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埃及的史学

如同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北非尼罗河流域也兴起甚早，约当公元前3000年。文明兴起以后不久，就有了历史文献。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出现于古王国（公元前2600—前2100）的官员陵墓中。这些文献属于墓志，刻于墓室之中，连接墓主人的此生与来世。著名的巴勒莫石碑（Palemo Stone）只记录了古王国时期的历代法老，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古王国后期的作品，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目前所见的石碑更可能写定于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67—前1085）。虽然时隔近2000年，新王国的抄录者似乎在借助这一历史写作活动，表明自己效忠的王朝，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古王国时期，实乃时隔千余年之后的嫡传正宗，体现了当时强烈的复古气息和正统意识。

巴勒莫石碑按照法老的统治年号依次记载，主要内容包括庆贺宗教节日、建造神庙、记录尼罗河水水位以及少量重要的文治武功。这些文治武功在前王朝时期，即第一/第二王朝，主要涉及宗教事务，记录也较为简单。第三王朝的主要内容则以王的征伐和建筑工程为主。“王斯尼弗鲁第X+2年，建造一百肘的麦鲁木的‘两地礼拜’船和六十艘十六肘的王家划船。击破尼西人的境土。获男女俘虏七千，大小牲畜二十万头。建筑南境和北境的城墙，号为‘斯尼弗鲁堡’。得到满载杉木的船四十艘。”[15]而此后的两个王朝似乎又以宗教事务为主，详细罗列奉献给神的土地和贡品。由于石碑出土地点不详，所以无法确知其写作用途何在，但从内容来看，应该是服务于神庙祭司集团的。

在新王国时期，最有名的王室年鉴为都灵大纸草（Turin Kinglist）。都灵大纸草大概写作于第19王朝时期（约公元前1300—前1200），现存多为碎片，按照地域叙述列王，一共包括16个国王群。在若干群之后，总计年限，现存四次总计。大体说来，都灵纸草包括四类国王。一类是受到祝福的国王：“希望他永生，繁荣和健康”；一类是普通国王，记录其王名和统治时间：“塞拜克奈夫鲁（Sobek-nefru-re，约公元前1806—前1802年在位），3年10个月零24天”；第三类为非正式国王：“武家夫（Khutauire，第十三王朝），履行王的职责2年3个月零24天”；最后一类为被抹去之王，如“（抹去，）1年3个月零4天”。[16]都灵纸草应该记录了所有作者知晓的国王，颇类似于古代两河流域的王表，体现了较为强烈的历史记载的意愿。同时，作者也对国王进行了分类处理，具有一定的正统意识。

对于记录王表的纸草，其功能如何，希罗多德提供了宝贵的见证。他在《历史》中写道：“在他的后面有三百三十个国王，祭司们从一卷纸草把他们的名字念给我听。在所有这许多代里，有十八位埃西欧匹亚的国王和一位土著的王后：其他的便都是埃及人了。王后的名字和巴比伦女王的名字一样，也叫做尼托克里司。他们说，她是继承了她的哥哥的王位的，她的哥哥曾是埃及的国王并且为他的臣民杀死，然后臣民使她登上了王位。为了给她的哥哥复仇，她想出了一个狡诈的计划，而她便用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埃及人……他们说，其他的国王都是没有什么业绩可言的人物，他们都是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纪念的东西的不值得一提的人物。”[17]在这段话中，希罗多德并没有明确交代具体的史源，因此，我们并不知道埃及这位土著王后的故事是王表纸草中有具文记载的，还是由祭司口头传诵的。对比2个世纪后曼涅托（Manetho，公元前3世纪）的《埃及史》（Egyptica）的记载，则似乎可以说，故事的细节应该是代代口传的，而故事的提示则来自于纸草，附在该王名之下。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供了非常庞杂的埃及列王史，这些故事来源不一，有些来自于祭司，有些则来自于民间传说，其中也有一些来自于定居埃及的希腊人。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二卷中说：“他（普撒美提科斯，约公元前660年即位）又把埃及的孩子们交给他们（希腊人群体），向他们学习希腊语，这些埃及人学会了希腊语之后，就成了今天埃及通译们的祖先……很久以后，国王阿玛西斯把他们（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从那里迁移开去并使他们定居在孟斐斯作他的侍卫以对抗埃及人。由于他们住在埃及，我们希腊人和这些人交往之后，对于从普撒美提科斯的统治时期以后的埃及历史便有了精确的知识。”

追求精确知识的希罗多德，在2个世纪后，遇到了赫利奥城祭司曼涅托强有力的挑战。据说他应托勒密二世之请，写作了著名的、但已失传的《埃及史》。希罗多德在写作中表达了对埃及悠久历史的崇敬之情，但是，被他提到名字的埃及法老只有17位。他说：“其他的国王都是没有什么业绩可言的人物，他们都是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纪念的东西的不值得一提的人物。”曼涅托则认为埃及历史悠久，贤王辈出。他不仅提供了“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和新王国”的历史分期，至今为埃及学家所遵奉；而且还按照地域将列王分组，依次详细排列了历代法老的统治年数，并列举了他们所做的值得纪念的事情。可惜的是，由于此后征引他的史学家们主要是基督教史家，他们仅对他提供的年表感兴趣，而对埃及的历史并不真正感兴趣，所以那些历史故事多随着曼涅托的书而失传。

另一种王表则是奉献王表，多刻在神庙之上，表明献祭者国王的谱系之渊源。这一类王表多被归为铭文类史料。如第19王朝塞提一世（Sety I，约公元前1290—前1280年在位）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约公元前1280—前1210年在位）铭刻在阿拜多斯（Abydos）神庙之上的王表。前者保存完整，后者则已成碎片。塞提一世的王表列举了自第6王朝以来的若干法老，但不包括第9、10和11王朝早期，第12王朝的塞拜克奈夫鲁，第二中间期，以及第18王朝的阿玛尔纳时期历代法老。这些法老显然是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献祭的先公先王，被特别铭记，以提供先公先王谱系，保证其统治的合法性。

古代埃及的历史书写的另一个著名类型，就是传记。在古王国时期，流行的传记体裁就出现了。古代埃及最初的传记，来自墓室之内，在室壁之上，写下墓主一生的荣华富贵。如《梅腾自传》，里面极其详细地罗列了自己曾经担任过的官职，所获得的赏赐土地，所建造的各种房产等等。后来有专门的墓碑，置于墓中，详细记录一些墓主关心的个人事项。如第11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100—前1900）的杰提吉（Tjetji）石碑，高1.5米，包括墓主献祭的画像、墓主的传记和祈祷他平安抵达彼岸世界的祝词，构成了一个图文并茂、此生与来生紧密相连的和谐整体。作为宫廷侍卫长，杰提吉的自传强调墓主绝对服从法老的吩咐，绝不违命，是能揣摩法老内心的贵族。他总是伴随在法老身边，深受器重，也不断地被法老提拔，最终位高权重。作为宫廷官员，他值得信赖，趋善去恶，心地善良，心境平静；从不打击报复，审判公正，大方赏赐穷人；从不擅权娇宠，不贪污受贿；行动迅捷，从不出错。传记旁是一段祈祷文，祝愿传主往登天堂。[18]

由于墓志铭置于墓道之内，应该说这些内容是供死者前往死后世界用的，而不一定是供世人阅读的，因为活人是被严禁进入墓室的。墓主之所以利用宝贵的墓壁空间，不厌其烦地罗列自己的各种荣誉，证明自己的幸福，尤其是深受法老的恩宠，是因为法老是神之子，与神最为接近，而法老的礼遇，可以最为轻易地使得墓主在彼岸世界蒙神接纳，乃至优待。大臣哈胡夫在简要记载自己为法老培比二世四次出使南方之后，发现缺乏足够的书写空间，就大胆地违背通行的陵寝制度，在应该留白的墓壁的最右边铭刻了法老给他的一封长信。在这封全文抄录的书信中，法老特别赞赏墓主，因为他要给法老带回一位善舞的侏儒。“如果你抵达王宫时，这名侏儒是安全、健康的，朕将重重地赏赐你。由于我期盼见到侏儒，我的赏赐会比杰德卡尔法老（Yssy，约公元前2380年）赐予博迪德（Burded，财务大臣）的更为优厚。”[19]

这些墓志铭，逐渐被移出墓室，立于守墓的享殿之中或者墓前。这一变化表明立碑人更为重视墓主名声在此世的流传，其写作预期的读者也更加明确地针对自己的后裔和过往的行人。因此，当时诅咒别人的套语之一就是“倘若有人搞破坏，他将不再存在，其子也不得继其位”。在墓志铭中，有时也会加入儿子所担任的官职，作为自己的恩宠和荣耀，从而强调自己在联络父祖与子孙之间的关键性纽带作用。“为自己建造守墓祠堂，如同他父亲那样，使自己的名字永远流传，供人传诵，因此镂刻墓碑，国王也认可其墓志铭和雕像中所使用的年轻形象。”墓主也在自己建造的建筑物上“铭刻自己的名字，传诵父亲的名声”，使得自己“名声超过父祖，建筑物也更加辉煌”。[20]

希望青史留名的愿望在新王国变得更加突出，以至书吏们认为“死者长已矣，亲戚或余悲”，唯有文字能留其名。这篇赞美书吏的作品接着说：“他们以书为后，以写版为子女，以教诲为坟墓，把芦苇笔当爱子，把石头当爱侣。无论贵贱，皆以书吏为引路人，他们的宫殿已经坍塌，他们的守墓人业已远去；他们的墓园满是尘土，被人遗忘。但是，他们的名字刻之于竹帛，为人传诵，垂之久远。成为书吏吧，你们将如前贤那样著名。书简比墓碑更好，强过墓园；留下名声在人心。人生短暂，躯体有朽，灰飞烟灭；通过传诵，书简传其名。书简胜过黄金屋，书简胜过大墓碑。”在列举一系列作者的大名之后，书吏说：“他们的教导在传诵，虽有死亡人难免，唯赖书简把名传。”[21]

埃及人这种追求名声传世、不愿被后人遗忘的精神，给公元前5世纪前往那里打听历史见闻的希罗多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历史》第二卷中说：“至于埃及人本身，应当说，居住在农业地区的那些人在全人类当中是最用心保存过去的记忆的人，而在我所请教的人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人有这样多的历史知识。”埃及人因为爱传名声，寻求不朽，以致留下了大量惊人的历史遗留物。希罗多德也不得不感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对于想保存“人类功业”而写作的希罗多德来说，古代埃及的“巨大业绩”以及通过写作追求不朽的历史文化，不是极具吸引力么？

当古代埃及人开始怀疑彼岸世界，重视此世的立言和传承之时，深受埃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更加信仰耶和华，留下了更为独特的宗教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