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与中国文化梦
许渊冲
世界文化灿烂辉煌，光照大地。早在2000年前，东有华夏文明。西有希腊罗马文化，如两座大山屹立天下。到了今天，传播华夏文化的最高学府，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传播西方文化的，在欧洲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美国有哈佛大学等。为什么只提中国和英美呢？因为文化的基础主要是语文，而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文是中文和英文：用中文的约有十三亿人，用英文的约有八亿。所以研究国际文化交流，首先要研究中英文化交流的问题。但是中西语文不同，中国主要是象形文字，西方主要是拼音文字。西方语文如英、法、德、意、西等，约有百分之九十的语汇可以对等，因此翻译的时候，可以应用对等的原则和方法。而中文和英文不同，大约只有一半可以对等。在有对等词的时候，翻译可以用对等法；在没有对等词的时候，那不是原文的表达方式比译文的好，就是译文的胜过原文的。所以翻译的时候，要尽可能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提出来的解决方法。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尔雅就是古雅、优雅、优美，西方的对等论只求信达，就说明了中西翻译理论的异同。但是古雅会引起不同的理解。《胡适论翻译》（见香港三联《翻译论集》第64-66页）中说：“作者写的是一篇好散文。译出来也必须是一篇好散文；作者写的是一首好诗，译出来的也一定是首好诗。所谓好，就是要读者读完之后要愉快。‘信’不一定是一字一字地照译，因为那样译出来的文章不一定好。我们要想一想，如果罗素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是今天的中国人，他要写那句话，该怎么写呢？”胡适后来也是北京大学校长，他用“好”来代替严复提出的“雅”字，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提高了一步，比西方提出的对等论更高一级。
那时鲁迅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学》中说：“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提出中国文字的“三美”，如果应用到文学翻译理论上来，代替胡适提出的“好”，我看又可把译论提高一步。后来，朱光潜和钱锺书两位先生也来北京大学任教。朱先生在《诗论》中说：《论语》第二章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钱先生也说：“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看文学翻译理论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所以两位先生所说的话，完全可以应用于文学翻译理论，下面就来详细说明。
在我看来，“从心所欲”是要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不逾矩”是不能超出客观规律许可的范围。联系到文学翻译艺术上来，那就是说，译者要在不违反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尽可能应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来翻译原著。不违反客观规律是消极因素，是低标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积极因素，是高标准。如《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英美译者多用对等法把“学”译成learn（学习），把“习”译成repeat（温习，复习），把“说”（悦）译成pleasant（高兴）。这个译文和原文是不是对等呢？前面说了，中文和英文只有一半可以对等，有时还可以有几个对等词，翻译时用哪一个？这就要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了。如“学”既可以是学生“学习”，也可以是“得到知识”；“习”既可以是“温习”，也可以是“实习”“实践”；“悦”既可能是物质上的快活，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乐趣。到底是哪一种呢？那就要看上下文了。《论语》的下文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时习之”的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有朋自远方来的“君子”，因此上面的译法不对，可以选用更好的译语表达方式翻译如下：
这个例子说明：在译文和原文有几个对等词的时候，译者要根据上下文选择最恰当的译文。就是胡适说的：假如孔子是今天的英国或美国人，他会怎么说呢？我想他大约不会用“学习功课”“温习”“快活”等词，而会说“知识付之实践是乐趣”吧。
上面谈的是对等语的翻译问题，但在没有对等语时怎么办？或者只是形式上对等而实际上并不对等呢？如中国有句老话“吃一堑，长一智”。“吃”的英文对等语是eat，“堑”的对等语可以是trench（壕沟，战壕），但不能说“吃壕沟”。金岳霖教授翻译《毛泽东选集》时碰到这一句，不知如何翻好，就问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脱口译成：
这句还原翻译，可以译成：“摔一跤，学点乖”或“学点聪明”，都不是对等翻译。可见西方的对等译法，碰到没有对等语时，毫无办法。只好选用最好的表达方式，译成“摔一跤，学点聪明”。因为中国语言丰富，有“上当学乖”或“吃一次亏，学一点乖”的说法，所以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了。更妙的是，译文还传达了鲁迅提出来的“三美”：原文有成语的意美，抑扬顿挫的音美，“吃一堑”和“长一智”三字对仗的形美；译文也有成语的意美，抑扬格的音美，前半和后半对仗的形美。这也说明了胡适说的：原文是好作品，译文也要是好作品。这个例子就可说明中国的优化译法胜过了西方的对等译法。
后来我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就学习钱先生这种译法。例如《西江月·井冈山》下半阕的“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美国诗人Engle夫妇的译文如下：
“森严”很难找到对等词，这里译成“死攻也攻不破”，“壁垒”译成“战壕和城墙”，“众志成城”译成最坚固的堡垒是我们的意志。译文可以说是达意的了，但是传情有所不足。再看美国译者Barnstone的译文：
译文把森严和壁垒结合起来，翻译成森林般的城墙、森林般的意志，似乎更加接近原文，但也没有传达原词的三美。于是，我就模仿钱先生“吃一堑”的译法，把这两行译成：
原文“森严壁垒”强调的是人还是物呢？应该是人，所以新译说：我们的队伍像岩石一般坚强，我们的意志筑成了一道长城。新译的意美胜过旧译。新译的“队伍”（ranks）和“岩石”（rocks）、“意志”（will）和“长城”（wall）、“坚强”（firm）和“筑成”（form）都是双声词，富有音美。两行对仗，富有形美。这就是说，新译在“三美”方面胜过旧译了。朱光潜先生读后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做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钱锺书先生却用英文（译成中文）说：译文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朱钱二位先生的肯定，使我觉得北京大学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鲁迅提出的“三美”，胡适提出的“好”翻译，到朱钱二位提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已经使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胜过西方的对等论了。
中译英的问题在北京大学也有“对等”派和“再创”派的争论。如《老子道德经》的英译，“对等”派提出“最佳近似度”的理论，把书名译成“Lao Tzu：The Book of Tao and Teh”；“再创”派认为音译没有意义，是《老子》思想不能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把“老子”译为“The Old Master”，把“道德经”译为“Laws Divine and Human”（天道和人道）。
“道”的意义很多，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的翻译。如《老子》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和第三个“道”是名词，是“道理”“真理”的意思，第二个“道”却是动词，是“知道”“说道”的意思。“对等”派把这句译成：
第一个和第三个“道”字音译，虽然加了英文注解logos（逻各斯，理念，基督或上帝说的话），way, path, road（道路），但是谁能理解？第二个“道”字译成“可以说出来的”，“常”字译成“永恒的”，全句大意是说：可以说得出来的理念或道路不是永恒的理念或道路。请问这样的话有谁能理解？有谁能喜欢？所以我看老子哲学不能走向世界，“对等”派要负很大的责任。那么，“再创”派如何翻译这一句呢？我们刚刚讲了：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翻译。这里第一个“道”字是“道理”“真理”的意思，全句可以翻译如下：
译文的意思是说：道理或真理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道理。这样翻译，老子的哲学就可以走向世界，甚至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因为道理或真理的范围很广，可以包括自由、民主，等等。就以民主为例吧。民主之道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美国人所说的民主。现在美国批评中国，常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有没有民主呢？这要具体分析。美国林肯总统有一句名言，说民主政府就是“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是民主政府的性质，民选、民治是民主的方法，民享是民主的目的。中国和美国都是民有的国家，美国批评中国不民主只是因为中国不像美国一样选举。其实民选、民治只是方法，民享才是目的。只要人民能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那个民有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如果美国真正理解了老子的思想，解决了中美的矛盾，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由此也可以看出“再创”翻译的重要。
文学翻译理论不但可以应用于《论语》《老子》，还可以应用于诗词，如《诗经》、唐诗、宋词等。但“对等”派的论者认为诗词翻译也是英美“对等”派的译文好，如威利（Arthur Waley）译的《诗经·关雎》，原诗第一段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余冠英的语体译文是：“关雎鸟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威利的译文如下：
“关关”是什么声音？英国译者Legge译成guan guan（关关），余冠英译成语体也是一样。威利译成“fair, fair”，也不知道是译声音，还是译意思。这就要看雎鸠是什么鸟了。据说雎鸠是水鸟，鱼鹰、白鹭或是斑鸠，但是无论哪种水鸟，都没有“关关”叫的。大家都说《关雎》是婚恋之歌，哪有喜庆之歌让鱼鹰高叫“美呀美呀”却把美人鱼吃掉的道理？
其实，四种鸟中只有斑鸠是“咕咕”叫的，但是“咕咕”声音低沉，不够响亮，不宜入诗，如要入诗，就要加上响亮的元音（如“安”），而“咕”（gu）加“安”（an）正好是“关”（guan）。
可见“关关雎鸠”正是咕咕叫的斑鸠。还可发现：早在2500年前，中国已经知道加元音入诗的方法，可见文化之高。
于是我把这段《关雎》重译如下：
有人会说：《关雎》中的君子和淑女，威利译成贵族公子和小姐，不是很恰当吗？
为什么要改成年轻人和姑娘呢？我说威利的译文有他的道理，但是余冠英的语体译文为什么不说贵族，而说“哥儿”和“好姑娘”呢？因为《关雎》下一段就说：“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王孙公子和贵族小姐会到河边来采荇菜么？如果不会，那用“哥儿”和“姑娘”不是更恰当么？
有人可能会说：《诗经》常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荇菜只是借物起兴，并不一定是男女都在河边采摘荇菜。其实不管贵族男女是否来河边采摘荇菜，哥儿和姑娘都可以包括贵族男女在内，范围更广不是内容更丰富吗？最近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讲座上谈到要“古为今用”，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把“君子”译成“年轻人”，把“淑女”理解为“好姑娘”，这正是古为今用，体现了时代性。胡适不是早就说过：要使外国作者成为“今天”的中国人吗？这就可以使有中国特色的“再创”法解决“对等”法所不能解决的难题了。
翻译的目的是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这是“三之论”或文学翻译的目的论。“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说明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这是文学翻译的认识论。西方语文比较科学，翻译重视对等，要求“不逾矩”，是低标准。中国语文更艺术化，可以“从心所欲”，是高标准。直到今天，西方没有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文学作品，而中国仅北大就有辜鸿铭、胡适之、林语堂、钱锺书等人。近来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讲话中谈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体现继承性、原创性、系统性的问题。报载清华大学已经取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学；北大如能继承光荣传统，发挥创造性，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北大人季羡林教授说过：“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位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转引自《梦与真》第293页）北大文科有上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理工科则有不少“两弹一星”功臣，因此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国的科学文化梦，一定可以做出不小的贡献。
2017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