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丸山昇的学术风格，应该说具有日本学术的那种重视材料梳理、论述细密的特征。不过，我与这本书的译者一样，能够真切感到“那似乎琐细的材料考证背后的热诚”（《鲁迅·革命·历史》译后记）。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学术不是那种“职业性”“生命萎缩”的，在严谨论证中可以把捉到动人的生命热度。这样说，不仅仅是指文字之中透露的执着、诚恳，更是表现在研究方法、视角的选取和运用上。

丸山在书的《后记》里写到这样的一个细节。1956年他患上急性肾炎，未能治愈；到了1976年，医生宣告进入肾功能不全阶段，需要人工透析。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普遍认为即使透析，也只能维持四五年的生命。得知这一情况，他写道，“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这样连一趟中国都没有去过就死呢。其次想到的是，在中国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那一天之前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死”。这些话让我震动，以至一时没能继续读下去。我想，即使是像我这样的经历“文革”的中国“当事人”，似乎也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和情感吧。他和他的“学术”与异国的历史，与隔海发生的事变之间，究竟是如何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这是我常想的问题。

当然，就一般的情形说，这种联系能够得到理解。1990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时候，东京大学专治现代汉语的传田章教授跟我说过，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学者走上中国问题研究道路比较集中的时间，一个是战后到新中国成立，另外是“文革”初年。丸山昇1950年代初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并最终选择它为自己的专业，是基于当时“现实中中国革命的进展”。就像他在《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中说的，回顾日本近代史的过程，将它同中国的现代史进行对比，从中寻求日本批判的立足点，“可以说这既鲜明地体现了战后一段时期的思想、精神特色，也代表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一个‘初衷’”。丸山在学生时代，参加过日本的左翼民主运动。1951年和1952年，因为示威、发表演讲，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两次入狱。借鉴中国革命的经验，来反思日本在近代的失败，寻找未来的道路，是他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也构成他的源自深切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置身于“将中国作为尊敬与憧憬对象的无数人中之一”，由此产生了对“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等历史问题的“深切同感”。中国研究所形成的“中国像”，与日本现状的抗争，在他的学术中构成“共振”的关系。

这虽然在一代学者那里带有某种普遍性，但是我相信丸山有他自身的缘由，只是没有更多的材料能够支持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从视角和方法上也能够看到这种独特的方面。他在分析竹内好将中国作为有意识的“方法”所选取的视角时，说竹内“与其说是通过和中国的对比来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先存在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丸山的视角与竹内显然有所不同。丸山的倾向，显然更重视他所描述的状况与中国现实的切合程度，中国文学的“历史真相”，以及它的现实展开的复杂性，始终是他考察、追踪的目标，并转化为几乎是“自身”的问题。从195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反右”运动开始，丸山看到现实的情况已经“大幅度”地超出当初中国研究的“初衷”。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他没有放弃这种“初衷”仍具有的某种合理性，即便在发生了“文革”的激烈事变之后，也没有打算做断裂性的“转向”。另一方面，又以严肃的，追索事实的态度面对超出预想的复杂性，不回避给原先的“尊敬与憧憬”蒙上阴影，甚至产生震撼性打击的事实。相对于一些历史“终结论”的学者（他们已经把研究转向某些过去忽略的“细部”）的认识，丸山认为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文学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问题”的了解、把握仍有待继续。他说：“在迄今为止形成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框架中，而且还是远远贫瘠、窄小的框架中，仅仅去挖掘以前未被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太寂淡冷清了吗？”他的这个评述，可能得不到许多人的赞同，他自己也说“也许还是精神遗老的一种杞忧”，但是却值得认真思考。意识到他那一代人试图解决，但并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有可能被丢弃，他殷切地表达了这样的期待：“希望大家替我们将以我这一辈人的感觉无法感知的问题一个个弄清楚。”（《战后五十年》）

1990年代后期，丸山自觉体力、精神逐渐衰弱，为没有更多力气跟踪、把握中国文学现状而感到“没有多大长进”的沮丧，也为重读自己过去的文章发现没有新的话可谈而“真的十分厌烦”。从这里能够看到那些“问题”在心中的纠结程度，看到那种逼迫的力量是怎样的难以解脱。不过，这种沮丧，这种自我的“厌烦”，不也体现了对学术有所“承担”的学者尊严的人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