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常态、变态与回归

秦汉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政治史上处于什么地位呢？一种看法，把战国至秦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端。这个“发端”，与战国间的巨大历史转型合拍了；而汉晋间所发生的，则是同一社会形态下的较小变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一些学者，则认为秦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魏晋南北朝才是“封建化”的时代。那么汉晋的社会变动，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封建”概念，都可能与政治学意义的“封建”发生冲突。还有一种分期模式，认为秦汉以前属古代，六朝属“中世”，其特点是“贵族政治”；唐宋间再度发生“变革”，由此进入了“东洋的近世”。如果说“魏晋封建论”只凸显了对中古的“进入”的话，“六朝贵族”和“唐宋变革”既凸显了对中古的“进入”，又凸显了由中古的“走出”，从而为解释唐宋间的各种变迁提供了框架，因此特别受到了唐宋研究者青睐，尤其在各种“封建论”后继乏力之时。对同一历史进程，从不同视点能看到不同景象。各种分期之说都推动和深化了相关认识，构成了不可或缺的学术积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有句话说得很好：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确实，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大量重要收获，都是在“分期论”的引导之下做出的。

田余庆先生的著作《东晋门阀政治》，在叙述魏晋南朝政治史时采用了“变态”与“回归”的用语。士族门阀政治是中古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而在田先生看来，以“门阀与皇权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已，它来自皇权政治，最终必将回归于皇权政治。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变态—回归”的叙述模式，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常态”的问题。“常态”“变态”“回归”这些概念，为人们理解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提供了启示。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较早时候是被称为“停滞”的。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时，他们感觉，这个帝国从早期到晚期好像没多大变化，于是就产生了“停滞”的说法。亚当·斯密、黑格尔都有过“中国停滞”之说。“停滞论”在20世纪低落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历史前后期的各种变迁不断被揭示出来，“传统—现代”成为观察历史的基本参照系，“停滞论”被“分期论”取代了。不过“停滞论”虽有不当但却不是向壁虚构，它也是基于一定史实的有感而发。这在20世纪，更多地被表述为“连续性”。与“停滞”不同，“连续”的提法不含贬义，可以容纳“发展”和“变迁”。余英时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很强，从商周到明清、直到今天，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它在秦以后表现为大一统的政府；此后只有“传统之内的变迁”，除了秦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缺乏里程碑式的事件。为此余先生提示要多研究中国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

专制集权官僚体制自秦而始，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三元体制、官僚行政组织和法律、士大夫的支配地位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等，作为基本或经常性的特征，连续发展直到明清。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法”的说法，表达的都是类似的“两千年一贯制”的观感。所谓“连续性”的提法，必然是就一个主体而言的。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经济关系和经济形态虽然重要，但那不是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主体，而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影响因子。在传统中国，“政治”这一块儿的权重很大，皇权、官僚体制和士人在支配社会生活上、塑造社会面貌上举足轻重，这使经济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率”，大为减小了。好比一幅图画，若某种色彩太重，则其他颜色的几笔涂抹，就不大容易改变整体的色调。对秦始皇的事业古人有“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之赞，近现代之交的历史变动也被称为“古今一大变局”。然而帝制两千年，今人所认定的某些“变革”“转型”，如租佃制的成熟、商业的繁荣、城市发展、技术变革、文化的繁荣、理学的思想等，却没能让古人生出“变革”“转型”的感觉来；他们依然作为编户齐民，生活在皇帝、官府之下。毕竟是古人而不是我们直接面对那个时代，他们对生活变迁程度的真切感受，必定有其道理在内。总之，帝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着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将之看成“常态”。也许有人会认为“常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是用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其实恰好相反，这里“常态”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恰好就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两千年的历史结局最终显示出来的，是由历史观察得到的。它既是古人的观感，也是后人的观感。为此，在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之外，我们采用一种“制度史观”。

在思考“连续性”的时候，“变态—回归”视角有什么理论价值呢？价值在于，它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对“连续性”的认识，一种把“变态—回归”考虑在内的“连续性”。其实，中国历史本来也蕴含着多种其他的可能性，各王朝、各时代，都经常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态”。相对于中央集权，有割据分权的因素；相对于官僚政治，有贵族政治的因素；相对于士大夫政治，有军人政治、文吏政治；相对于正统的纲常名教，有玄学“无君论”及道教、佛教等最初形成“异端”的因素；等等。尤其是帝制早期，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就展示得更充分一些，或说起伏波动就会来得更大一些。所谓“两千年一贯制”，并不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进程，然而在各种事象的沉浮动荡中人们看到了一条“轴线”，它最终呈现为各种上下波动、左右摇摆所围绕和趋向的东西。这个变迁的“中轴”，就是我们所说的“常态”。这也意味着，“常态”其实是“动态”的，它不应被理解为某皇帝的统治就是“常态”。

秦汉王朝是官僚帝国的奠基时代，它确定了中华帝国的各种基本特征。此后两千年中，那些基本特征在制度形式上不断完善、不断精致化。当然秦汉王朝统治之时，各种其他可能性，或说“变态”也是同时存在、不断发生的。而魏晋南北朝，更呈现为一个多方“旁逸斜出”的段落，以致在“分期论”的视角中，它被若干学者视为一个特别的开端或特殊的阶段。但本书不仅参用了“分期论”视角，也在“变态—回归”的视角中观察它。这就是说，有两个评价的尺度：第一个尺度，是着眼于它与前朝后代的差异，尽量突出它的特殊性，这是“分期论”的尺度；另一个则是“变态—回归”的尺度，即在观察特殊性的同时，去寻找那些抑制“旁逸斜出”，并最终使历史步伐回归于“中轴”的力量和条件，及造成“变态”与导致“回归”的机制与过程。后一叙述模式，与“分期论”的叙述就不相同了。

基于“制度史观”思考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历史，“治”“乱”的传统概念具有新的启示意义。比如，从经济关系看魏晋是“封建”时代，从权势集团看六朝是“贵族政治”的时代；但换个视角，魏晋南北朝又有一定“乱世”性质，某些特征性现象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即令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士族宣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南朝，“尊君卑臣”“选贤任能”仍是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论说；制度的运作发生了扭曲和松弛，但制度架构本身依然是保障“尊君卑臣”“选贤任能”的。而权臣当政、官贵世家现象，在其他王朝也存在着。再拿五代十国做个类比：能否因为其分裂割据、军人当政，以及私属、庇护和恩主关系的普遍化等，就把五代十国单独划为一个“封建时代”呢？大概不能吧，因为这五十多年是“乱世”，其暂时性、过渡性太明显了。十六国北朝与辽金元等异族政权的部落因素，最终也没有成为中国制度史的主导，其主导的方面是在“汉化”现象中体现出来的。为此对“乱世”就需要区分出两个层面来：第一，中央政权是否在稳定运作，对较大疆土与较多人口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假如不是这样，则属动荡和失序；第二，体制本身是否在保持基本特性的情况下继续进化着，否则就是发生了扭曲和变态。两个层面显然不是同一问题。中国史的后期，照样有动荡、有失序、有王朝崩溃，但体制本身的波动幅度，明显地是越来越小了。反过来说，历史前期的体制波动幅度大得多，周期性衰败后再度复兴需要的时间长一些，魏晋南北朝这个波谷也长得多。但历史最终穿越了扭曲和变态，向其“中轴”回归了。

若从“治—乱”角度观察，“连续性”还应把“周期性”考虑在内。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官僚组织存在着“僵化周期”（rigidity cycle）；传统专制官僚政权也有类似的“王朝循环”，存在着“盛衰”的变化周期。王朝在初创期往往富有活力，但随后就积累着僵化、老化、腐化的因素，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所谓“循环”，所谓“周期”，其起伏的波形当然不一定很规则，其中包含着很多律动的叠加。我们知道，不规则的电波波形，其实是由很多规则的正弦波叠加而成的；与此相似，影响历史轨迹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民族甚至环境等各种因素，它们各有自身的律动，在观察时是有可能将之解析开来的。问题在于，王朝衰败后经历了一段混乱动荡，它们又以类似的样子建立起来了。其间就存在着“连续性”。即令动乱时分，看上去也存在着一块“模板”，它跨王朝地传递着基本的制度文化信息。古人把王朝更替表述为“一治一乱”“一分一合”，一些朝代是“乱世”，另一些是“治世”。今人可以自居于历史的最高点，指责那种治乱分合的传统历史观的简单肤浅。不过那种史观依然不是没有意义，因为其中包含着衡量“治”“乱”的尺度：一些稳定强盛的王朝被认为代表了“常态”，其间又存在着一些过渡性的“乱世”。衡量与评价“治—乱”的尺度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推动君主、官僚和士人们去寻求“常态”，从而影响了历史进程。那种“治—乱”历史观念，也承载着帝国体制的“模板”。

在王朝周期性地僵化、老化并因而解体之后，士人阶层的活动及其承载的政治思想，无疑会发挥不可或缺的继往开来功能。然而军人也有其特殊贡献。李开元先生对“马上天下”有论，他认为，中国历史的通例是“由政治军事集团通过战争建立政权”，这是一种缺乏创造性的改朝换代方式。而在我们看来，“马上天下”也是维系和强化旧有体制的特殊机制。梁启超早已指出：“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朝的手段，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军队的暴力性质、集权结构、严峻法纪和功绩制度，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那种“马上天下”也可能来自外部，即异族入主。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北方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结合之后，能够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所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的低谷，是以北朝作为“历史出口”的。十六国北朝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不必要的曲折”。异族入主既是造成体制“变态”的动因，但也是一种振作帝国体制的“回归”动力。类似的事实提示人们，北方民族的存在及其历次入主，不仅仅是给传统王朝造成了外交和国防问题，也是影响帝国体制及其变迁的重要因素。由此，“从民族史看中国史”的相关研究，就呈现了更大的开拓空间。

若把“变态”“回归”和“周期”考虑在内，“连续性”的概念就丰富宽阔多了。对两千年的政治进程，综合考虑其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和周期性三者，就可以得到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轨迹。进程的两端——战国和清末——则是断裂和转型期，进程本身则出现过各种波动和失序。具体到本书，对秦汉我们将主要叙述帝国体制的“奠基—定向”，当然是将之处理为一个动态进程，也要考察其间的各种起伏波动；对魏晋南北朝历史，则参用“变态—回归”的叙述模式，这“回归”是指“回归”于发展的轴线，是包含进化和发展的，而非全盘复旧。

中国政治文化体制的连续性，几乎是举世无双的，它显示了吸收异化因素的巨大能力，历经变迁而保持着其基本特征和深层结构。四千年的中国史，夏商周的早期国家可以说是其政治文化体制的1.0版，两千年儒教帝国可以说是其2.0的升级版。直到今天，世界这五分之一的人口，依然生活在一种独特体制之下。中国国家升级换代的3.0版，正在形成之中。它在多大程度上，将继续保持其制度文化的独特性，或在多大程度上，逐步与世界潮流一体化，已是其所面临的最重大选择之一。历史考察的主题，总是与时代主题相关的。中国近代的变迁，以往是用“传统—现代”模式来解释的，这也是“分期论”在20世纪占据主导的原因之一。而21世纪的“中国崛起”，以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等等却暗示，近代的变迁和转型，也可能是一种吸收现代因素或消化异质因素的自我更新过程，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一个3.0升级版。是否真会如此呢？这反过来为历史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即从“制度史观”出发，通过对其漫长进化中的常态、变态、周期等等的考察，来探索其“连续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