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实甫笔下的“崔、张爱情”，冲破了门第和身份的樊篱，有情人终成眷属；汤显祖笔下的“杜、柳爱情”，跨越了阴阳、生死的阻隔，“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崔、张的俗世情，杜、柳的人鬼情，在剧作家的妙笔下均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达到了令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1688年，随着洪昇“三易稿而始成”的《长生殿》的问世，戏曲文学的创作又陡然登上了另一座高峰。《长生殿》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抒写和歌颂了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帝妃之恋；或谓围绕李、杨爱情悲剧，展示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作者力图以艺术的形式探索历代王朝兴衰的原因，剧作具有深邃的历史主题与家国兴亡之感。作品一改历来“女人祸水”的陈腐论调，表现了作者较为进步的妇女观。剧作结构合理，曲词清丽，且非常适合舞台搬演，艺术上亦达到相当的成就，故甫一问世便轰动朝野，乃至作者洪昇与稍后写作《桃花扇》的孔尚任齐名，时称“南洪北孔”。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南屏樵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之家。洪昇出生在清王朝入主中原的第二年，这一时期的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者普遍采取积极反抗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洪昇正是在前明名士的影响下，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铸就了刚正的性格和进步的思想。洪昇天资聪颖，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当时最好的文学艺术熏陶，工于诗词，善写戏曲。在家乡即广交师友，与学者毛先舒，戏曲家袁于令、李渔等人常相过从。十七八岁时，遇“家难”，父亲差一点“被诬遣戍”，看来与政治有关。二十四岁进京赴国子监读书，很快就“以诗名京师”。但是洪昇性格耿直高傲，在朋友圈常常白眼踞坐，指摘古今，不肯趋炎附势，故迟迟没能获得一官半职，做了二十几年的国子监生。洪昇自号“稗畦”，意为一块长满稗草的田垄；又号“稗村”，意为一个荒芜的村落，均充满自嘲意味，可见其不同流俗及内心深处的愤懑不平。戏曲作品今仅存传奇《长生殿》与杂剧《四婵娟》两种。诗词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诗骚韵注》《啸月楼词》《昉思词》《四婵娟室填词》等。

关于李隆基、杨玉环爱情的故事，安史之乱后不久，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作品。至宋代，又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及秦醇的《骊山记》《温泉记》，前者情节丰富，串联了许多故事。金代则有院本《广寒宫》。进入元朝，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戏曲的黄金时代，李、杨爱情被搬上戏曲舞台，先后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唐明皇游月宫》，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庾天赐的《杨太真霓裳怨》《杨太真华清宫》等，另，王伯成的诸宫调《天宝遗事》（现存残曲）亦值得一提。南戏传奇系统则有明人吴世美的《惊鸿记》、屠隆的《彩毫记》等。洪昇正是在前人这样深厚的创作基础上，“荟萃唐人诸说部及李（白）、杜、元、白、温、李（商隐）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创作而成《长生殿》的。

《长生殿》一经问世，立即取得了轰传效应。时人评之曰：“（洪昇《长生殿》传奇）非但藻思妍辞远接实甫，近追义仍（汤显祖），而宾白科目，俱入元人阃奥。”（王晫《长生殿·跋》）与前人所作的同题材作品相比较，《长生殿》更称得上是其中的巅峰之作，徐灵昭《长生殿·序》中道：“试杂此剧于元人之间，直可并驾仁甫，俯视赤水。彼《惊鸿》者流，又乌足云！”而《长生殿》演出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也是非同凡响，“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为之增价”（徐灵昭《长生殿·序》）。这里的“仁甫”指写作了《梧桐雨》的白朴，“赤水”指写作了《彩毫记》的屠隆。“昉思句精字研，罔不谐叶。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吴舒凫《长生殿·序》）就连素来对昆曲颇有研究的康熙皇帝也对此剧青眼有加，“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王应奎《柳南随笔》）。

那么，洪昇笔下的《长生殿》又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胡荣在《长生殿·序》中，一语道破肯綮：“昉思此剧不惟为案头书，足供文人把玩。近时燕会家纠集伶工，必询《长生殿》有无，设俳优非此俱为下里巴词，一如开元名人潜听诸妓歌声，引手画壁，竞为角胜者。”衡量戏曲文学的成功与否，关键看它是否能和舞台搬演相结合，并产生良好的演出效果，《长生殿》的成功正在于此。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写道：“予自惟文采不逮临川，而恪守韵调，罔敢稍有逾越。盖姑苏徐灵昭氏为今之周郎，尝论撰《九宫新谱》，予与之审音协律，无一字不慎也。”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文采不如汤显祖，但在音乐上足以自豪。如此看来，洪昇在文人所看重的曲词、音律上下了很大功夫，因此，此剧一出，自是受到了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喜爱。

当然，文人所喜爱的东西未必均属高雅，对于《长生殿》中的李、杨情事，洪昇前辈们的作品，把着眼点放在了宫闱秘闻上，极力渲染杨妃污乱事。对此，洪昇的态度非常坚决：“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而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若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览者有以知予之志也。”（《长生殿·例言》）他的态度和作品，明显获得了时人的首肯。毛奇龄《长生殿·序》中道：“唐人好小说，争为乌有。而史官无学，率摭而入之正史。独是词不然，诬罔秽亵概屏之而勿之及。”虽然，作品将杨妃所谓的“秽事”删去，但是要把一段帝妃之恋写得真实可感、荡气回肠，其难度不亚于让人们信服杜丽娘因其“情至”而复活。然而，洪昇高超的艺术能力正是由此得以体现。徐灵昭《长生殿·序》中归纳得好：“（洪昇）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生死深情，各极其致。”

尤值得一提的是，洪昇在描写这段帝妃之恋时，引入当时深入人心的民俗视角与眼光，将李、杨二人的爱情做世常化的处理和表现，于是乎，在历史学家眼中，完全是虚构的定情信物——金钗、钿盒，成了贯穿全剧的重要线索，其民俗寓意则是象征李、杨二人“情似金坚”，“同心好合”。李、杨二人享受爱情的甜蜜，也会遭遇爱情的烦恼。爱情是排他的，李隆基特殊的帝王身份，免不了要三宫六院雨露均沾，李、杨二人为此闹了别扭、翻了脸。最终，杨玉环托高力士“献发”感动君王，二人和好如初。这里则体现了中国人对身体发肤重视的传统观念。李隆基与梅妃旧情复燃，杨玉环怒气冲冲，兴师问罪，把个“妻管严”的李隆基闹了个神色慌张，语无伦次，令人忍俊不禁。这样的“吃醋戏”在舞台上更是热演不衰，为观众喜闻乐见。李、杨经历了爱情的波折，在七夕之夜，向双星祷告，说出了真挚的誓言。这一出《密誓》结合了七夕节的民俗事象，同时还独创性地引入牛郎、织女作为李、杨爱情的见证，增添了全剧的浪漫色彩。这些对李、杨爱情世常化的表现，拉近了人物形象与民间大众的距离，从而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演出效果。此外，李、杨二人堪称典范的“才子佳人”婚恋模式，也相当符合百姓的审美心理和意识，为民众所津津乐道。

《长生殿》作为传奇剧本，其主要人物李隆基与杨玉环，同时具有文学与舞台形象的双重性，而这两种形象的生成皆离不开民间土壤的培育。李、杨爱情在民间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绝非单向辐射，民间文化形成的巨大“磁场”，也会反过来对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塑造产生影响。李隆基和杨玉环作为上层统治者，他们和道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它的起源和上古时期先民的日月崇拜、神鬼祭祀的巫术思想行为密不可分，在民间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它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道教活动和民间祭祀两者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百姓把戏剧的娱乐性和祭祀时的庄重感，捏合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世俗力量的生动性、活泼性，可谓摇曳多姿，妙态可掬。有关李、杨爱情的文学戏剧作品，大多充满浓郁的道教气息，《长生殿》也不例外。全剧共有十六出是根据李隆基和杨玉环富于道教色彩的传闻改写而成。道教文化从本质上说属于民间、世俗文化，民众会本能地运用道教文化思维，重新打量、诠释、甚至“包装”李隆基与杨玉环。这样一来，民众眼中喜闻乐见的李、杨舞台形象，其背后孕育着的民俗积淀也逐渐得以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扩展以致深入人心。原先存在于民众头脑中的一连串的丰富想象，最终在舞台上下得到了妥帖的安置：沉迷于道教的李隆基、杨玉环，在舞台上，一个成了孔昇真人，一个作了蓬莱仙子，最终月宫团聚；李隆基具有道教君王、梨园领袖的双重身份，他才华横溢，且善待艺人，现实中地位低下的伶人们也就顺水推舟，把他作为行业神顶礼膜拜；“一神多职”的情况在中国社会的特定语境中屡见不鲜，戏神李隆基还应兼具别的重要职能。因此，通过《长生殿》中出现的“四大节日”及其背后的民俗意蕴，来阐释李隆基在民间被偶像化的成因，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杨玉环作为李隆基的配偶，民间把她附会为道教神祇西王母、蓬莱仙子，甚至杜撰了她在马嵬坡死里逃生，东渡扶桑的传说，杨玉环简直成了“长生不死”的代名词，她被民间偶像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长生殿》能够历经数百年之久，至今仍能盛演不衰的文化机理，由此也更加清晰可辨。

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写道：“棠村（梁清标）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这当然是针对《长生殿》的演出效果而言。但是，这舞台“闹热”背后，蕴含的则是个人与时代的“冷清”。出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的洪昇，虽身处明清易代之时，但是并无切肤之痛。在其年少成名、婚姻美满之后，自然会到京城国子监深造，寻找机会踏上仕途。就在赴京一年之后，他还作了多首“颂圣”之作，表达对康熙的景仰之情。然而，洪昇的仕途却始终不顺，这一方面和他的性格脾气有关，不适宜在官场周旋，也决定了他命运落拓；另一方面，激发洪昇进行戏曲创作的诱因，还与其多灾多难的家庭处境有关：1671年秋，洪昇遭“天伦之变”，随即穷困潦倒。1673年，他与严曾槷坐皋园，谈及开元、天宝间事，感李白之遇，作《沉香亭》传奇，当时恐怕还想有朝一日，得明主赏识，大展宏图；1675年秋末，洪昇父因事获罪，并远道赴京，洪昇赶往京城。1679年，对于洪昇家庭与他的创作来说，又是重要的一年，在毛玉斯的建议下，洪昇“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事”，将《沉香亭》更名为《舞霓裳》。从剧名来看，此剧的主角无疑应当是杨玉环。用李泌代替李白，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沉香亭》传奇已经“排场近熟”。而且李泌的生平，既有年少颖悟，为君王所重用的经历，也有数被谠议，为权幸所疾的遭遇，不仅与李白身世相似，同时也投射了作者的个人经历在其中。可是，这一年的冬天，昉思父以事遣戍，母亦同戍。洪昇奔走求助，侍亲北行，又一次经历了重大的家庭变故。最终，1688年问世的《长生殿》中，已经没有李白和李泌的半点痕迹，只有那总归虚幻的李、杨情缘了。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洪昇的创作经历与家庭罹难之间，关系颇为紧密。虽然，目前还没有现成的资料明确说明洪昇因何事蒙受“天伦之变”，其父又是具体因何事屡屡获罪，以致被诬遣戍，但这和彼时的政治风云肯定有着直接的联系，其江南名门望族的身份，自然会树大招风，遭小人暗算。“国破”才会造成“家亡”，就这样，洪昇同样步着明代遗民的后尘，走进了人生的两难境地。屋漏偏逢连夜雨，1689年洪昇又惨遭《长生殿》演出之祸，遭国子监除名，返乡定居后，日益潦倒。所幸，《长生殿》于1695年付梓，师长、好友纷纷为之作序，这是洪昇行冠礼之后少有的温暖时光。1704年，就在他溺水而死那年，他还被两次奉为上宾，亲眼目睹了耗尽一生心血的作品，在红氍毹上的华丽演出：这年春末，洪昇应江南提督张云翼之聘，往游松江，被云翼延为上客，开长筵，盛集宾客，为演《长生殿》；曹寅闻之，亦迎致昉思于江宁，集南北名流为胜会，独让昉思居上座，以演《长生殿》剧。是真乎？亦梦乎？在半梦半醒之间，洪昇酒后登舟堕水，结束了自己疲惫的一生，可以说，毫无遗憾地完美谢幕了。他人生最后的经历，不也正是“闹热”背后的“冷清”吗？

《长生殿》的主题是矛盾的，既歌颂李、杨帝妃间忠贞不渝、超越生死的纯真爱情，又暴露、批评最高统治者好色误国的荒淫、腐败。这一主题的矛盾自白居易《长恨歌》起既已存在，其后有作为的文人作家皆力图避免而不能，洪昇也在所难免，但他较为巧妙地将李、杨爱情悲剧与政治悲剧结合了起来，彼此缠绕、互为因果，塑造了两位可爱又可恨、令人同情又该当批评的艺术形象。

杨贵妃形象也曾搬上过邻国演艺舞台。韩国朝鲜朝时代的唱剧《兴夫歌》（朴打令），表现善良的农夫兴夫救活了一只燕子，燕子送他葫芦籽，他种下后，秋天收获硕大的葫芦，锯开后，里面走出了杨贵妃；他凶狠的哥哥种的葫芦里，走出来的却是张飞。这里的“杨贵妃”已然是一个符号，是美人的代名，而张飞则是武力惩罚的象征。日本十五世纪诞生的能乐剧本《杨贵妃》，则只是把李、杨两人的“死恋”——阴阳相隔而依旧绵绵不绝的爱情——展示给人看，甚至没有出现这对爱人的男主人公李隆基形象。故此，两邻国舞台上的此题材剧作，都避免了主题和人物形象矛盾分裂的问题。这一点，本评注本也在相关点评中简略作了介绍与分析。

本书的注释主要侧重于疑难字词的疏解，对相关文学和文化典故、常识也稍作提示，以期能引起阅读者了解文字背后文化意蕴的兴趣。全书采用郑振铎先生所藏稗畦草堂原刊本为底本，并对徐朔方1956年的《长生殿》校注本和竹村则行、康保成1999年《长生殿笺注》本有关成果多有借鉴和参考，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注明出处，特此说明并诚致谢忱。文中不足之处还请读者诸君指教。

评注者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