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文海洋的哲学与历史意蕴

论及人文海洋的哲学意蕴，可以先从两千多年前《礼记》中“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哲学思想开始。天下大同是中国古典哲学构建世界的理想和最终归途，天下大同、人人为公的哲学理念也成了中国人文哲学的基本底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提出了乌托邦的理想世界模型，即使二者有所差异但都可以归属为理想主义的哲学范畴。可以说，今天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对天下大同理想的再次重申和向往。世界是一艘巨船，各国是大大小小的船舱，世界人民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行驶在大海之中。如何把这艘船建设成诺亚方舟，承载全人类行驶在海上，是西方理想主义哲学的使命。当中国有能力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天下大同这个理想不能丢弃，这也是我们按照“一带一路”宏伟蓝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最终努力的方向。站在理想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文海洋，思考中国的海洋事业发展，考量中国在海洋秩序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必然会有视域更加宽广长远的历史观，道德上更高要求的伦理观与法律观。

然而，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总会被现实牵绊，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对张力，形成了矛盾的关系。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都反映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遭遇的现实困境，西方强权国家不会乐见中国顺利推行全球化的主张。当天下大同的理想遭遇现实困境，和平共生的海洋社会是否需要海权意识的觉醒，是否需要强调海上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是否要有一套应对外界质疑声音的现实主义理论。

总结矛盾的实质，是在哲学理论层面把握好“义”与“利”的微妙分寸。对人文海洋问题本质的认识存在分野，人文海洋本质上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还是眼下实然的历史进程？从应然角度，对待人与海洋的关系，应该采用更为宏大的伦理学视域，倡导跨越国界、民族、人类的代际，以义务为导向，以团结包容的态度共同建设开发全人类的海洋，淡化国别和主权；从实然角度，今天的中国经济崛起的速度过快，似乎还没来得及完成自我适应就走向了世界中心，面对着影响全球秩序重构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不单单中国自身在理论建构等方面没有做好准备，以西方强权国家为代表的旧秩序集团在话语上对中国的主张充满质疑，在行动上也设置了重重的阻挠，面对这种质疑和阻碍，我们应当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走好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达则兼济天下”体现的是中华文明里面儒家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的精髓，因而从中华文明里面继承与诞生的人文海洋的鹄的是无疑要“兼济天下”的，但前置条件是“达”，当前的困境在于如何实现“达”字，因此，从现实主义的政治哲学考虑问题更符合中国海洋事业的需求和“一带一路”的逻辑。

那么，哲学或者伦理学作用是什么呢？其实哲学和伦理学从应然角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文海洋并非单纯的仅从公平正义、合作共享角度的人文主义，也包含了政治学角度的利益竞争和权利主张等概念。在人文海洋的实践中，要以公平正义的理念为根本，但很多现实的情况下也要为自身的行动寻求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以有效回应质疑，这是人文海洋成为一套系统理论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当下的海洋问题更多的是触及根本的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是一次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国作为主权国家为维护国家利益会采取各种行动，伦理学要发展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和具体的操作方法，为这些行为设定底线，保证参与者在相对稳定的场域中对话。因此，在构建人文海洋理论的过程中，哲学和伦理学承担了很关键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