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拉丁欧洲的史学

由于身处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运用“祸水西引”的外交政策，引导蛮族进入西部帝国，与君士坦丁堡明争暗斗的罗马从帝国中央逐渐变成了帝国的边疆。410年罗马城在时隔800年之后第一次被攻陷，之后百余年间，罗马不断易主，诸多的内迁蛮族在迁徙和征服的过程中，吸纳沿途的民众和人口，形成新的族群认同。与此同时，在保留、模仿罗马帝国治理机构的基础上，蛮族超越部落建制，推举国王，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帝国西部分疆裂土。按照时间的先后，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汪达尔王国、苏维汇王国、法兰克王国、东哥特王国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等纷纷肇建。建立王国的过程，既是寻找新的族群认同，也是吸纳罗马文化的过程，而这一时期的罗马文化，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古典文化，而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正统信仰逐渐取代“族群”，成为最为重要的认同。在基督教史学家的眼中，蛮族“文明化”其实就是基督教化，即接纳基督教正统宗教信仰。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谁接受正统的天主教，谁就能够最终在蛮族诸王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开疆拓土，建立起具有一定疆域规模的王国。因此，在他们的笔下，蛮族王国的建国史都被转化为“皈依史”。

几乎每个蛮族王国都有一部自己的“皈依史”，但体裁各自不同。有名的如都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公元538—592）的《历史十书》（Libri Historiae X，俗称为《法兰克人史》），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约公元560—636）的《编年史》（Chronica）和《汪达尔、苏维汇与哥特史》（Historia de regibus Gothorum, Vandalorum et Suevorum），乔丹（Jordanes，活跃于6世纪初）的《哥特史》（De origine actibusque Getarum，简称为Getica），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以及主祭保罗（Paul the Deacon，约公元720—799）的《伦巴第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这些史书至少包含四种体裁：历史、编年史、教会史和族群史。以下分别按照这四种体裁展开论述。

作为古典史学体裁的一种，“历史”指作者亲眼目睹的史事，如伊西多尔所言：“在希腊语中历史是指所见所闻，在古人中，除非亲身经历，或见到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史事，则无人写作历史。眼见要比耳闻更好。”[87]在中古早期作为历史体裁的“历史”深受编年史的影响，“历史”作者为了作品内容的完整性，追溯渊源，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往往长达百余年、几百年甚至千余年，但是，其写作重点还是作者的所见所闻。尽管格雷戈里自谦拉丁文水平不高，但他对这一体裁的使用充分反映了他对古典文化的传承意识。但是，毕竟时代不同，读者和听众的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文化需求也与古典读者非常不同。古典历史的读者，往往是帝王将相及其宫廷和门客，他们都受过较高的教育，懂得各种修辞技巧，是追求“阳春白雪”的读者。而中古初期的历史，不仅面向帝王将相，也包括普通的教区信众。与古代读者相比，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都大为降低。能够识文断字，读点经书，唱些赞美诗，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对于他们而言，格雷戈里的话道出了实情：“深奥的作者很少有人理解，语言朴素的人却有广泛的听众。”[88]而《圣经》质朴的语言，恰恰为史学语言的“口语化”提供了权威性样本。

为了适应这种听众（读者）的需要，格雷戈里也发展出了许多古代史家不常用的叙事技巧。最为常见的技法包括讲述的现场带入法、参见法，以及“卖关子”。格雷戈里在前四卷中经常运用第一和第二种技巧。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使用感叹词“瞧！”，让面对他的听众转头，如同身临其境一般。这么做也能突出事情的转折并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参见法则主要用于涉及圣徒奇迹的时候，他在讲述某个事迹之后，会说他的其他故事在XX传记中，请读者参看，然后“言归正传”。至于“卖关子”，则主要在史书的后半部分，叙述那些他亲眼目睹的经历的时候，暗示他本人知道，但不便于说出来，以示“尊讳”。不过，这种含蓄的表达更主要是一种修辞手段。作者往往会按捺不住，在其他场合将个中原委一一道来。

在行文上，中古早期的史家普遍缺乏古代史家的文才和对世俗生活的热情。他们的史学作品普遍缺乏表现作者文字修养和从政能力的“演说”。但是，为了实现史学作品的现实教益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宗教修辞”。所谓“宗教修辞”，就是运用各种解读宗教经典、进行宗教说教的修辞手法。在涉及宗教问题时，作者会不失时机地发表许多自己的意见，插入一段套话。这种写法主要出现在涉及道德人心之处，要么是以序言的形式，要么是在叙述宗教纷争的时候。格雷戈里最大的“宗教修辞”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宗教修辞”不仅表明自己虔诚而正统的信仰原则，证明自己写作的权威性，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读者而言，体现了中古史书最大的用途。因为，宗教是人生最大的追求，宗教之用，功效最著。一如古典的历史修辞主要用来体现历史对于世俗政治生活的用途，中古早期史书中的“宗教修辞”对于当时读者的日常生活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作为主教的格雷戈里虽然也利用外出出席宗教会议的机会搜集材料，以广见闻，但是总的来讲，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教区，即克莱蒙主教区和都尔主教区。主教必须呆在自己的教区里，越来越成为教规的明确要求。主教尚且如此，其他教会作家则更为如此。相比古典作家到处行走采风，搜罗见闻，关注帝国各地的事态发展，中古早期史家的地域色彩非常明显。他们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照亮身处的那片区域。

格雷戈里在作品的末尾警告继任的主教和读者，一定要原封不动地传承他的作品，保持其完整性。因为鉴于当时宗教斗争的残酷性，不少人在别人的作品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进而提起“公诉”，我们可以推测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后人如此割裂他的思想，甚至把他当成异端。但是，一语成谶，他死后不到百年，后人就分别删节其书中的政治史和教会史内容，从而分别形成了作为政治史的《法兰克人史》和《法兰克教会史》。7世纪的编年史《弗里德伽编年史》（Fredegar Chronicle，其作者名自16世纪才出现，故有时被称为《伪弗里德伽编年史》）将格雷戈里的史书大大缩编之后纳入到自己的编年史中，并进行续写。这说明，作为历史体裁，“历史”与“编年史”之间的区分已经不是那么严格了，要在通贯古今的基础上关注当代。“编年史”越来越成为史家的首选体裁。

伊西多尔的《编年史》虽然也是从世界开创讲起，但他不过是在遵循教会作家的传统，续写前贤，接着维克多（Victor of Tunnuna，逝于约公元570年）的编年史记述，“尽可能简要地记述自世界开创直到赫拉克利乌斯皇帝和哥特王希泽布特的统治，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全部过去时代”，[89]也就是从世界被造开始，按照六个时代的顺序，讲到当代，并提及未来。他也遵循拜占庭帝国通行的世界纪年法，来安排编年史的顺序，同时用统治者的年数来更换叙事。最终以“世界所剩的时间非人力所能确知，每个人去世就是他自身世界的终结”结尾。伊西多尔的写作提纲挈领，涉及帝王、内政和外交、宗教事务，以及名人，详略极为适当，被后人广泛传抄。或者加以扩充，或者加以压缩，或者加以续编。伊西多尔的名声使得这本编年史成为中古时期最为流行的编年史之一。他本人还创作了一个缩编本，收入他的《辞源》之中。

六个时代的历史分期源自于犹太教。但是，因为有了耶稣受难和降生，而有了崭新的当代，历史从此不同。一般来讲，六个时代依次为：从亚当到诺亚，婴儿期；诺亚到亚伯拉罕，儿童期；亚伯拉罕到大卫，少年期；大卫到“巴比伦之俘”，青年期；“巴比伦之俘”到耶稣降生或受难，壮年期；耶稣以来为当代，老年期。严格来说，人类历史应该是八个时期，末日审判标志着第七个时代的开始，末日审判之后若干年之后则是第八个时代，人类历史终结。但是，对于这第七、第八个时代的看法，并不属于历史，而是涉及未来的神学问题，如伊西多尔这般谨慎的历史学家都会避而不谈。但也有虔诚的史家会涉及，如英格兰大史家比德，就曾因为对这种历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被怀疑有异端倾向，被人检举揭发。一般说来，在中古时期，通史性质的编年史如果偏重于教会历史，多会采用六个时代的分期法；如果偏重于俗史，则往往采用四大帝国更替的模式。当然也有少数史家会二者兼采。

格雷戈里和伊西多尔都是大主教，也就是说，属于“在俗神职人员”，平时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教会。而另外一位被称为8世纪最博学的学者，诺森伯利亚的比德，是一名修士，以远离尘嚣，一心修行为主。他笔下的历史因而也就具有更为强烈的宗教思想与道德说教色彩。甚至可以说，只有与宗教相关涉，王侯将相才可以出现在比德的笔下，否则完全被无视。如果世俗事务比德没有提及，还不足为怪；但如果有什么宗教史事没有被比德提到，那么它们是否重要就值得怀疑。比德为了记录相关宗教事务，苦心访求，旁征博引，甚至委托他人到罗马的档案馆去搜集教皇大格雷戈里给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的书信。文献资料之外，还到处询诸故老，收集口头传承资料。他在作品的前言中对此有详细交代，非常经典。这是因为他“怀着真挚的感情，为了教诲后代，努力把从普通传闻中汇集起来的资料写进这本书的。这是历史的真正规律”。[90]

作为修道士，没有院长的吩咐，比德无法出修道院大门。比德7岁开始进入修道院求学，一生几乎足不出户，孜孜以求，博览经史。他的主要史源，来自于文献，此外就是“所闻”。前者要求中古史家要有好的图书馆，这样才能“多识前言往行”。后者要求史家具有良好的判别能力，以便在“所闻”中区分真伪。比德往往声明自己是从“可靠人士”那里获得口述资料的。那么，谁是可靠人士呢？通过统计《英吉利教会史》中的这些可靠人士可知，除了有名有姓的教会和修道院的领袖之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其他可靠人士”。何以见得他们可靠呢？除了他们本人作为宗教领袖的良好口碑之外，就是他们提供的史料足以“教诲后代”，符合处在宗教文化氛围之下的读者预期，因此被视为“可靠”。读者读了之后“会深受感动”，要么去效仿他们，要么去避免那些对灵魂有害的东西。用比德在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为了教诲国王及“天主授权您管理的其他人”。所以，这些人士之“可靠”，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符合和有利于传布教义、对读者具有宗教教益的历史内容。当然，如果是政治外交等俗务，比德没有提及，则它们完全有可能存在，只是没有被他记录下来而已。

比德的作品如此出色，以致成为公元710年之前英格兰历史最为基本的史料，他也借此将千百年的史家带入了一个纯粹宗教性的历史世界，在给后人带来满足的同时，也套上了沉重的视野约束。如何利用教会史资料来观察日常生活，成为研究比德，乃至研究整个中古史的极富挑战性的课题。

为了教授修道院的学徒，比德围绕宗教之学写作了长短两篇《论计时》（De ratio temporum），讲述人类的历史和年代推算。在论文中，比德提供了长短两篇世界编年史，所用的纪年方法是世界纪年法。但是，他没有采用当时通行的世界纪年推算结果，而是依据希伯来文本《旧约》重新加以推算。根据比德所推算的结果，人类世界要比前贤们的推算少千余年。另外，比德还是现存西欧最早在历史作品中使用“公元纪年法”的作者。这一纪年法随着他的同胞们回到大陆的萨克森地区传教而广泛传播，在9世纪成为中古编年史的经典特征之一，与古典编年史相区别。

从墨洛温王朝（公元451—751）中期开始，贵族开始大规模参与到修院和教堂的建设中，并控制它们，其中以后来创建加洛林王朝的丕平家族最为有名。据说，加洛林王朝的创立者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er，约公元714—768）就在巴黎的圣德尼修道院长大。加洛林王朝开始之后，君王们不仅逐步统一了文字，规范了拉丁文的书写和语法规则，结束了西部帝国消失之后300余年拉丁语写作中的混乱局面，而且还整饬教会组织，要求主教和修道院尽可能地兴办学校。提出主教和修道院除了按照规则践履宗教义务之外，还应热心于求知，因材施教地教育可造之才。“不仅是奴仆之子，贵人之子也应该集中到那里学习。为了提供孩子们在学校的读本，要在每所修道院、主教区提供合乎正统的诗篇、注疏、诗歌、算法、语法书籍。以免有人想好好地祈求上帝时却因为编订不良的书籍而求歪了。不要让这些孩子接受错误的读法和写法！如果需要抄录《福音书》《诗篇》和弥撒仪式文，应该让成人全神贯注地抄录！”[91]查理大帝本人虽然年老，仍不忘学习拉丁语，只是效果不大理想。让教会承担教育重任的做法给中古早期的文化活动和历史写作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总体来说，像比德那样具有良好通识的修士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修士难免会成为“书呆子”型的史家，勤于抄录而少独断之学。中古早期西欧教会对于修士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加洛林王朝重新整饬教会，强调等级服从，严格规定修士未经允许不得离开修院大门。修士们的学习内容除了识字、算术和歌咏之外，也主要限于经学，围绕诗篇、先知书和使徒书信展开，也包括教会史。优西比乌、奥罗修、圣杰罗姆和圣奥古斯丁都是他们的研读对象。他们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死记硬背，抄书更是他们的一门必修功课。修道院之间互相借书，抄书，是常见的现象。不少修道院以藏书丰富、拥有博学的修士而著称，如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富尔达修道院、洛尔施修道院和瑞士境内的圣高尔修道院；今天英国境内的圣阿尔班修道院、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和格拉斯顿修道院；今天法国境内的圣德尼修道院和圣雷米修道院等等。但是，即使是抄书，也可以从他们选择的抄录对象的细微差别，窥探出他们抄书的独特动机，进而探知他们做出抄录选择的文化甚至政治背景。

修道士抛弃世俗生活，向往精神的纯洁和信仰的虔诚，多数不懂世俗的权谋。修道士史家也很少关注和理解那些君王和老爷们的权术与算计，他们很难从“政治学”“经济学”等角度来理解历史。当他们记录俗人的各种活动时，往往只能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他们评价人物的标准也因此主要是宗教标准。一个最为直接也最为常见的标准，就是这些人物是否虔诚，归根结底就是对教会好不好，是否扶持教会、赏赐教会、支持教会的合理要求。因此，文治武功极盛的君王往往会因为得罪教会，掠夺教会而在史书中以负面形象出现；而那些无能但是大量赏赐教会和修道院的王侯却获得极高的评价。例如，查理·马特具有雄才大略，但是由于一方面其母为妾，他并非教会祝圣的合法婚姻所生；一方面他大肆剥夺教会土地，导致历史声誉不好。这种评价标准，固然有其偏颇之处，但是对于改造古代史学中流行的“成王败寇”的历史评价标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修道士的世界是颇为奇幻的世界，世界的主角是上帝及其圣徒们。这些角色是永生的，也就是永远生活在他们的想象之中，但在肉体上不再存在。这种物理和精神的矛盾的结合，使得修道士生活在充满奇迹的世界里。这些奇迹非人力所为，包括周围环境中的各种自然异象和人身体上的许多变化，如疾病突然减轻乃至消失，眼睛复明，鬼怪消退，火灾中幸存，甚至死而复活；也包括人的精神活动能力的改变，如原本木讷无文之辈，突然能说会道，吟诵上帝之音，等等。它们大量反映在修道士所写作的历史作品之中。通过记录此类奇迹，不仅坚定修道士自己的修道之心，也教诲读者一心向善，尤其是虔诚信教。

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大潮中，许多修道院都或多或少写作了编年史[92]，据《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所录就有近百余种。这些编年史不如上述大作有名，除少数如《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Laureshamensis）这样的历史作品之外，大多数都篇幅较短，记录非常简单，也并不是每年都记，大多数作品由几代人接力创作，所记年份跨越百年以上。最简短的如《圣阿曼迪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S.Amandi），自公元687年开始，写道：“丕平在韦尔芒（Testricio）附近打仗，他征服了法兰克人。”随后至701年，仅有年份，没有事件记录，702年记有“国王希尔德贝尔特去世”。至707年又都是留白。此后至720年，每年都有类似的简单记事，721、722、723年都只有系年，留白。现代史学家据此推测，这些编年史基本上是从复活节表，即年历中发展出来的。原本是推算复活节的表格，后来在其空白处简单地记录某年发生的值得记忆的大事。

它们的记录内容，侧重点各不相同，有些侧重于民生天象，如《博登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Augienses）、《洛布修道院第二编年史》（Annales Laubacensius pars Secunda）中记录冬天严寒难过，日蚀发生；有些侧重于罗马皇帝和教皇年表，如《萨尔茨堡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Salisburgenses）；有些专记教俗贵族之死亡，如《普尔海姆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Brunwilarenses）。当然绝大多数是围绕加洛林王朝展开记事。由于上帝和天堂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中古早期人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的，天象被称为征兆，预示着上帝对人间的某种处置。在《法兰克王国编年史》（Annales Regni Francorum）作者眼中，810年前后频繁的日食和月食，预示着皇帝查理大帝的去世，与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所言相似。

查理曼南征北战，建立起了幅员辽阔的加洛林帝国，但是他还是按照法兰克人的习俗，分割帝国。9世纪中期，帝国正式一分为三，在名义上共享一个帝国，实际上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王朝。为了确保臣民的效忠和王朝的稳定，三国君王规定人口不得随意在三地迁徙，逐渐形成今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疆域雏形。与此相应，不同的王国各自开始续写《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尤其是分别于文化中心富尔达修道院和博尔丁（Bertin）修道院写作的编年史，更具影响力。此后，各地修道院都在抄录前贤史学作品时，或续写，或仿制，创造了数量庞大的小编年史。

第三种体裁为族群史，基本上是一个新的历史写作形式。古代流行的是“城邦史”或者“帝国史”，族群史自然是为了顺应统治者的需要，实现某种族群认同而编写的。它通过追溯一代一代的国王谱系，讲述该族群自古至今的起源和事迹。与教会史和编年史不同，族群史必须紧密依赖于古典文献的记载。古代诗歌、史书中提到过不少族群，以及他们的风俗和历史。乔丹的《哥特史》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他的前言不仅具有浓厚的古典修辞色彩，在行文开篇就引用奥罗修，还以基督教作家惯常的祈祷作结。在行文中，他对古典作家的引用更是屡见不鲜。从斯堪的纳维亚讲起，他构建了一个逐渐内迁，吸收罗马文化，协助罗马人民，然后逐渐壮大并发展起来的哥特民族。他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住在君士坦丁堡，他所属的东哥特王国正在被罗马帝国军队彻底消灭。为了庆贺哥特王子迎娶帝国名门仕女，他从哥特族与帝国合作的角度同时颂扬哥特人和帝国。他借助前东哥特王国中书令卡西奥多鲁的作品进行改编，但由于卡西奥多鲁的作品今已不存，无法比较二者的内容。更有可能的是，乔丹的写作动机继承了卡西奥多鲁的意愿，旨在促进哥特人与帝国合作。

9世纪主祭保罗创作的《伦巴第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叙事至744年）与此类似。他在《哥特史》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构建了一幅蛮族大迁徙的经典叙事。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人口繁盛，部分人口向南迁徙。在国王的率领之下，越过莱茵河和多瑙河，最终进入意大利。他将伦巴第人的历史比附于罗马历史，与罗马人一样古老。他还用类似的结构，写作了《罗马史》，按照皇帝的统治顺序，叙述意大利的史事。此后有艾尔肯普尔特（Erchempert of Monte Cassino）所著的《贝内文特伦巴第史》（History of the Lambards of Benevento）续接这部作品。

法兰克墨洛温王国的族群史，在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7世纪中期，“弗里德伽”不仅延续了格雷戈里的历史视角，从基督教世界史的角度，书写法兰克人的历史，而且还缩写了他的作品，作为自己作品的第四个部分。但是，与格雷戈里不同，“弗里德伽”还大量抄录古代罗马历史，依托于古典知识，定位和叙述法兰克人的历史。他认为，法兰克人是罗马人的兄弟，起源于特洛伊。在特洛伊陷落之后，到处迁徙，成为后来一切骁勇善战民族的祖先，如马其顿人和突厥人。这一民族起源经8世纪初《法兰克人史书》（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的加工，成为中古时期经典性的历史认识。从此，法兰克人不仅是特洛伊人的苗裔，更是诺亚之子雅弗（Japhet）的后代。通过将古典知识与基督教世界史的谱系结合起来，“弗里德伽”将法兰克人的历史追溯到了古典俗史之初，成功地将法兰克人的历史纳入基督教世界从东向西的发展进程之中。

751年，矮子丕平通过宫廷政变，借助于教皇的权威，将末代墨洛温王朝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送进修道院，自己加冕称王，建立起加洛林王朝。伴随朝代更迭，大规模重写历史势所必然。除了大量从加洛林家族的角度续写上述史书之外，多个作者先后开始写作全新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起自741年，正式开启了中古王朝编年史。与族群编年史不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的关注重点是代表王国的国王，而非代表族群的国王。其起点也不是法兰克人的开始，甚至世界的开端，而是王朝的开始。作者使用公元纪年，逐年简要地记录国王的内政和战争，往往交代他在何地逗留，在哪里度过圣诞节和复活节。编年史其实就是国王纪传的汇编。例如在查理曼去世之时，一个9世纪的抄本插入如下话语：“皇帝查理及法兰克人最优秀的皇帝的事迹结束。”另一抄本则紧接着插入另一句话：“查理曼之子皇帝路易事迹开始。”[93]

如果将某个王侯的传记单独成篇，就成为中古时期最为流行的君王纪传了。现存最早的此类传记是由修士亚瑟（Asser，逝于约公元909年）为威塞克斯国王大阿尔弗雷德所写的《阿尔弗雷德传》（Gesta/Vita regis Aelfredi）。由于这部传记的很多内容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雷同，因此，长期被人怀疑为后人的伪造，但也不断有学者证明其真实性。这部传记完全采用编年史体例，与古典传记截然不同。如果从9世纪大陆传记体裁的发展来看，《阿尔弗雷德传》似乎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略加创新而来。从9世纪初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到9世纪晚期的《阿尔弗雷德传》，似乎代表了中古早期帝王传记体裁从无到有的一个定型过程。中古早期帝王传记所使用的名称主要是“Gesta”，与古典传记不同；古典传记专门的术语是“Vita”，这个体裁在中古早期成为圣徒传的专用名称，由复数变为单数。因为所有圣徒都过着同样的宗教生活。

随着基督教向蛮族传播，新的皈依不断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殉道者和新的地区教会的奠基圣徒在各地涌现，为了纪念他们得到上帝的恩宠，制造奇迹，庇佑一方，需要替他们立传以志纪念。在中古早期，圣徒还是产生自民间，无需经过罗马的官方认证，因此，各地圣徒人数众多。尤其是那些创建修院的修士们，往往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被尊为圣徒，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圣徒传（Hagiography）的大量出现。如果根据《德意志文献集成》所收的早期圣徒传来统计，达到几百种。圣徒传不一定非得由本修道院的兄弟或者本教区的教士亲自撰述，也可以延请著名的教会人士或著名的圣徒传作者来执笔。圣徒大抵要经历与众不同的幼年，早有向道之心，严谨而沉默寡言，一如成人；成年之后他们抛家别子，离群索居，厉行苦修，从而名声大噪，追随者甚众；圣徒或者自己出资，或者获得捐助，创建修院。有些圣徒甚至得到国王宠信，被委以教化一方修道生活的重任，名声日广。当然，上帝会通过圣徒显示大量奇迹，或在他们生前，或在他们死后，因此其遗骨如何得到确认，安置于何方，一定会在圣徒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方能实现圣徒传的真正目的：庇佑一方。

虽然圣徒传的写作目的主要是赞美圣徒，歌颂上帝。但它们都或多或少是在特定的现实需要之下产生的，也就有其各自具体的写作动机。有些是为了纪念，例如诸多的王后圣徒传，如福尔图纳图斯（Vernantius Fortunatus，约公元540—610）的《圣拉德贡德传》（Vita Radegundis）；有些则是为了说明圣徒的威力，寻求保护，如斯蒂芬的《威尔弗里德主教传》（Vita Wilfrithi）；有些则是为了确认某些圣徒的称号，对他们的“神圣性”进行说明，往往以列传的形式出现，如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圣徒列传》《殉道教父列传》（总称为《八卷本奇迹集》）。

中古早期有名的史家都是圣徒崇拜的著名制造者，最有名的是中古法兰克王国“国家级”圣徒圣马丁的制造者都尔教会，其中最为出色的当然是其主教格雷戈里，还有英格兰“北方级”圣徒圣卡思伯特的制造者比德。罗马教皇大格雷戈里（Gregory the Great，约公元540—604）也是有名的圣徒制造者之一，他的《对话录》（Dialogues）收集整理了大量圣徒传资料，集中树立了一批圣徒形象，尤其是制定了《本尼迪克特会规》的卡西诺山修士本尼迪克特。

与基督教的传播相伴随的是圣徒的迁徙。当有新的教堂奠基时，往往需要确立其庇护圣徒，这就需要到圣徒埋骨之所去“请”该圣徒的遗骨，为此需要写作相关圣徒遗骨迁徙及被供奉的故事。圣徒遗骨迁徙的故事，最能揭示圣徒传的本质特征，即圣徒的“中保功能”：作为上帝与信众之间的中介，保佑信众。对于创作者而言，圣徒自身的故事固然重要，但是圣徒的身后事才是作品的主体和作者的写作宗旨。因此，圣徒死后，作品的众多故事才刚刚开始：圣徒不断显灵，得到诸多见证，从而开始其造福一方的伟大宗教使命。通过诵读圣徒传，信徒可以超越肉体的限制，上升到某种永恒性的存在，变成圣徒的追随者。基督徒强调与此岸不同的彼岸世界，但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圣徒的彼岸世界就是圣徒身后的此岸世界。圣徒的故事也主要从他超越肉体限制的那个时候开始。这是圣徒传与俗人传记的重大差异，也是中古早期圣徒传与此后的圣徒传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一些早期的圣徒传强调其写作并非供读者模仿，而是引导读者通过圣徒信仰上帝。

与殉道者故事相联系的一种事件史体裁就是“迫害史”。该体裁源自于罗马帝国时期，不仅包括礼赞性的殉道者传记，而且还包括控诉性的迫害者传记，如拉克唐修（Lactantius，约公元250—310）讲述戴克里先皇帝史事的《迫害者之死》（De mortibus Persecutorum）。在中古早期，蛮族大多信奉4世纪的罗马国教：半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他们控制西部帝国诸行省后，也有一些迫害性活动，至少天主教作家这么认为。著名的迫害者形象的制造者是维克多（Victor of Vita，活跃于5世纪晚期），他成功地通过《迫害史》（History of the Vandal Persecution）将汪达尔人塑造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破坏者和迫害者。

古代晚期流行许多“赞歌”，是诗人为某位统治者的杰出行为专门写作的颂诗。6世纪的意大利诗人福尔图纳图斯在高卢度过他的余生，得到许多统治者的照顾。为了报答他们，他写作了数量不菲的“赞歌”，对礼贤下士的国王和王后们大唱赞歌。他或者开门见山地歌颂君王们的品德，或者讲述自己在礼拜国王途中所见的景物和风俗，以颂扬一方水土开始，作为铺垫，到国王突然出现，诗作的高潮随之来临。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作为诗人的恩主，也频频出现于他的笔下。[94]

8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徒开始攻掠地中海北岸地区，730年左右，兵锋所至，罗纳河、卢瓦尔河流域都受到影响，一大批深受古典文化熏陶的文化人向北迁移。与此同时，经过宫廷政变上台的加洛林王朝开始新的扩张进程。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加冕，复兴了罗马帝国，并试图同时复兴帝国的礼仪制度，于是有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的诞生。加洛林文艺复兴对于历史撰述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关注范围到作品数量来看，足以称为史学革命，也反映了历史撰述质量的提高”。[95]记录帝王的古典传记也随之复兴。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彷照苏维托尼乌斯创立的体裁尽可能简要地写作。作者从王朝开创说起，然后分门别类讲述传主的丰功伟绩、内政外交、私人生活，最后是死亡和遗嘱。

除了帝王之外，教会领袖也是传记关注的焦点之一，西欧中古早期有名的《教皇列传》（Libri Bontificalis）是典型的代表。《教皇列传》是列传性质的作品，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在7世纪之后经过多人之手、不断续写而成，所记史事至892年，但风格基本一致。列传从首任教皇彼得开始，格式大抵雷同，先讲述其在位时间，精确到日；然后是姓名、家庭背景、简要经历，尤其是对各种教堂的建造、装修和施予的各种捐赠；最后是任命教士的数目和次数。越往后，资料越详尽。书前有伪冒的请求拉丁教父杰罗姆写作该书的教皇书信一封。《教皇列传》此后一直不断有续编，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为了与罗马教皇竞争，曾作为罗马帝国皇帝驻跸之所的拉文纳在9世纪也有相应的《大主教列传》问世，格式与《教皇列传》差不多，但所涉及的俗务更多。其他的主教和院长列传也为数不少。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主教列传》（Gesta Episcoporum Neapolitanorum），比德的《修道院长列传》，主祭保罗的《梅斯主教列传》（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等。后两种有更多的私修性质，也具有更为强烈的颂扬和祝福色彩。

由于中古早期的史学作者大部分是教会人士，他们深受教会的教导，自然而然地会从基督教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记录历史，其史学之义在于“信仰”。因此，他们不仅以教诲读者多行取悦于上帝的善事为写作目的，而且以看其言行是否基于“虔诚”为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所记之事虽然还是“帝王”之事，但是明显偏向于其中涉及宗教的事务，原则上以“宗教的相关性”来决定材料的取舍。从史书数量而言，帝王作为历史叙述对象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尤其是与大量宗教人士相比。可以说教会领袖取代帝王将相，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角。此外，由于侧重于奇迹故事，有许多下层民众作为宗教奇迹的见证者进入到史学叙事之中，帝王将相、宗教领袖为普通民众所包围。这是古典史学所缺乏的。至于中古早期史学作品的文笔，则各有不同。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叙事朴实驳杂，伊西多尔文笔简洁准确，比德行文较为雅致。但是，总的趋势是取法《圣经》，尚简之风盛行。中古早期史学的“言”为宗教说教，“事”为教会事务。与古典史学之言为“演说”，“事”关军国，大为不同。对于古典史学如何向中古史学转变，以及中古史学如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在继承古典史学遗产的基础上，记叙新的历史对象，记录新的历史话语，创造性地发展出新的史学体裁，提出新的历史思想，都颇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