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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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绅权/永远的特权阶级

士庶之别

唐代柳芳论魏晋以来的士族——绅士家族——在政治上的特权说: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世代做官的),卑寒士(祖先不曾做过官的),权归右姓(大家族)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士族的成立是由世代做官而来的,凡三世有三公的称为膏粱,有尚书、中书令仆(射)的为华腴,祖先做过领(军)、护(军)而上的为甲姓,九卿和方伯的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的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统称四姓,也叫右族。

就个别的绅士家族而论,士族南渡的为侨姓,王、谢、袁、萧是大族;东南土著叫吴姓,朱、张、顾、陆最大;山东为郡姓,王、崔、卢、李、郑是大族;关中的郡姓以韦、裴、柳、薛、杨、杜最著名;代北为虏姓,如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家族都是。从4世纪到10世纪大约七百年间,中国的政治舞台被这三十个左右的绅士家族所独占。

士族子弟做官依族姓门第高下,有一定的出身,甲族子弟二十岁便任官。后门则须满三十岁才能考试做小官。参见《南史》卷六,《梁武帝纪》。名家有国封的,初出仕便拜员外散骑侍郎。参见《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谢景仁到三十岁才做著作佐郎,有人替他抱屈说,司马庶人父子怎么能不垮?谢景仁这样人三十岁才做这个官!参见《南史》卷十九,《谢景仁传》。甚至同一家族,还分高下,王家有乌衣诸王和马粪诸王两支,马粪王是甲族,甲族是不做台宪官的;王僧虔做御史中丞,自己解嘲说,这是乌衣诸郎的坐处,我将就做一下。参见《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传》。至于做郎官的,那更是绝少的事。参见《南史》卷二十二,《王筠传》。

北魏孝文帝曾和廷臣辩论士庶任官的典制。

孝文帝问:“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

李冲对:“未审上古以来,张官列位,为膏粱子弟乎?为致治乎?”

孝文帝:“当然是为致治。”

李冲:“然则陛下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乎?”

孝文帝:“苟有过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借使无当世之用,要自德行纯笃,朕故用之。”

李冲:“傅说、吕望,岂可以门第得之?”

孝文帝:“非常之人,旷世乃有一二耳。”

秘书令李彪:“陛下若专取门第,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

著作佐郎韩显宗:“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

孝文帝:“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不久,刘昶入朝。

孝文帝告诉刘昶: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器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这段谈话说明士庶在政治上的相对地位,士是君子,是清流,是德行纯笃的。庶人呢,是小人,是浊流,是要不得的。要维持治权,就得士庶有别,使之高卑出身,各有常分。

其次,士族都是大地主,大庄园的占有者。大量土地的取得手段是兼并,官僚资本转变为土地资本。更重要的方式是无条件的占领,非私人的产业如山林湖沼,豪强的绅士径自封占,据为己有,这情形到处都是,皇权被损害了,严立法禁,不许绅士强占,可是绅士集团不理会,政府没办法,妥协了,采分赃精神,依官品立格,准许绅士有权按照官品高下封山占水,下面一段史料说明了5世纪中期的情形:

 

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人之深弊,为政所宜去绝,损失旧条,更申恒制。

 

子尚是皇族,代表皇家利益要求重申禁令,政府当局根据壬辰诏书所立法制,占山护宅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尚书右丞羊希以为:

 

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爈,养种竹木杂果为林芿,及陂湖江海鱼梁鳅场,恒加功修作者,听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皆依定格,条上赀薄。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从之。《南史》卷三十六,《羊玄保传》。

 

即承认过去的封占为合法,并规定各官品的封占限额。皇权向绅权屈服了,绅士由政治的独占侵入经济,享有封山占水的特权。

此外,士族还有不服兵役的特权。参见《南史》卷三十四,《沈怀文传)。

士大夫和寒人

士族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不但严格讲求谱系阀阅、郡望房次、官位爵邑,来保证朝廷官位的占有,并且严格举行同阶层的通婚,用通婚来加强右族的团结。当时寒人要加入这个集团,比登天还难。随便举几个例子,如宋文帝时的要官秋当、周赳,不见礼于同官张敷,《南史》卷三十二《张敷传》:

 

敷迁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与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讵可轻行?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旁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

 

徐爰被拒交于王球、殷景仁:

 

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王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南史》卷二十三,《王球传》。

 

蔡兴宗不礼王道隆,王昙首见秋当不命坐,王球拒接弘兴宗:

 

齐明帝崩,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弘兴宗为文帝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君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南史》卷二十九,《蔡兴宗传》。

 

纪僧真要做士大夫,被拒于江:

 

永明七年(489)侍中江为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请于上曰:臣出于本县武吏(《南史》作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间无所复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谢沦,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注1

注1《资治通鉴》卷一三六;《南史》卷三十六,《江传》。

 

南朝中书舍人关谳表启,发署诏敕,为天子亲信,权倾天下,最是一时要官。历来多用寒人武吏。参见《南史》卷六十,《傅昭传》;卷七十七,《恩幸传序》。虽然地要权重,有的还承皇帝特敕,要求和士大夫交游,可是,都被拒绝了,士庶不但有别,而且,士族深闭固拒,绝对不给寒人以礼貌,更不必说准许寒人参加士大夫集团了。

在朝廷如此,在地方也是一样,最著名的例子是庾荜父子,庾荜拒邓元起做州从事:

 

荜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憺大怒,召荜责之曰: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曰: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宜须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庾乔又拒范兴话做州主簿:

 

乔复仕为荆州别驾。时元帝为荆州刺史,而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又皇太子及之,故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及属元日,州府朝贺,乔不肯就列,曰:庾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闻,乃进乔而停兴话。兴话羞惭,还家愤卒。《南史》卷四十九,《庾荜传》。

 

寒人处处碰壁,被摒于士大夫集团之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才力得主知,挤到要地,做要官,却做不了大官、清流官。一条路是从军,用战功用武力来抢地盘,进一步抢政权,篡位做皇帝,如刘裕和陈霸先,前者是田舍翁,后者是寒人,便是著例。

寒人被抑勒出清流之外,和寒人有同样情况,庶人中的工商,凭借雄厚的财力,操奇计赢,长袖善舞,要进一步保障既得利益和发展业务,也用尽一切手段,挤进政治舞台来了。绅士们感觉威胁,一致抗拒,运用政治权力,限制工商出仕,抑勒工商不入流品,工商任官的只能任低级官。如公元477年的法令:

 

北魏太和元年,诏曰: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流俗(流俗,《北史》作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官止本部丞,若有勋劳者,不从此制。《资治通鉴》卷一三四。

 

到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更下诏制定,工商不得仕进。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唐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参见《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上;卷四十三,《职官志》。,“依选举令:官人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以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即依庶人例”《唐律疏议》四,《诈伪》。。则不但工商不能入仕,连已入仕的官人同居大功以上亲也不许经营工商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