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陈平原

2014年5月7日，北京大学召开“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我在开场白中称：“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从1990年的《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到1996年的《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王瑶和他的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再到2014年的《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将先生置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教育史上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与之相呼应的，是夏中义、刘锋杰的《从王瑶到王元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书店2013年版）等著作的出版。应该说，从“百年中国读书人”的角度来思考作为个案的王瑶，是展开得比较充分的。正是有感于此，在开场白中，我说了这么一句：“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王瑶先生，大概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

可一天会议听下来，发言水平之高，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师兄钱理群于是怂恿我再编一本纪念集。考虑到刚刚推出典藏版《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我怕读者望文生义，缺乏进一步阅读的热情。师友情谊与学术判断，毕竟不是一回事，还是稍微沉淀一下好。

两年过去了，重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现代中文学刊》《汉语言文学研究》等陆续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及《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书城》《山西文学》《映像》等刊出的散文随笔，我越来越有信心，于是向北大出版社申请，以“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为题，再出新著。

第一、第二辑论文，第三辑随笔，体例清晰，不用多言。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的《精神的魅力——在北京大学“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乃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孙玉石、姜涛因有现成讲稿，干脆单独刊出；高远东、孔庆东、吴晓东三位主持人的串词则主动删去。当初这么处理没问题，如今入集，发言与文章会有某种重叠；犹豫再三，与其因删节回避而语气不连贯，不如保留发表时的原貌。

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媒体方面，做得最用心的是《北京青年报》，其“百年王瑶　传世岂无好文章”专版有“编者按”：“今天（5月7日）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本报特别邀请王瑶先生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陈平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园撰文或访谈，以大开版的形式纪念王瑶先生百年诞辰。本版大标题出自陈平原教授当年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代拟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本版左侧‘纪念王瑶先生百年诞辰’书法题签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恩和，右侧‘竟日居’为王瑶先生手书。”另一个做得很认真的是《南方人物周刊》，其《“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彭苏），在同类报道中最具专业水准，更因此文曾引起波澜，特收录于此，以为纪念。此外，那几天的新闻报道还有：《他劝弟子别做学术界的“二道贩子”》（许荻晔），2014年5月8日《东方早报》；《纪念著名学者王瑶诞辰百年研讨会在京隆重召开》（李浴洋），2014年5月8日“搜狐教育”；《为教育家王瑶的精神魅力“点赞”》（孙妙凝），2014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在线”；《王瑶先生诞辰百年暨学术研讨会召开》（李遇），2014年5月10日《山西晚报》；《山西众专家学者纪念王瑶先生诞辰》（苏苗苗），2014年5月10日《三晋都市报》；《王瑶百年诞辰，“纪念三书”首发》（赵大伟），2014年5月11日《南方都市报》等。

考虑到夏中义《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二文已入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只好割爱。此外，蔡振翔的《关于王瑶的两封信》（《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陈平原的《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袁洪权的《共和国初期现代文学史的生产与建构——以五月八日王瑶致“叔度同志”信件考释为中心》（《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刘克敌的《沿着鲁迅的道路——对王瑶与陈平原之学术研究的不完全考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0期）虽各有所得，但与本书主旨略有差异，故仅记下篇目，而未收录。关于北岳版《王瑶文集》及天津版《王瑶先生纪念集》的资料考辨，同样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参阅：谢泳《＜王瑶文集＞出版旧事一则》（2014年5月14日《中华读书报》）、陈平原《患难见真情——追记两种王瑶图书的刊行》（2014年5月21日《中华读书报》）、王观泉《追忆李福田出版＜王瑶先生纪念集＞》（2014年6月4日《中华读书报》）、杜琇《和谢泳先生商榷》（2014年12月10日《中华读书报》）。至于各校以王瑶为题的本科及硕士学位论文，这里就不开列了。

最后一辑有点特别，可以多说几句。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王瑶文集》第7卷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王瑶全集》第7卷，均收入根据手稿排印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这给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故颇受好评。可说实话，当初我是反对这么做的。理由是，编“全集”须顾及作者本人的意愿，这些检讨书更适合于放在档案馆里供学者查阅。考虑到当下中国，查阅档案不太方便，且家属愿意公布，我自然乐观其成。三年前，师母杜琇发来王瑶先生两份检讨书的手稿，希望帮助录入，一是写于1967年3月的《我的检查》，一是写于1967年5月的《关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说明》。读完这两份长篇检讨，真是感慨万千，我忍不住在《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和《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中略为引述。这两份检讨书，内容很丰富，可供分析的东西很多，因没有得到授权，不好贸然公开发表或大段引用，感觉有点遗憾。编好这本《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给远在英国的王先生女儿王超冰写信，询问能否授权刊发。没想到很快得到回复：不仅这两篇，还有别的检讨书手稿也可以提供。而且，她正在亲属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手稿，撰写史学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只是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我当即与北大出版社沟通，推迟发稿，就等超冰的文章及资料。我相信，这些资料及其考辨，不仅对于了解王瑶先生在“文革”中的命运，而且对于理解检讨书这一特殊文体，都会很有意义。

我从不怀疑作为个案的王瑶在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上的意义；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价尺度将日渐严苛，且视野将从一个人扩展到一个学科、一所大学乃至一个时代。这样一来，感情逐渐让位于理性，史著凸显，随笔淡出。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2017年2月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