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罗马史学
第一节 “修辞压力”与罗马早期史学的艰难成长
虽然罗马与雅典差不多同时建城，但是，通过文献来传承历史在罗马要晚好几个世纪。共和国晚期的学者们（如李维等人）相信，这是因为公元前390年左右，高卢人焚毁了罗马城，烧掉了一切文献资料。但是，考古发掘却表明这个说法值得怀疑。毫无疑问，罗马人长期靠口传的方式传载历史，据西塞罗记载，“在他（老伽图，Marcus Cato，约公元前234—前149）所处的那个时代很久以前，有些来客在宴饮中轮流歌颂名人”。[44]西塞罗认为，《大祭司编年史》（Annales Maximi）是罗马最早的历史作品。“因为历史只不过是编年史的汇编，以便保存对事情的公共记忆，从城邦的早期开始，一直到普伯里乌·穆西乌斯担任祭司长，每位大祭司都曾经写下它任职那一年的所有事件，把它们记在白板上，悬挂在家里，所有人都有自由去那里熟悉这些记载，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些记载称作《大祭司编年史》。”[45]但是，由于这部编年史没有流传下来，其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美国学者萨勒曾经评述罗马早期编年史很大程度上是个“暗箱”，史家无法确知其内容。[46]
此后虽然有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约公元前239—前169）的史诗（西塞罗曾大量引用，但现在不存完篇）、老伽图的《起源》等历史作品，但是，真正大规模留存下来的早期历史作品，却是由希腊学者用希腊语写成的，尤其是波利比乌斯的《通史》。因此，罗马史学通常被视为是对希腊历史写作的借鉴和发展。例如，具体内容已不可知、由匹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活跃于公元前200年）等人草拟的《罗马史》用希腊文写成，也是为了向希腊人介绍和宣传罗马。
波利比乌斯属于所谓的“西皮阿圈子”，是团结在政治家和军事家小西皮阿身边的一大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成员中还包括博塞多尼（Posidonius，约公元前135—前51年）这样的哲人史家。博塞多尼是叙利亚希腊人，在雅典接受高等教育，后来成为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出师后定居于罗得岛，并开始周游世界，续接波利比乌斯写作了《历史》52卷。与波利比乌斯一样，他不仅从地理空间和历史上构建世界的统一性，而且试图构建庞大的知识体系。他以基于其哲学观撰写历史、记载诸多民族之风俗习惯而著称，用较为夸张的笔法描写世界一统。
亲希腊文化的西皮阿圈子在传播和创造新的希腊史学的同时，也刺激了罗马本地史学的成长，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老伽图。波利比乌斯在史书中对老伽图大加赞誉。老伽图也曾应西皮阿的请求，帮助过波利比乌斯，在元老院争取允许像波利比乌斯那样的希腊人质返回希腊。因此，老伽图与波利比乌斯的关系不恶。但是，老伽图反对过分优待希腊人，一如他对希腊文化的态度。尽管他曾作为使节出使雅典，但还是故意标榜自己不懂希腊语，并对亲希腊文化分子冷嘲热讽。据另一位希腊名家普鲁塔克在《老伽图传》中记载：“他是通过通译与雅典人打交道的。他本人能与他们交谈，但他总是坚持他本国的习惯，而嘲笑那些醉心于希腊、认为它一切都好的人。”老伽图也反对用希腊文写作历史，或者套用希腊历史写作模式。为了传承罗马文化传统，他亲自写作了一部《原始》。“他说，《原始》是他自己亲手书写的，以便他的儿子在家里就能了解国家的古老传统。”他甚至抱怨，“一旦受到希腊文化的侵染，罗马将会失去他的帝国”。[47]其实，后来的历史发展正好与他的断言相反，罗马帝国只在希腊地区延续至1453年。
老伽图的七卷《原始》业已不传，据后人的转述可知其大致内容：“第1卷讲述罗马王政时期的史事，第2和第3卷讲述意大利诸城邦的兴起，以及一切名称的起源。在第4卷中讲述第一次布匿战争，在第5卷中讲述第二次布匿战争，所有这些都采取逐条论述的形式。”[48]这有点类似辞典或者目录，基本上都是尽可能按照当地传说简要提及，文笔朴实。如果西塞罗的说法可信的话，《原始》中应该按照当时历史写作的惯例，收录了若干演说辞。“但是，《原始》岂无令人心悦诚服的雄辩？”只是西塞罗话锋一转，“却没有模仿者”。[49]
与西皮阿圈子内的希腊史家的作品相比，老伽图的写作意图可嘉，但写作水平有限。罗马人的教育包含浓厚的希腊文化色彩，像小西皮阿那样从小接受希腊文化教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小接受希腊文化教育和熏陶的罗马人，自然会对发达的希腊史学欣羡不已，不满于粗糙的拉丁文史学，进而形成所谓的“修辞压力”。一个世纪之后，西塞罗经典性地表达了这种“修辞压力”：“许多没有任何演讲术修养的人也采用相同的写作风格（《大祭司编年纪》），他们留下来的仅仅是有关日期、人名、地名和事件的记录。在此意义上，菲里吉底斯（Pherecydes）、希伦尼库斯（Hellanicus）、阿库斯拉斯（Acusilas）以及其他许多希腊人，与我们的伽图、匹克托、庇索一样，不懂得如何修饰作品。因为文章的修饰是后来才传入的，只要他们的叙述能够被理解，他们就把准确当作史家唯一的优点。”接着西塞罗假借对话者卡图鲁斯的嘴说出了对当代史家的批评：“连你的朋友科伊利乌斯（Coelius）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也没有做各种反思，或者用丰富的词汇和平铺直叙的文风来完成他的名著，而是显得非常粗糙，就像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修辞学的人写的。”[50]
“修辞压力”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批评层面，实际上它对史家和读者的选择都具有影响力。恺撒写作《高卢战记》（Bellum Gallicum）时，自称其写作目的只不过是为其他史家书写这段历史提供素材。也就是说，他谦虚地认为自己只是在提供历史资料（Commentarius），而在修辞方面乏善可陈。西塞罗一直被认为是写作罗马史的最佳人选，但他最终只是与恺撒一样，将自己担任执政官时期的“资料”派人送给博学的博塞多尼，希望由他来创作一部历史。西塞罗和恺撒等人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塑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写作传统：“文派”和“质派”。“文派”或者“修辞派”，主要是以希腊史学为榜样，或者是仿效希腊史学的拉丁文史家。他们重视以“演说”为代表的“言”，而“质派”则更重视历史上的“事”。
在历史写作中，“文”与“质”、“言”与“事”并非截然分离，二者需相辅而行，但因为史家的不同而各有偏重。因此，文派和质派更主要体现于文学批评之中。例如，对现存罗马史学的第一部杰作——恺撒的《高卢战记》，就明显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在苏埃托尼乌斯的《神圣的恺撒传》中，记录了时人对《高卢战记》的双重评价：“它们受到所有评论家如此高的赞扬，以致他好像不是为作家们提供了机会，而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可我们对它们的赞扬比其他人还要高，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战记被写得多么优美，多么准确；可我们另外还知道，他写这些战记写得多么不费劲，多么迅速。”这一派着重强调《高卢战记》修辞化之后的文章之美，以及作者的修辞化写作才能，大体属于“文派”。而“质派”的观点认为：“这些《战记》写得既不认真又缺乏真实性。因为，关于许多别人做的事，恺撒太轻信他们自己的说法，而关于许多他自己做的事，则不是有意就是由于记不清而受到篡改。”
《高卢战记》分八卷讲述恺撒在高卢地区的征服活动。卷首为地理概况，并在适当的时候有插话交代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习俗。基本上每卷记录一年所发生的史事，包括敌人的情况、以恺撒为首的罗马将领的战略战术布置和罗马将士们勇猛作战的经历。作为军事史作品，《高卢战记》中竟然没有演说，而只是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八卷的方式，交代了演说的背景、演说的大致内容、某些关键性的话语，以及演说的效果。恺撒行文典雅，措辞谨严，叙事紧凑，往往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生动地再现战争现场的气氛和外交场合的斗智斗勇，使得《高卢战记》长期成为学习拉丁语的基本读物，传诵不绝。
应该说，恺撒的《高卢战记》颇为迎合当时修辞化的趋势，因此深得西塞罗夸奖。在修辞学作品《布鲁图》中，西塞罗说：“他的目的是为其他人撰写历史提供素材。他也许成功地满足了那些庸人们的欲望，因为他们希望用他们自己的烫发钳整理他的材料（但他还是使得那些有点头脑的人不敢去涉猎这个题目）。但我们从作品中可以察觉到他有着健全的判断力，因为在历史书中没有什么比简洁、清晰、准确更令人喜悦了。”不过，恺撒的“史文”使得西塞罗改变了其“文派”的评价标准，使之更加适合于史学的实践。换言之，恺撒通过其创作实践，探索了一条在修辞压力之下“文质彬彬”的罗马史学之路。
另一位史家奈波斯（Cornelius Nepos，约公元前1世纪）通过借鉴希腊史学，贯彻“简洁、清晰和准确”的写作风格，成功地尝试传记题材，写作《外族名将传》，也参与到开创罗马史学的潮流之中。
地中海地区的传记最早起源于古代埃及的墓志铭。现存最早的古代希腊传记，主要是对哲人的回忆和辩护。最有名的作品是苏格拉底学派的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为苏格拉底辩护》《阿格西劳斯传》和柏拉图的《申辩篇》等。这些最初的传记性作品，大概受到古代埃及传统的影响，也并不是对传主生平的记录，甚至根本就不描述生平简历，而是侧重于表彰传主的美德。通过对传主的回忆、转述或杜撰传主的某些言论，以增强说服力。
在马其顿帝国崛起之后，希腊世界由国王统治，与之相应，记录国王言行生平成为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给传记提供了机遇。与哲人抛弃俗世的荣耀、提升精神、摆脱肉体的束缚不同，国王以世俗功业为重，因此，王侯传记与哲人传记的内容和形式也会有所不同。虽然传记基本上以歌颂和教诲为主，都属励志型作品，旨在使读者受到教益，进而仿效。但是，哲人传记更注重传主身上永恒的德行，而王侯传记则大体遵循时间的循序，讲述传主的具体功业，表彰其德行。
罗马的传记起源甚早，最初原型可能是在宗教节日仪式或者胜利庆祝会上对于神的赞颂之歌。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则是从对神的歌颂逐渐移用为对人的赞美，歌颂其德性，赞美其功业。大抵是在王侯得胜归来、举行庆功典礼时，或当伟人去世后，在其葬礼上或纪念会上，发表颂扬之声或缅怀其德音。
《外族名将传》基本上取材于希腊文历史作品，如修昔底德、西西里的提麦乌等人的作品。但属于传记体裁中的王侯传记。每篇传记大体先交代传主的出身，然后围绕一些有代表性的美德，依照事件的先后，列举其功业，最后交代其死亡，如有可能，尽量交代传主的遗留物，以及人们对传主的怀念。与哲人传不同，《外族名将传》很少收录传主的言论，而集中于其行事。即使最善于辞令的忒拜名将伊帕米农达斯，“他的雄辩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在琉克特拉战役前——他作为一名使者在斯巴达”。[51]作者也只是在交代了他做过多次演说之后，强调其效果巨大而已。
奈波斯以简洁的拉丁文文风处理希腊题材和素材，他的创作甚至得到了流行诗人卡图卢（Gaius Valerius Catullus，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的致敬。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写作外国史的目的毕竟还是为了与罗马人进行比较，也就是要回应罗马读者所关心和熟悉的人与物。诚如奈波斯在篇末所言，“让我们就此为止，开始叙述罗马的将领们，可以更容易将他们的事迹进行比较，让我们判断谁更胜一筹”。[52]
正是在这种一较高下的氛围中，罗马史家追随恺撒和奈波斯的足迹，吸收希腊史学文化，在罗马文学的“白银时代”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史学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