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孔门圣典到帝国经典
作为儒家经典，“六艺”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彰显儒士知识人身份的重要标识，但在儒门之外，随着宗周王权的衰落，传统的王教经典“诗书礼乐”开始受到墨子、庄子、商鞅、韩非等士人的质疑和批评，至于《周易》和《春秋》的“经典”地位，即便在儒门内部亦存在争议。直到汉武帝建元五年“五经博士”的建立，乃使“六艺”中的五种文本经典：《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成为经过国家权力的正式确认，并借助太学这一制度化机构以及博士这一常设职官进行课试的“帝国经典”。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此五种经典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与其关系密切的“博士”官在职守、性质方面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建元五年之前的博士制度
就传世文献看来，关于我国博士制度起源的最早论述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
班固认为博士制度始于秦，而稍晚的许慎则指出：
沈约在《宋书·百官志》中亦言：
正如许慎和沈约所言，博士制度的真正起源乃在战国时期。经过近代以来王国维、钱穆等学者的研究，战国至秦的博士制度沿革已基本得以廓清。关于战国时期“博士”的相关文献，今可见者凡四条：
关于公仪休和卫平，王国维认为“疑当时未必置博士一官，《史记》所云‘博士’者，犹言‘儒生’云尔”[324]，张汉东亦同此说[325]。关于贾袪，王国维则认为其“为魏王博士弟子，则六国末确有此官”[326]。至于淳于髠，钱穆先生认为“他书皆称‘稷下先生’，不称‘博士’，二者盖异名同实”[327]。
此外，张汉东又指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命群臣议帝号，博士参与其事，说明秦统一前，秦国也有博士官”[328]，其说可信。
总之，无论公仪休和卫平是一般儒生还是专任博士，仅从贾袪、淳于髠的记载以及秦国的情况看来，至迟到战国末期，齐、魏、秦都出现了以通古今而“承问对”“不治而议论”的职官，这一点应当是基本可信的。
秦统一之后，建立起新的官僚体系，而博士官得以延续，前文所引《汉书·百官公卿表》已经指出，博士在秦时多至数十人[329]，他们在秦始皇议定帝号、是否保留分封制等问题的论辩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由于秦代施行“以法为令，以吏为师”的政策，因此终秦一代，“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330]而已。
不过，从秦代轻视文治，但犹广置博士这一点本身亦可以看出，从春秋中后期开始，由于“士”在国家政治、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各国纷纷设置类似博士、稷下先生这样的职位，以宣示自己对于人才的重视，而经过战国时期的进一步制度化，到秦代时，“博士”制度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传统，甚至成为国家官僚体系、职官制度中当然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因此，即使是秦汉之际完全起于草莽的陈涉张楚政权，亦设置博士，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刘邦在汉中称王之后，诸事未备，但已设有博士，秦故博士叔孙通是刘邦称“汉王”时期惟一可考的博士：
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在汉二年（前205），而“汉五年，已并天下”时，叔孙通已任博士，则其被任命为博士，始于汉二年至五年之间。又高祖七年（前200），叔孙通以治朝仪使刘邦“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333]，因此，其任博士之下限，乃在汉七年。叔孙通虽然任博士的时间仅有三五年，但其在秦汉博士制度史上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初为秦博士，降汉后乃任为汉博士，但除了效忠的朝廷不一样以外，无论是职掌，还是官秩、地位，对于叔孙通而言，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种延续性充分地象征着汉代官制对于秦的继承。由于刘邦、萧何等汉初君臣起身于秦代的沛县地方政权，因此，汉初政治无论是在官制设计，还是在治国理念上，对于秦代都有很大的承袭，刘邦等人的“拨乱反正”，乃是着眼于纠正秦政的残酷苛刻，但是在治理国家的基本框架上，除了恢复分封制这一点以外，大多未能跳出秦政范囿。
回到博士制度的问题，在汉武帝建元五年以前，汉代任博士而今可考者共有十三人，除了叔孙通以外，其余十二人列举如下：
以上十二人中，晁错和张生之任博士，受到沈文倬先生的质疑，他认为“说张生在文帝以前立为博士是司马迁的传闻失实，与班氏称晁错‘为博士’同属子虚乌有，以后史书上绝不提及有什么张生师法或晁错师法”[342]。沈先生这里的质疑涉及我们认识建元五年以前博士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此之前，汉代究竟是否已经有经学博士的设立？这关系到汉代“经目”的源起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起于《后汉书·翟酺传》的一条材料：
“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唐章怀太子李贤于这句话下称“酺之此言，不知何据”，然章怀太子注本此句乃作“五经博士”，与今传本不同[344]。关于今传本的最早用例，见于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及《玉海》，他在《困学纪闻》中提出，班固《汉书·儒林传赞》在叙述汉代博士制度沿革时之所以未言及《诗》，正是因为《翟酺传》所载文帝时已置“一经博士”，而此博士即为三家《诗》博士，故班固论武帝时事，自不必再言及《诗》[345]。
王应麟此说影响颇大，清儒胡绍煐、戴震、洪颐煊、卢秉钧、迮鹤寿、周寿昌等皆从其说[346]，而以王国维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他在《汉魏博士考》中指出：
王国维这里又提到所谓“传记博士”的问题，下文将专门讨论，这里先谈“为经置博士”一事。王氏认为文景时期已经先后置有《诗》《书》《春秋》等专经博士，只是当时五经未备，且同时还有诸子传记博士，因此未可称为“五经博士”。至汉武帝废传记博士而专立五经，乃进入五经博士的时代。与此类似，张汉东在《秦汉博士官的设置及其演变》一文中亦认为：“文帝除设置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专书博士以外，同时又设置了儒学一家的专经博士。”[348]总之，持此论者认为，经学博士（或称专经博士）的设置乃始于汉初，不晚于文景，武帝所置五经博士乃是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
而钱穆先生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沈文倬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略与钱穆先生相近，他认为：
关于文景时期的辕固生、申公、韩婴等任博士，他还特别强调：
钱、沈二氏认为，在文景时期虽然出现了申公、辕固生等以经学大师而任为博士的情况，但这个时期的博士官，其性质仍只是以“通古今”而“备咨询”。具言之，则申公、辕固生、董仲舒等之所以获任博士，乃是因为他们博古知今，可备咨询，并不能将申公任博士与置“《诗》博士”视为一事，更不能就此认为文景之时已经有了所谓的“专经”博士或者经学博士。
对于王应麟、王国维与钱穆、沈文倬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笔者认为，钱、沈二人的观点更为平实可信。我们看《史记》《汉书》中关于汉初博士任职的记载，司马迁、班固并没有任何关于此时置有所谓“专经博士”的记载，贾谊为汉文帝时期所置博士，其理由是“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公孙臣之任博士，则是为“申明土德事”，此外，韩婴、胡毋生、张生、公孙弘等虽然都是经学名家，但《史记》《汉书》亦均不言其以专经而立为博士：公孙弘建元年间以应贤良文学举而获任，亦非以专治某经而应征；至于申公、辕固、董仲舒等，因为精于《诗》《春秋》而获任博士，实际上与贾谊以“通诸子百家书”、公孙臣以“申明土德事”获任博士在事由上来讲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更远一点来说，其与伏生、叔孙通获任秦博士，孔甲获任陈涉博士的性质也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国家需要一个精通《春秋》或《诗》的人来担任博士，而是因为董仲舒、申公他们精于《春秋》《诗》，符合“通古今”的要求，可以为皇帝提供咨询，因此才将他们任为博士。明确这一层因果关系，对于我们认识文景时期的博士制度至为关键。
那么，回到前面所引的《后汉书·翟酺传》中的那条材料，如何解释翟酺所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呢？前文已言，章怀太子对翟酺此言颇为怀疑：“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经博士，文帝之时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据”，查《史记》《汉书》等早期典籍，确实没有所谓“一经博士”的记载，照理说如果真有其事，则以司马迁之好奇、班固之博赡，其先后为《儒林列传》《儒林传》，皆不应失载。但翟酺此言书于奏折，亦绝不至向壁虚构。笔者以为，翟酺之所以有此说，或许与其家“四世传《诗》”的学术背景有关。从《史记》《汉书》等史籍的记载看来，汉初诸经先师获任博士者，确实以治《诗》诸家为最早，申公与韩婴早在孝文帝时期便以治《诗》精善而获任，至于董仲舒、胡毋生等《春秋》经师之任博士，则皆在景帝时期，因此，到东汉中期，为了显示《诗》在诸经中的特出，治《诗》之家或许就杜撰出一个所谓“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的说法，翟酺以之为信，故书于奏折之中。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个猜测而已，并无实据。不过确乎可信而值得注意的是，从翟酺的整篇奏文来看，他对于西汉博士制度沿革的陈述并不严谨，如其称“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无论是石渠会议所论经数，还是当时博士弟子的员额，都与《汉书》所载不合[351]。翟酺虽家世传《诗》，但他本人“好《老子》，尤喜图纬、天文、历算”[352]，这些都提醒我们，翟酺所言未必合于史实。清儒治史学，强调不以孤证立说，翟酺此言既为孤证，其时代距孝文帝时期又已历两百余年，因此，不应以此推翻司马迁、班固等史臣对于西汉初年经学建立过程的描述，这条材料不宜采信[353]。
明确了文景时期博士官的性质，我们再回过来看沈文倬先生对张生、晁错二人之任博士的质疑，就发现这一质疑的理由是颇难成立的。沈先生认为张生、晁错并无《尚书》师法，因此不会获任博士，但正如沈文倬先生自己论文景时期申公、辕固、韩婴等任为博士时一样，“纵然他们都著有《诗传》，但当时还没有师法方面的要求，因而不存在这三个师法同时并立的问题”[354]，在文景时期，博士只是咨询官而已，作为学官的博士制度既未建立，更谈不上基于此的所谓“师法”了。需有师法方可获任博士，这是武帝后期至昭宣时期逐步形成的规定，以此质疑文景时期的博士，显然有失公允。
关于建元五年博士制度的另一大争议，则是前文所引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中提及的“传记博士”问题。这一说法始见于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的序文：
据赵岐此言，在文帝时期，除五经外，《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均“置博士”，而到了建元五年，随着五经博士的确立，其它的“传记博士”就此遭罢，汉廷遂仅存五经博士而已。赵岐此说不知所据，《史记》《汉书》等对所谓的“传记博士”皆无所载，皮锡瑞颇疑其“恐非实录”[356]，但这一说法仍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中即根据此言论证《论语》《孝经》在汉代的传授情况[357]。但是，笔者对于这一记载仍然存疑：首先，如果汉初确实置有传记博士，且遍及《论语》《孝经》等各种经典，则其任博士者，何以无一人见载于《史》《汉》二书？且这种博士制度的更迭，又何以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后汉书·百官志》？
其次，据赵岐此言，则《论语》《孝经》此前皆有博士，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我们看《汉书·艺文志》的体例，言《易》之传承，则“汉兴，田何传之”；言《书》，则“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言《诗》，则“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言《礼》，则“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359]，可见，《艺文志》凡论诸经之汉代传承，必自祖师始。而我们看上文所引《论语》和《孝经》的传承，会发现《齐论》的初传者王吉、宋畴等出于昭宣，《鲁论》的初传者龚奋时代不明，夏侯胜、韦贤等皆在昭宣之时，而《孝经》的初传者长孙氏时代不明，博士江翁则主要仕于昭帝、宣帝时期。从夏侯胜、博士江翁的年辈推算，如果龚奋、长孙氏是他们的老师，则其年辈当与夏侯始昌等人相去不会太远，始昌仕于武帝太初以后，显然，龚奋、长孙氏恐难早至文帝年间即出仕。总之，从《汉书·艺文志》关于《论语》《孝经》的记载看来，此两书的初传者于时代而言似乎都较晚，多在武帝中后期至昭宣时期，那么，若赵岐之说可信，则孝文帝时期任《论语》《孝经》博士者又当何人，何以不在《论语》《孝经》的师学传承谱系之中，不为《汉志》所述呢？
复次，就《孝经》而言，据《隋书·经籍志》载，其《今文孝经》，“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360]，而据刘向《别录》云：“焚书之后，河间人颜芝受而藏之，汉氏受命，尊尚圣道，芝子贞乃出之民间。建元初，河间王得而献之”[361]，也就是说，《今文孝经》由民间传至汉朝，乃在汉武帝建元以后，而既然如此，在文帝时期显然不会有治《孝经》而为汉朝博士者。由此一点看来，赵岐之言显然有不合事实的地方。
综合以上数条，笔者认为赵岐所言实难据信。或许文帝之时确实有治《论语》《孟子》而为博士者，但他们与前文所言伏生、董仲舒等获任博士的情况一样，都是以学识渊博、可备咨询而获任，是因人获任，而不是因书获任。周予同先生曾表示：“东汉赵岐说，西汉孝文帝时已立《孟子》博士，此说不可信。”[362]而钱穆先生更具体指出，所谓“传记博士”之称，乃是“至武帝专隆儒术，乃特称‘五经博士’。而其他不以《五经》为博士者，遂见罢黜；后世因名之曰‘诸子传记博士’”[363]，认为此名出于“后世”追叙，其说颇可采信。
总之，在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以前，由于经学本身尚未建立，因此更无所谓“官定经目”之建立。进一步而言，尽管此期博士官中先后有申公、辕固生、韩婴、张生、董仲舒、胡毋生等儒家经师任职，但仍未足以说明汉初朝廷对于儒学的特别重视，因为即使是在秦代，治礼的叔孙通和治《书》的伏生也都曾获任博士。前文已言，博士制度乃是战国以来各国尊士、养士风气的体现，而儒家本身就讲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精神，因此，儒生和博士官之间几乎是天然地就具有了密切的联系，荀子在稷下三为祭酒，足见早在战国时期，儒士在博士群体中已经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因此，汉初儒家经师之获任博士，只能说明这种儒生与博士之间密切关联的传统得到了延续，而事实上，上文所举的这六位以治经获任的博士对当时的政治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辕固与黄生关于“汤武受命”的争论最终被景帝禁言，而其与窦太后关于儒、道优劣的争论，也只能以刺豕的闹剧收场，申公、董仲舒、胡毋生等在任博士后不久纷纷归家教授，正显示出这一时期儒家经师博士在朝中的无可奈何与无所作为[364]。《史记》云：“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365]六艺不张，五经未立，经学建立前夜的名儒耆宿只能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师学的建立或传承上，至于经学之建立，经目之标举，对于他们而言，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而已。
二、草创阶段的“五经博士”
在汉武帝和窦婴、田羛等君臣的推毂之下，武帝建元年间，遵行儒术的第一个高峰终于来临了。虽然在建元二年（前139），由于改革涉及太皇太后窦氏的利益，窦婴、田羛等倡言尊儒之臣纷纷被罢，但到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仍颁布了“置五经博士”[366]的诏令。作为后来影响中国历史极为重大的一条政令，由于《史记》对此未置一词，而《汉书》亦仅存《武帝纪》中的这一句“置五经博士”，以致关于此事之事由、最初获任者等具体施行情况，后来学者均无从具知。这里，笔者只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仅有的几条材料对五经博士建立初期的情况进行考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置五经博士”这一历史事件对汉代经目演变以及经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汉书·武帝纪》中所载“置五经博士”的具体时间是在建元五年的春天，而这也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博士制度自汉初即建立，这里仅言“置五经博士”，则此前已获任的博士如何处置？第二，《武帝纪》言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那么最初获任“五经博士”的又有哪些经师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钱穆先生认为“其他不以《五经》为博士者，遂见罢黜”，其依据当为前引赵岐《孟子章句》序文中的“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但前文既以考定赵岐此说不足采信，则所谓“罢黜说”亦当存疑。从《史记》《汉书》等记载看来，在武帝建元五年之后，仍存在一些师学背景不明的博士，如《史记·三王世家》载元狩六年（前117）四月群臣议立诸侯王事，其具名者有“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367]，这里“青翟”指丞相庄青翟，“汤”指御史大夫张汤，而这位“博士臣将行”是何人，则《史》《汉》均无记载，特别是《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儒林传》中均没有与之相合的人，其是否系“五经博士”，颇难确定。又《史记·儒林列传》中所载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员的奏议中，提到有“博士平”[368]，此“平”是何人，所治何经，又不见于《史》《汉》的《儒林传》。至于建元五年之后任博士而姓、名皆可考者，则是仕于武帝元狩、元鼎年间的博士狄山，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
匈奴和亲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在元狩四年（前119）或五年（前118）[370]，狄山之任博士，亦当不晚于此。一般来说，如果是建元五年之后所置的“五经博士”，如公孙弘、褚大、孔安国、韩商等，皆有明确的师学传承，并且其在本经上的造诣亦当为世所公认，这样的经师，于《汉书·儒林传》亦应有所体现。然而狄山之名，则于诸经师学传承中皆不得见，其是否系五经博士，实难论定。
在难以确认将行、平、狄山等人是否系五经博士的情况下，笔者倾向于认为在武帝置五经博士后，原先的在任博士并未罢黜，而是仍留于太常之中，其职掌亦未发生变化，主要还是备咨询，兼负使职。从《汉书》所载昭宣以后博士的情况看来，其所治本经、师学渊源大多都比较明确，少数难以考定者，也只是存在多种可能性，很少像狄山这样完全不可考见的。因此，在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后，原来并不规定具体治学内容的“博士”就被明确限定为“五经博士”，不治五经者再难获任博士，唯原先已然获任者，仍得以留官，而经过武帝一朝，旧任博士或迁官，或辞世，或罢归，到了昭宣之后，博士便基本等同于“五经博士”，而原先的仅备咨询的博士，也就完全成为历史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武帝建元五年最初所立的“五经博士”究竟为谁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但由于《汉书》在这方面并无明确记载，因此至今仍无定说。从《汉书·儒林传》的记载看来，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但当时似乎并未有合适的、完备的人选来充任这一职务，我们现在知道的曾任武帝时期博士的经师，其时代与建元五年最为接近的，便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再任博士的公孙弘[371]，其他如孔安国和褚大，只能根据儿宽为博士弟子的时间而推测其就任不得晚于元狩三年（前120）[372]，再往前推便无法考识。胡平生先生认为孔安国任博士乃在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为博士官初置弟子员的时候[373]，但也缺乏确实的证据。从更大的文献范围看来，唯有《华阳国志》卷三的一条材料或许值得探究：
这条材料此前鲜少为学者所注目。张叔，即张宽，字叔文，故此称张叔[375]，此事又见于《华阳国志》卷十上：
由此可证张叔、张宽即为一人。其被征的具体时间不明，《搜神记》中还有一条材料与之相关：
据《史记·封禅书》，汉武帝祀甘泉乃在元鼎五年（前112）[378]，而张宽此时已为侍中，则其任博士，当在此前。又据前文所考，至少在元狩三年至元鼎四年之间，褚大乃为当任博士。褚大为董仲舒弟子，其任应为《春秋》博士，如果汉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每经仅置一人的话，则张宽的任期，显然又应在褚大之前。结合公孙弘元光五年的博士任期，武帝前期《春秋》博士的时间空缺就仅有建元五年（前136）至元光五年（前130）以及元光六年（前129）至元狩三年（前120）这两段了，而后者由于仍处于褚大担任博士时间的上限中，因此更有可能是褚大自元光六年前后即继公孙弘而为《春秋》博士。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华阳国志》中张宽“始作《春秋》章句”的记载，则其获任《春秋》博士，便极有可能在公孙弘之前，也就是在建元五年至元光五年之间，是《春秋》的首任博士，故此乃“始作”章句。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张宽大概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唯一考知的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后不久即获任“五经博士”的经师了[379]。从《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孝武帝皆征入叔（等）为博士”，似乎与张宽同被征为博士的，又不止其一人。若其说可信，则武帝初置“五经博士”时任命的这些博士，似乎是以景帝时期蜀守文翁遣送入京从博士习“七经”的这批儒士为主，由于他们皆师承自太学博士，而其所习又皆专于诸经，正适合担任这新设的专经博士之职。总之，《华阳国志》的这两条记载，值得经学史研究者充分重视。
此外，有学者提出杨何或为最早的《易》学博士，因为《史记·儒林列传》载，“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380]，方麟据此认为其时“也就是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立五经博士的第二年，那么杨何被征必定是征为《易》博士”[381]。这种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元光元年的这次征召，主要是征贤良文学，董仲舒即在此次征召之中[382]。不过，他虽为《春秋》硕儒，却并未召为博士，而是任为江都相。这一现象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之后，博士虽然与经师完全联系起来了，但是由于武帝时期博士等秩只有四百石[383]，地位较低，因此对于一些年高德劭的硕儒而言，仅征为博士，反无以彰显国家对他们的尊崇，董仲舒之任为江都相，秩真二千石[384]，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博士等秩过低，不足以匹配董氏的年资与声望。从《史记》看来，武帝之时“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可见杨何在当时《易》学界地位尊崇，其年资亦与董仲舒、韩婴等大儒相当。董仲舒与杨何同在元光元年（前134）应贤良文学举，既然董仲舒获任真二千石的江都相，则杨何似不应仅获任四百石的博士。事实上，《汉书·儒林传》载：“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385]，太中大夫秩比千石，由于董仲舒乃元光元年贤良文学举的第一名，因此获任真两千石的江都相，杨何比之略逊，故任比千石的太中大夫，元朔中乃迁官为中大夫。故《汉书》言其始官，而《史记》载其终官。《汉书·儒林传》关于杨何初仕官的记载，似比方麟先生的推测更为可信。
这里又牵涉到太中大夫和中大夫的等秩问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
班固这里并没有明确交代中大夫的等秩，颜师古《汉书》注认为“中大夫是郎中令属官，秩比二千石”[387]，乃是以中大夫之秩高于太中大夫（比千石），然未言何据。韦昭《辩释名》则云“太中大夫在中最为高大者也”，刘窸亦认为“中大夫旧小于太中，秩无二千石”[388]。如果刘窸之说可信，则结合《汉书·儒林传》和《史记·儒林列传》中关于杨何仕宦的记载，何先为太中大夫（此据《汉书·儒林传》），后为中大夫（此据《史记·儒林列传》），似乎是有左迁之嫌。方麟先生正是据此认为《汉书·儒林传》所言杨何征为太中大夫系班固改笔之误，不足采信，杨何元光元年应诏获任的，应为五经博士。
然而笔者翻查《汉书》，发现西汉初期中大夫的等秩，似乎未必在太中大夫之下。方麟曾据韦昭、刘窸的解释，以中大夫低于太中大夫，又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定中大夫为秩比九百石，在二者之间[389]。但是我们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发现汉代并无比九百石的等秩，从万石以下，分别是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因此，所谓的“比九百石”之说恐怕难以成立。而又据阎步克先生关于汉代官秩的研究，“比秩”在汉代乃是一个单独的序列，与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等并不相属，中大夫既然与太中大夫、谏大夫同为大夫，则其秩亦当为比秩序列[390]，不会以八百石的等秩介于太中大夫与谏大夫之间。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再来参看《汉书》所载士人中任中大夫前后的转官经历：
第一个是晁错。关于晁错在文帝时期的仕宦履历，前文已作辨析，当以《史记》所载为准，他自伏生处受《尚书》后回朝，乃由文学掌故迁为太子门大夫、庶人、家令。此后，晁错“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391]。从这里可见，文帝虽然对晁错的奏谏没有采纳，但对他还是比较欣赏，因此对其进行擢拔，迁为中大夫。前文已言，太子家令秩八百石，那么，在此基础上迁官的中大夫，显然秩应在此之上，而上文已言，汉制中并没有所谓的“九百石”一等，八百石以上就应当是比千石、千石，考虑到中大夫属于大夫，应在比秩的序列中，则中大夫之秩不得低于比千石，亦即不得低于太中大夫。
第二个例子是张汤。据《史记·酷吏列传》载，武帝初年，“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392]是张汤先为太中大夫，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元朔三年》：“中大夫张汤为廷尉，五年迁。”[393]则张汤后为中大夫。此先为太中大夫，后为中大夫之例，而值得注意的是，张汤在此期间亦未获罪，其整体官阶呈上升趋势，不应视为左迁。
这样看来，中大夫即使在更名为光禄大夫之前，其等秩也绝不在太中大夫之下，由太中大夫迁官中大夫，不应被视为左迁，至多也只是某种徙官平调而已。“太中大夫”从名称上看来，确实似有尊崇之意，但汉武帝在太初元年调整大夫官制，将“中大夫”更名为“光禄大夫”，明确使之等秩高于太中大夫，而如果原先太中大夫的等秩、地位高于中大夫，岂不会导致整个大夫群体在等秩上的混乱？原先的中大夫，仅仅因为“更名”便获得了增秩和超迁，显然不符合常理。太初元年，由于汉武帝“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394]，万象更新，因此是年官制调整极多，郎中令更名光禄勋，家马更名籓马，大行令更名大鸿胪，行人更名大行令，大农令更名大司农，考工室更名考工，左弋更名佽飞，居室更名保宫，甘泉居室更名昆台，永巷更名掖廷，中尉更名执金吾，东园主章为木工，右内史更名京兆尹，都尉更名右扶风，初置太卜、建章营骑、别火，凡更名者，皆不言有增秩升等之事[395]，而中大夫更名光禄大夫，似不应独异[396]。
总之，笔者认为，班固《汉书·儒林传》所载杨何在元光元年征为太中大夫之事基本可信，并非班氏改笔之误。杨何由于年资较高，因此并未担任等秩较低的五经博士一职。由于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到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的就任人选，更涉及《易》博士的师学问题，关系甚大，因此我们在这里不避繁琐进行了考证，关于师学的问题，我们在下一节还将述及。
回到本节讨论的问题，据上文考证可知，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之后，由于博士本身等秩较低，因此，虽然诸经先师在当时大多在世，甚至就在朝中，但都无法以其年资低就博士一职。武帝曾从蜀地征召一些景帝时期由文翁派遣入京、从博士“习七经”的儒士入朝任博士，但其人数多寡，实难考知。且他们的年资大多尚浅，在儒士中影响亦极有限，因此未必能一改朝中风气。最为重要的是，武帝置此职位，主要是显示其对于儒学的尊崇，但此时的博士仍未转为教育官，建元五年始置的这些“五经博士”，虽然从学术背景上来说，较之此前的博士更为癩门，是名副其实的“专经博士”；但从职掌上来说，二者却并无大异，皆是备咨询而已。五经博士一方面未能在太学中开授弟子，另一方面更未具课试弟子、考次荐官之权，因此所谓的经学制度，在此时显然还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真正可以称作经学制度建立之始的，应当是元朔五年（前124）博士弟子员以及弟子员迁官制度的确立，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奏议：
这条奏议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博士弟子员制度随之建立。关于这一制度，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那就是博士弟子虽然名义上是博士的弟子，但事实上都有自己的本师，在成为博士弟子之前，他们一般都已经具备相当的经学造诣，其与本师之间的师学传承已经形成。以儿宽为例，在“以郡国选诣博士”之前，他已经从欧阳生治《尚书》，成为欧阳生的入室弟子[398]。而从唐生、褚生等应试博士弟子的过程看来，随着博士弟子制度的完善，到昭宣之后，成为博士弟子不仅需要太常或者地方官员的推荐，还需要经过博士的入学考核：
公孙弘已言，补博士弟子者，需年十八以上，而汉人一般成童后即开始受学，在十八岁之前早已对所习本经有基本的了解，因此，弟子入学后“一岁皆辄试”，以汉代经说之庞杂博赡，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绝不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得“通一艺”，更不用说“一艺以上”了。因此，博士弟子与所受业的博士官，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师生关系，与后来科举考试中的“座师”颇为类似。我们考察某人的师学渊源，主要还是要考虑他自幼从习的本师，而不是当时的某经博士。
从另一方面来说，博士虽然名义上要给弟子授业，但是既然弟子此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本师，而博士本身的任职时间又极不固定，短的如公孙弘，尚不足一年，因此，博士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太学中系统地讲授某一经典。所谓的讲习，可能只是定期就某经中的某一篇章进行疏讲，从《汉书》的记载看来，经师们在任博士期间，似乎并没有培养出与自己师学相承的弟子，而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应诏为博士之前，或去官归家之后，才大规模的招收弟子，延续师学。因此，虽然五经博士制度在武帝初年得到确立，且始终与汉代经学风尚之间关系密切，但终汉一世，经学传承的基本途径仍是私学传授，这是我们研究汉代经学史的时候必须格外注意的。
从经学史、文化史的层面而言，元朔五年五经博士弟子员制度的施行至少具有以下几点影响：
首先，通过博士弟子课试制度使经学教育与出仕联系在了一起。此前，汉代的出仕途径主要是察举和征辟，但这些选官途径毕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借助于地方长官或者朝中重臣的赏识，才能得以晋身。而博士弟子的课试制度则不同，一旦成为弟子，就可以通过每年的经艺考试获得晋身，而如果自己“秀才异等”，还可以得到更好的升迁机会。在这条诏令颁定不久，儿宽即以博士弟子射策为掌故，并随后得到张汤以及汉武帝的赏识，在元鼎四年（前113）由中大夫迁为左内史，终官御史大夫。可以说，儿宽是博士弟子制度建立之后的第一个获益者，也是今可考知武帝时期以博士弟子出仕后居官最高者。一个原先“贫无资用”的平民，因为治经而位列三公，这种示范效应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因此，虽然从整体上来看，武帝时期的政治只是“缘饰儒术”，甚至在法令的施用上，较之其父祖更为严苛，但是就其建立的经学制度而言，对于儒学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武帝到昭帝、宣帝，由于帝王的个人性格以及政治时局的影响，儒学虽然借助五经博士的确立获得了所谓的官学地位，但儒士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事实上并不算大，武帝时期自不必说，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等大臣对儒士极为轻视，而宣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不任儒生的倾向；但即使这样，从宣帝时期开始，蔡义、萧望之、韦贤、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等皆以经师相继拜相，儒学对于汉代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以治经而出仕成为重要的政治传统，而这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武帝时期草创的这种博士弟子制度。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来，由博士弟子制度逐渐发展为成熟的学校考试制度，再由之衍生出科举取士制度，公孙弘元朔五年的这个政治设计，无疑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博士弟子制度的建立，使得博士官本身的属性随之发生了变化。钱穆、沈文倬二先生均极力强调，在汉代初年，博士官的性质与战国、秦代一样，乃是备咨询的顾问官，而在汉武帝初建五经博士的时候，虽然将博士人选限制在了经师的范围之内，但是对于这些博士的职掌，并未作出新的规定和调整，因此，可以说，从建元五年到元朔五年的这十多年，虽然五经博士已经建立，但博士官本身的基本属性仍未发生变化，仅以公孙弘为例，他在元光年间担任博士，然而其处理的事情，似乎并不是推广儒学，而是上书奏人臣之道、奉汉武帝的诏令出使西南夷等等，虽然名为博士，但其职守与一般大夫、侍中无异。但博士弟子制度建立后，由于博士需掌弟子的教学，更要在每年的岁试中评判弟子的优劣，决定他们的仕途，因此这对于博士官本身来说，至少带来两个影响：
第一，按照公孙弘的制度设计，“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这就要求博士官中必须治五经者皆有其人，否则弟子习《诗》，而岁试时没有博士治《诗》，无疑会造成岁试制度的混乱。因此，随着博士弟子制度的完善，博士官的员额也必须走向完备，自战国以来施行的博士无定员的局面势必要面临改革。
第二，由于地域、师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自汉初以来，诸经逐渐分化出不同的师法系统，就汉武帝时期而言，已经有三家《诗》的分化，不同的师法在对于经典的认识上差异较大，如果治鲁《诗》的经师担任博士，显然他很难对习《齐诗》的弟子作出公允的判断，因此，这种客观上的师法差异和博士对于弟子仕途的决定权结合在一起，就必然要求博士官不仅需要各经备员，还需要充分考虑到各经内部不同师法的因素，客观上要求诸经的各种师法皆单独置博士，这也就为宣帝时期的经目、博士制度改革埋下了伏笔[400]。此外，如果某种师法始终无法获置博士，则其学自然会被视为不被官方认可的私学，儒学官、私学之分遂由此产生。
复次，由于博士弟子以射策入仕成为汉代选官制度的一条独特途径，因此，随着循此途径入仕的士人越来越多，势必会形成一个新的官僚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文化背景，那就是经学，且他们兼具儒士与官员的双重身份，这些共同点使得他们在很多问题上形成共同的看法，从而与朝廷中的其他官员区别开来。一方面，儒士的官僚化，使得“六艺”中的大量制度设计、政治理念与现实政治的结合成为可能，儒士为了体现自身的学术价值，努力将“六艺”中的这些文字变为当代的政治现实，于是有了政治上的“复古”主张，这种主张对于汉代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朝官中出现了儒生与文吏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妥协，亦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主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两部汉代著作为例：
其一是《盐铁论》，这部书中大量记载了昭帝时期儒士与文吏关于治国之道的争论，这里仅举一例：
这是文吏对于儒家治国之道的嘲讽，而儒士则予以反驳：
其二是东汉王充所著《论衡·程材篇》：
与《盐铁论》中针锋相对的论辩相比，王充的分析显然更具理性。儒、吏之争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403]，其对于历代经目之演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后文还将述及。
简言之，建元五年五经博士的置立，使得“五经”成为中国经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官定经目，在此之前，儒家称举经典，常以六艺与五经并举，而随着“五经博士”的建立，乐学被排除在官学以外，这对于汉代乃至后来的乐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乐不在官学之中，因此，除了河间献王这样的好古之士以个人兴趣对先秦儒家乐论进行积极的整理以外，鲜少有学者对其产生兴趣。就西汉的情况而言，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看来，与“五经”各自发达的师学分化以及传承看来，乐学在汉代的发展便显得极为衰落，“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404]。制氏只能保留“乐”表演性的部分，至于其与儒学相关的乐理、乐论，则不能知晓。而河间王与毛生共定的《乐记》，后来也仅在王定、王禹等极少数士人间流传，《艺文志》概括西汉乐学，以为“其道蜪以益微”[405]，而这与乐学未立入“五经”经目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汉武帝以遵行儒术开始他的统治时代，虽然后来随着他事功之心的日益膨胀，儒学逐渐沦为缘饰法术的工具，但就置五经博士这一点来说，仍堪称居功至伟。因为五经博士的确立，使得儒学的官学地位得到了更为显性的宣示，从武帝时期开始，汉代诏令中称引五经逐渐成为一个传统，如元朔元年立皇后卫氏诏：“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406]元狩元年立皇太子诏则曰：“《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407]这种新的诏令形式与此前的汉代诏令完全不同，体现出汉武帝尊儒的新朝气象；而随着博士弟子制度的确立，不仅全社会习经蔚然成风，更促使博士制度逐步走向定员化和师法精细化，最终使得经目的局面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从卫绾罢黜刑名法术到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在武帝执政的最初十七年里，儒学从百家之学一变而为官学，并获得了“经学”的尊号，虽然他的实际影响力还远未达到“经学”这个概念本身寓指的高度，但中国历史至此终究进入了经学的时代。随着汉代政治、经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各经师法的逐渐分化，从武帝中后期开始，经学史进入了第一个震荡期，经目的调整成为从武帝后期直至东汉末年经学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而这正是我们接下来将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