升褒扬之“褒”字、罔极之“罔”字、颠沛之“颠”字、发轸之“轸”字，以及“校”“极”“树”等“木”字旁的字多以“扌”旁替代，这也是武周时期通行的写法。
启功先生在《启功丛稿》所言：“唐人用隶书体，是使用旧字体，但能在汉隶的基础上开辟途径，追求新效果，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唐代的隶书虽不能与汉代隶书的质朴书风相比，就书体而言，唐隶自然是隶书在唐代的继续和异态，开创了隶书新的形态和书体形式，对后世尤其是清代隶书书家的影响很大，也是中国书法艺术成就中需要重视的一页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