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史学之父”与史学的发生

公元550年左右，吕底亚王国的末代君主克洛伊索斯（Croesus，约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征服了地中海东岸的小亚希腊人城邦，“这个克洛伊索斯在异邦人中是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他迫使某些希腊人向他纳贡并和另一些希腊人结成联盟”。[23]紧接着，这些希腊城邦与吕底亚王国一道先后被波斯人所征服，纳入以巴比伦为政治中心的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之中，与历史悠久的古代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文化发生了亲密接触。波斯帝国治下多元的种族、地域和风习，帝国丰富的历史经历，广泛传诵的各种历史故事，不仅给小亚希腊人打开了一扇文化之窗，吸引他们前去探究，还给他们带来了先进文化的巨大压力，迫使他们加以应对和消化吸纳。在这种背景之下，小亚希腊人知识界兴起了所谓“调查”之风，在历史学领域中，涌现了一批“故事收集家”。

故事收集家（logographer），字面意思就是“记录说法的人”。为了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他们游走世界，行踪所至，犹如一盏探照灯，将当地的历史文化照亮。故事收集家的早期杰出代表——米利都城的贺卡泰乌（Hecataeus of Milites，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创作了波斯帝国地图，或世界地图。为了对地图进行说明，他撰写了《大地环行记》（Periegesis），简要介绍了各地的地理、民族和风俗。早期的故事收集家的作品没有完整地留存下来，多为残篇断简。我们仅能从后人的简短引用中略微窥见其面貌。综合来看，作为希腊史学的拓荒者，他们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首先，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据希罗多德记载（《历史》第5卷36节），当小亚希腊城邦集会商议是否抵抗波斯人的攻击的时候，贺卡泰乌曾经基于自己的调查献计献策，“他向他们历数臣服于大流士的一切民族以及大流士的全部力量，因而劝他们最好不要对波斯的国王动武”。不仅如此，贺卡泰乌甚至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有非常良好的把握。他认为，当时的世界局势乃是波斯人陆军强大，控制亚非陆地，而希腊人水军娴熟，控制着海洋。他提议，如果不愿意投降，“一个最好的办法便是使自己取得海上的霸权”。后来，当他的母邦米利都遭到波斯人的攻击，米利都的君主阿里司塔哥拉斯向他咨询的时候，他的建议也是“如果君主从米利都被逐出的话，他应当在列罗司岛给自己建造一座要塞，在那里安定地住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回来。

其次，这些故事收集家对波斯帝国境内各民族古老的历史文化表示尊敬和信奉，特别是对埃及祭司及其丰富的历史掌故毫不置疑。希罗多德大概是为了嘲讽贺卡泰乌不自量力，在《历史》第二卷中说，贺卡泰乌专门旅行到埃及的底比斯，去追溯自己的身世，“结果发现他在十六代之前和神有血统的关系”。希罗多德接着表态，自己是不会这么干的，因为有自知之明。“祭司对他所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完全一样，但我并没有回溯我自己的身世。”因为埃及法老向前追溯三百多代才会与神有血统关系。

第三，故事收集者对于希腊传说基本上持批评态度。贺卡泰乌曾经说过，“希腊人的说法多而且荒唐不经”，而他则“要记录那些看来属实的内容”。[24]但是，从现存的残篇来看，他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的处理方式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推测，将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加以合理化而已。“说法多”，反应了当时希腊城邦思想活跃、学者辈出的文化风貌，而荒唐不经，大概是比较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由祭司主导的“严肃”的历史记忆活动而言的。最为博学的贺卡泰乌也只清楚自己家族十六代人的谱系，希罗多德同样也只能至多将希腊诸城邦的历史向前追溯三百年。再早的历史，就只能是神话和史诗传说了。前文提及，希罗多德到底比斯拜访贺卡泰乌拜访过的那座神庙时发现，不仅纸草卷子记录了三百四十五位祭司的谱系，代表345代人，而且庭院中还有他们的塑像。

“故事收集家”为希腊史学创造了独特的话语。在他们之前，希腊世界的“言说”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王言”，一种是“神言”。对于前者，在称颂掌管言语的诸位缪斯女神时，赫西俄德说得非常清楚：“卡利俄佩是她们的首领，她总是陪伴着受人尊敬的巴西琉斯（国王）。伟大宙斯的女儿们尊重宙斯抚育下成长的任何一位巴西琉斯，看着他们出生，让他们吮吸甘露，赐予他们优美的言词。当他们公正地审理争端时，所有的人民都注视着他们，即使事情很大，他们也能用恰当的话语迅速作出机智的裁决。因此，巴西琉斯们是智慧的。当人民在群众大会上受到错误引导时，他们和和气气地劝说，能轻易地拨正讨论问题的方向。”[25]这是王的语言具有的权威性和政治性。

而神言则包括祭司之言，但更主要是诗人之言。如史诗《伊利亚特》开篇所吟诵的：“女神啊，请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的致命的愤怒。”赫西俄德也道破了诗人话语的玄机：“荒野里的牧人，只知吃喝不知羞耻的家伙！我们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故事说得像真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事。”

“故事收集家”则在这两种叙事话语之外，创造了希腊世界的“历史叙事话语”。通过收集“故事”，转述“见闻”，从而讲述历史。早期的“故事收集家”知道历史话语必须以真实为根本原则，但是，他们并没有探索出保证所做“转述”为真实的工作方法。希罗多德长期被称为“故事收集家”，同时也被称誉为西方“史学之父”。他的这两个名号，多少反映了他在西方史学史演化中的价值和地位。他秉承“故事收集家”的巨大文化积累，并在此基础之上改变了收集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以“调查报告”为体裁，开创了真正的“历史叙事”，从而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出生于当地望族，当时他的母邦已经处在波斯帝国的控制之下。希罗多德的后半生没有待在故乡，而是到处旅行。他在雅典深受欢迎，并于公元前444年前往意大利的图里殖民，一说最终定居于那里。因此，亚里士多德径直称他为“图里人希罗多德”。从居留地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对东方、希腊和西方都有广泛接触。尽管有学者考证其书中关于道里路程的描述之后质疑他是否真的去旅行过。

希罗多德自称其作品为“调查报告”（Historiae），在《历史》开篇，他就说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和令人惊异之物，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历史》全书凡九卷，在古代分别用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来命名，以史学女神克里奥（Clio）为首，因此又被称为“九缪斯书”。在上述简短的序言之后，希罗多德开始讲述第一个征服小亚希腊城邦的吕底亚王国的历史，随后跟随波斯帝国征服的脚步，分地区叙述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自第5卷第28节开始，转入描写希波战争。从大流士派兵远征希腊一直讲到薛西斯的亲征，终篇于希腊联军收复希腊本土，恢复波斯人控制亚洲、希腊人控制爱琴海的战略格局。

希罗多德在被称为“史学之父”的同时，还被戴上了“谎言之父”的帽子。公元2世纪的大学问家普鲁塔克（Plutarch）鉴于希罗多德的作品流传太广，担心“谬种流传”，于是专门写作了《论希罗多德用心不良》，从八个方面证明希罗多德不怀好意地写作他的《历史》，包括明褒实贬、偏爱蛮族等。稍晚，文论家琉善（Lucian of Samosata）甚至说看见希罗多德因为说假话，在地狱中受罚，“凡是在世上说假话，或书中不写真话的人——其中有希罗多德等许多人——受的刑罚最重”。[26]19世纪的一首儿歌还嘲弄希罗多德的轻信：“希罗多德，我为你脸红，埃及的祭司们想糊弄你，不算什么难事，但是，不要以为你也能糊弄我们！”[27]现存最早提及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的作者西塞罗说：“在‘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也有不少传说故事。”[28]因此对希罗多德的评价带有二重性。

现代史家对希罗多德的褒与贬主要基于《历史》的可靠性，为此需要考察希罗多德的史料考辨和选择的原则。希罗多德在第六卷中交待过，他是“有闻必录”的：“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希罗多德将自己的作品称作“调查报告”，但是，他不懂外语，这大大限制了他广泛收集原文资料、进行比较鉴别的能力，往往只能有闻必录。例如，他说：“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史是说不确实的。”“这便是双方所提出的证据，人们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方面。”[29]

为了区别对待希罗多德所提供的信息，现代史家往往将他的作品分成三个部分：所见、所闻与所传闻，并分别加以利用。“我们必须区分三种不同可信度的材料。首先，来自亲眼目睹或者亲身经历的事情，不必多疑。其次，转述目击者的证词，要加以考证。第三，对古史的转述，要特别小心。”[30]

但是，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而言，希罗多德的作品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我们还需要去关注他笔下所见、所闻与所传闻之间的密切联系。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是“记载人类的功业和令人惊异之物”，因此他到处旅行，见识这些“功业和可惊异之物”。往往由所见之“物象”或者“遗留物”进而考察凝结在该物象中的历史故事，从“所见”到“所闻”再到“所传闻”。在看见历史遗留物之后，希罗多德就通过调查、探访，来激活其中凝固的历史发生或故事。这些物象之所以留存下来，往往对应着某种历史发生；即使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也必定被当地人认为发生过，否则遗留的物象从何而来？这些非同寻常的物象，其实就是“人类的功业”的见证和“令人惊异之物”。

希罗多德的所见“物象”相当广泛。从山水与自然地理条件，到当地的土特产、矿产；从人的服饰、运输工具，到生活习惯，包括独特的生活方式、独特疾病、各种信仰仪式等等；从各种历史纪念物到残存的语言文字等文化遗留现象。这些历史纪念物包括提供给神庙的供品（礼品、礼物、奉献物等等），战争之后的纪念物品（最有代表性的战利品、战争纪念碑、墓葬等等），各种非同寻常的、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大型建筑物（金字塔、庙宇、会堂、圣堂、陵墓、城墙、塔、桥等等），以及其他可见的印迹（如巨大的脚印等等）；而神托的记录往往是希罗多德的主要史源之一。各种发明背后的故事，也是希罗多德所感兴趣的。

以《历史》第一卷为例，由“历史遗留物”所引发的调查共有126节，如果将克洛伊索斯的命运当做一个故事整体，那么，这个数字就增加到160节。其余40节讲述居鲁士的兴亡，无法确定其是否基于历史遗留物而来。统计可知，依托于“所见”，以“历史遗留物”或者“纪念品”作为传闻基础的节数占58%，加上大体依托于所见的传闻故事，这个比例为74%。也就是说，《历史》中的故事大部分依托于“所见”。

如同其他的“故事收集家”一样，希罗多德到各地去收集各种传闻，但他通过“所见”（以“历史遗留物”为主），对传闻或者说故事进行选择和控制，来确保自己所记录的属于曾经发生过的“人类的所作所为”，从而获得历史写作的合法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依托于“史料”来讲述故事。这些史料主要是希罗多德所见到的“物象”。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历史学家与诗人不是根据用韵文或非韵文进行讲述来相互区别……真正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讲述发生了的，一个是讲述可能发生的。”[31]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从文体的角度来区分二者的，而是以写作对象和内容为标准的。他的理论总结正是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作为例证。亚里士多德肯定，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史诗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记录“发生了的”故事，而后者讲述“可能发生的”故事。因此，正是因为希罗多德从史源收集的角度保证了作品所讲述的内容是实际发生过的“人类的功业”，所以被称誉为西方的“史学之父”。

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反映了当时希腊文论家们对于历史叙述体裁与史诗之关系的认识。希罗多德熟谙《荷马史诗》等诗歌，而《历史》开篇的引子，也是史诗最为关注的话题——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冲突，希罗多德也是从抢劫美人海伦说起。希罗多德对《荷马史诗》相当熟悉，也经常引用。他本人也像游吟诗人那样边走边朗诵自己的作品，据说还在奥林匹亚盛会上获奖，暴得大名，广为人知。希罗多德虽然没有用韵文写作，但是其写作目的被修昔底德不点名地批评为旨在“吸引听众”，与史诗如出一辙。可见希罗多德确实从史诗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但是，对于希罗多德是否有意模仿和学习史诗传统，我们不得而知。而且从他的行文可以看出，他更强调自己的叙述与史诗不同。他在《历史》开篇讨论抢劫海伦这一历史故事的时候说：“以上便是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以此，希罗多德决定性地告别史诗话题，转向历史话题——“第一个”征服希腊城邦的国王，而不是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

希罗多德特地强调了自己与史诗诗人在尊重事实方面的根本性区别。在希罗多德看来，诗人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史料的，他在第二卷中接着讨论抢劫美人海伦的故事时说：“在我来想，荷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不是像他所用的另一个故事那样十分适于他的史诗，因此他便故意放弃了这种说法，但同时却又表明他是知道这个说法的。”不仅如此，希罗多德在同一卷的另一处明确指出，诗人是“制造者”，符合该词的本义。他说：“我从来不知道有一条叫做欧凯阿诺斯的河流。我想是荷马或者是更古老的一位诗人发明了这个名字，而把它用到自己的诗作里面来的。”相比之下，他本人则是在做“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