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晚清“今文学”的意义的叙述

梁著清学史三种之述论晚清学术，其根本着眼点在晚清以来欧西物质、精神文明压迫下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出路问题，即现实中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问题，亦即如梁氏所说“对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途径”的问题。故三著论“今文学”，其共同处为均注意于“今文学”与新思想的关系，并由此赋予其意义；但由于其各自对“今文学”界定和具体叙述的差异，导致了三书对“今文学”意义阐发的不尽相同。[120]

1.《近世之学术》

《学术》比附泰西“古学复兴”，将今文学兴起视为挑战传统、开启近世新思想的第一步，强调其“怀疑”的价值：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故不得不远溯龚、魏。……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

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诡之论起焉；俶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此征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121]

2.《清代学术概论》

《概论》之“以复古为解放”的主题，使其更突出“今文学”运动之于晚清“思想解放”的作用；由于将康、梁移作“今文学”运动的中心，原《学术》中分属今文学（西汉学）和康、谭派（先秦学）的“怀疑”价值和“解放”意义，也就合而为一，成为对晚清今文学的基本评价。《概论》评论康有为“二考”，云：

《伪经考》出，影响有二：“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

《改制考》之意义在于：教人读古书，当求义理；所谓义理，又非言心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义；于是汉、宋学皆吐弃，为学界别辟一新殖民地。“语孔子所以伟大，在建设新学派（创教），鼓舞人创作精神。”“《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虽极力推挹孔子，实则夷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122]

《概论》论梁启超、谭嗣同，亦着重其“对旧思想的总批判”及“冲决罗网”的意义，如比梁氏为“思想界之陈涉”，比《仁学》为《民约论》，皆在表彰其“怀疑之精神，解放之勇气”；而以为章太炎“对于思想解放之勇决”不如今文家，则更显示《概论》的评价尺度及对今文学在晚清思想界主导地位的肯定。

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三百年学术史》虽无专论晚清“今文学”的章节，但从散见的片断议论，仍可见梁氏以晚清为思想解放时代的故有思路。所不同的是其评价角度略有调整，即由此前的更多肯定“思想解放”的正面意义转向注意其“毛病”和不足（“混乱”“肤浅”）。[123]其有关常州学派的评价，仅言龚、魏二人著作，影响光绪初年思想界；其有关康、梁派的具体叙述，一则模糊其与“今文学”的关系（仅称康氏出身“常州经学”）而强调其在晚清政治变迁中的作用（如康有为之于戊戌变法，梁启超鼓吹“政治革命”）[124]，再则有将其论著纳入清代所谓学术正统（考证学——“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努力（如《改制考》入经学《公羊》系列，《伪经考》入“辨伪书”系列；梁氏《墨经校释》亦入“校注古籍”一类，等）[125]。任公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言及自己在戊戌后思想界的“奋斗”时，特意提及“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比之于《概论》倡言“批判”“破坏”，似已有了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