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集》提出的另一问题，是有关我们如何面对历史的。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全集》的编辑方式上。谈起当代的1950—197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可能会有互异的感觉和判断。由于不同的历史观念，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和不同的现实处境，在1950—1970年代与1980年代以后的关系处理上也会有很大不同。如果就比较重要的分歧而言，主要有更强调“断裂”，和更偏向与强调连续、弥合“断裂”的区别。“断裂”的强调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这是我们对那一时期的问题，对那些失误，那些悲剧进行反思、揭露、批判的理论上和感情上的依据。

不过，具体到《全集》编辑者的历史态度，可能不是那么非此即彼，而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值得尊重，也值得思考。我的印象是编者在处理有关材料时的坦率和勇气。对这一点的高度评价，无论怎样都不过分。不是说都应该把自己（或亲属）的属于隐私的日记、书信加以公开发表，相反，个人，或几个人的秘密，如何处理都应该得到尊重。我这里说的是面对历史，《全集》的编者所表现的诚实态度。在写作传记，编纂研究资料时，当事人（或他的亲友），把一些不利，或者有损其形象的材料加以剔除、掩盖或涂改——这种处理方式，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人们对自己（或对亲近的人）的能够认同的想象，一是正确，一是无辜，一是受迫害者。有关责任的材料和思考，许多都被放弃。一种较为流行的解释是，那些言论，那些举止行动，是特殊年代违心之物，其责任应由环境来承担。对比这种情况，《全集》编者的态度，在今天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诗人的思想、行为的爱护和信心，并不体现为把他塑造成没有瑕疵的人，塑造为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弱者来实现。这种坦诚，可以说也就是郭小川本人最为动人的性格特征。

当然，说到编辑者的胆识和勇气，那是有着两方面的涵义的。一方面，是对郭小川曾有的失误，以及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加以正视的勇气，另一方面，则是对郭小川投身革命，对他所确立的生活目标，和他的生活道路，在经过反思、检讨之后仍然具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对历史不做清理的“怀旧”，但也不是简单地加以“埋葬”。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已被叙述为破坏的、失败的故事的今天，《全集》所表达的这种观点，不知能否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成为一种参照？

2000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