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价格改革
我是1979年高考后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于1981年毕业分配到当时的柏各庄农垦区计划委员会，从事价格管理工作。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对计划经济很陌生。其实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的生产和有计划的消费。计划生产好理解，消费怎么计划呢？其实计划消费就是票证供应。每月每人供应多少米面油，每人供应多少肉蛋奶，每人每年给多少布票，给多少碱面、红糖，甚至是多少盒火柴等等，只要是生活必需品都是有定量的，必须计划消费、定量供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国家那时很穷，物资缺乏，不得已实行的办法。那时期的物价管理，也很简单：日常就是转发上级的调价通知和节假日的物价检查。那个时候重要商品和物资的价格几年都不调整，调整的主要是一些不关民生的日用百货、食杂商品等等。
是谁动了我们的“老官价”
由于是计划经济，好多商品价格十几年都没调整过，像粮站供应的大米（粳米）每市斤0.19元、标准面粉每市斤0.183元，记得我1976年上初中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到1990年还是这个价。还有很多凭本供应的商品和重要的生产资料，也都是多少年价格不变，形成了人们口中说的“老官价”。价格多年不变，好还是不好呢？经过多年后的工作体会，我今天感觉有功有过。其功在于在当时的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价格的管制抑制了投机倒把，稳定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必要的；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价格如果管得过死，就会使价格这个最灵活的市场因素，不能准确地反应市场的供需变化，价高的市场并不稀缺的商品继续生产，价低的市场需要的商品却没人生产，价值和价格严重扭曲，从而不能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举个例子，在那个时代，我们连饭店的饭菜的价格都是固定的，炒菜、米饭、馒头还好办，但是一些鱼的价格就不好办了。从水产公司采购的冻鱼、咸鱼和干货，价格还基本稳定，但是鲜鱼的价格就不好固定了。因为鲜鱼是市场采购，价格变化较大，饭店的鱼价格制定后又必须稳定，所以，顾客到饭店吃鱼就完全凭运气了，如果市场鱼价低，饭店有利可图就做，没利就不做。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工业上用的钢材、玻璃等过多，而民用的线材、2毫米玻璃、水泥等供应相当的紧张。价格的不合理导致生产的不合理，企业生产的逐利性，肯定是生产价高利大的，没人生产价低利小但市场需要的。价格这个最有活力的因素，在人为管控后，由于不能及时地发出正确的调控信息，而是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肯定会导致市场供应的紊乱。形成一方面的大量积压，和另一方面供不应求的现象。
随着问题出现的越来越多，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只靠政府这只手，是越来越管不好价格，应该让市场这只手来调节价格了。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价格改革的试水。刚开始，国家改革的初衷是，放开一部分商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形成平价和议价两种价格。平价计划供应，议价随行就市刺激生产，满足需求。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一操作就走了样了！企业为了追逐利润，不是减少平价的供应，就是想方设法把平价转成议价销售，赚取超额利润。更有甚者，投机钻营，行贿受贿，拉关系走后门，批条子，卖批文，产生了一批“官倒”和“倒爷”，大钻国家改革的空子，大发不义之财。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发现长此以往的种种弊端，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改革，让市场决定价格。首先，从钢筋、水泥、木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开始，取消计划价格，实行市场价格；其次，放开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市场定价。
记得当时大米价格一下子从每市斤0.19元涨到了每市斤0.85元，1994年涨到了1.40元左右；钢材的价格也都从每吨几百元，一下子涨到了1000多元。由此可见价格和价值的不对等有多大。由于价格真正反映了价值，为生产者传递了正确的信号，因此，全国各地出现了钢材生产“热潮”，可以说县县点火，处处冒烟，劣质钢、地条钢纷纷出现，质量问题层出不穷。随着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发展，市场也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国家的治理和市场的淘汰，使我们现在的市场越来越规范，商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好。
是谁动了我们的“老官价”？是改革。是谁让我们的市场如此繁荣？是开放。如今我们的国民经济有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功在改革，利在开放！
放开了猪头肉 搞活了一头猪
在计划经济时期，价格的管理原则是国家管理，分级定价。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的收购和销售价格，由国家定价；重要的生产资料，钢材、水泥、化肥、农药销售价格国家定价；国家计划以外的地产工业生产资料和生活工业品，如电视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由省市定价；餐饮价格、县产食品副食品等由县区定价格。我记得1984年左右，由于猪肉及其副产品价格上调，而熟食价格没有及时调整，造成食品公司销售熟食没利可图甚至亏损，因此，销售断档，群众想吃却买不到猪头肉，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后经县商业局向我们提出涨价请示，我们研究认为适当调价有利于保障市场供应，在不影响物价稳定的前提下，专门对食品公司的熟食生产进行了现场监督和测算。从原料下锅，到成品的出锅，我们在现场监督了整整半天，头、蹄、下水、心、肝、肚、肺，从生到熟逐一过称，计算出成率，然后回机关计算出每一种熟食的价格，下发文件要求企业遵照执行。那个年代，工作讲究全程监督，一丝不苟。
后来由于市场的变化越来越快，旧的价格管理方法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的要求，熟食的价格就下放权限由企业制定，我们只管理毛利率，就是企业的成本加我们制定的固定毛利率（大概是18%）。我们只是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看有没有超出毛利率，低于标准的属企业让利，超出标准的属不当得利，没收非法所得，并给予罚款。1985年以后，随着市场的放开，个体户也可以经营熟食；再后来伴随着价格的放开，企业和个人可以自主定价，县城卖熟食的经营户，由过去的食品公司和饮食服务公司两家，变成了几家，到现在的街头巷尾很多家。不但经营的品种多了，而且营业时间也长了，即便是夜间你想和好友来两口小酒，也能吃上你喜欢的卤煮细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真让人感慨：仅仅是放开了小猪头的价格，就搞活了一头猪的餐饮大市场。
既有风雨也有晴 走出贫困是繁荣
回首40年的价格改革之路，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感到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既有风雨也有晴，走出贫困是繁荣。想想我刚工作的时候是价格的全面管控，到我1997年调出，我可以说经历价格改革的全过程。我离开物价管理部门的时候，工作已经开始转型，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现在的价格管理品种是越来越少了，除了有限的几种垄断价格，如电价、水价、燃气价外，也就是行政事业收费了。我们之所以还管理这些价格，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价格自由调节的同时，对不能发生自由调节的垄断价格进行必要监管。否则，如果任由垄断行业随意涨价，就必然会引起市场价格的连锁反应，这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价格改革，不是我们管理者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市场形势逼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两次“抢购风”。第一次是1984年前后，由于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了，人们纷纷拿出“压箱底”老本，见东西就买，也不管有用没用，反正见东西就买，自行车、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甚至棉布等等，掀起了一股抢购风潮，弄得商店把仓库底子都腾空了；第二次是1988年左右，随着价格改革的推进，势必调整一批商品的价格，也必然带来改革的“阵痛”。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散布涨价谣言，引起群众抢购。我记得妻子还抢购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本来机器是名牌，但在全国抢购风潮的影响下，厂家粗制滥造，不但机器内部有残缺，而且外部木构件也有明显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是我们生活中的笑料。据说还有更夸张的，听说食用盐、食用碱要涨价，有人买上一两百斤囤积起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今吃完了没有。
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是经营主体改革和价格改革。参与市场的主体身份没有限制了，就增加了市场的参与范围；商品价格的放开，就激活了市场的活力。过去我们管理者检查物价时常说的一句话：谁让你卖这个价的？言外之意，经营者没权确定自己商品的价格，卖多少钱，他说了不算。这极大地抑制了市场的活跃。现在不论是卖的和买的我们都可以讨价还价，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时候物价管理之严之细，都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我记得是1982年的春天，正值插秧大忙季节，我们计委接到了《唐山日报》转来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八农场有人卖啤酒乱涨价。由于写信人是一名军垦农场的现役军人，处理不好会影响军地关系，领导非常重视，专门派出一辆212吉普车，让我和另外一名老同志前去处理此事。我们先到军垦农场找到写信人，详细了解了实际情况，然后找到无证经营小饭馆的当事人，做了笔录，并当场罚款5元。这在当时也是不小的处罚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有的小商店在卖散白酒的过程中，表面是按规定价格执行的，但是，他们却往酒里掺水，变相提高了价格。为了查处这些变相涨价行为，我们在检查物价的过程中，就带着酒精度数比重计，放到酒缸或酒坛里查看酒的度数够不够。如果不够60度，就按当时的规定给予相应处罚。在过去物价管理的力度很大，震慑力也很大，很多商店是很怕物价检查的。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实践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没有改革，我们现在可能还在过贫穷的日子，哪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赵景胜，1961年11月生，河北丰南人。从1981年参加工作，曾从事物价管理多年，1997年后在唐海县纪委、广电局、纪工委等工作，现供职于曹妃甸区纪委。多篇经济学论文和散文、诗歌发表于国家级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