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学与日本亚洲学会
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后30年欧美世界对日本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对学科化的“日本学”的草创与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1853年之后，日本幕府政府解除了锁国禁令，国内国际的新格局促成了日本与外界的交往激增，彼此加强了解的诉求推动了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互动。日本政府机构与高校聘请的西方专家、学者与外交使节中的文化官员取代了以往的传教士成为研究日本的主体。对日本的关注与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学术论著不断涌现，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欧美的高等院校亦因应研究日本之需，在课程讲授与人才培养方面充实调整。针对日本的学术研究主体与学术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以近代西方学术方法为指导，“日本学”（Japanology）应运而生。
在“日本学”的正式形成过程中，日本亚洲学会在日本本土成立，连同《日本亚洲学会学刊》[47]继之出版发行，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以日本亚洲学会为中心，逐渐聚拢、培养出一批以研究日本为志业、意气相投的学者。如此一来，出现了专门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与人才，研究方法日渐成熟，研究队伍相对稳定，并定期发行刊物，“日本学”逐渐成长为一门专业学术型的学科遂水到渠成。
第一节 “日本学”概念的界定
一、西方的日本研究分期
针对欧美世界关注、论述与研究日本的发展与变迁历程，本研究依据研究主体的差异，研究理念与范式的转变，以及关注重心的扩大与转移，将西方的日本研究划分为日本散论、日本学与当代日本研究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的划分大致以日本开国（1854）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7）为节点：
第一阶段起于西方与日本最早开始接触，止于日本全面开国。这一阶段西方到日本的人大多对日本文献缺乏有效的解读，而一般从对日本的观感出发，以印象点评为主对日本予以描述或阐发，故称之为“日本散论”阶段。
第二阶段从日本开国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其中尤以英国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该阶段以翻译日本经典文献为基础，逐步开展人文学方面的研究，谓之“日本学”（Japanology）阶段。
第三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延至今日。在已有的“日本学”成就基础上，多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调查、计量分析等手段，注目于更加广阔的日本经济、社会与现实，称其为当代“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48]阶段。
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前后继替、一个取代另一个，强调这种区分只是为了便于凸显不同历史阶段日本论述与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方式与层面。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各阶段的研究主体与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分野。
以“日本散论”为主的阶段，从西方文献中出现有关日本的记录开始，直至日本幕末开国为止。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交往可以追溯到足利时代（1336～1573），1543年（天文十二年）葡萄牙人费尔南·门德斯·品托（Fernão Mendes Pinto，1510？～1583）因乘坐的船漂流到九州的种子岛而宣称“发现”了日本，以此为起点，西方与日本展开了人员往来与初步的贸易接触。之后渐次出现了一些西方人描述日本的著作，著者主要是来自葡萄牙与荷兰的传教士，也偶有一些西方冒险家与旅行者。
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易斯（Luis Frois）1585年所著的《日欧比较文化》（Kulturgegensätze Europa-Japan）[49]是日本散论阶段的杰出代表，记录了作者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经历、见闻和观察、思考，广泛涉及日本民族的思想、宗教、风俗与社会状况，并自觉地对东西方文化开展比较研究。《日欧比较文化》显示出较强的猎奇心态，有时为造成东西方的对照在材料取舍方面难免畸轻畸重，甚至有刻意夸大差异之嫌。
“日本学”是指日本开国以后欧美学者以翻译与研读日语经典文献为中心，对日本国家、社会与文化自觉开展的体系化、学科化研究。欧美日本学发轫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语文文献学传统（philological tradition），其研究面向涵括日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习俗、艺术、音乐和工艺等诸多领域。“日本学”阶段以文献典籍为资料来源和立论基础，侧重于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
“日本学”研究者以旅居日本的欧美学者为主体，尤以英国学者的成就最为突出。这是因为经过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后，英国国力日益强盛，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并且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英国向北美、非洲和亚洲三个方向进行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逐渐成为海上霸主和最大的殖民帝国。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年，居留日本的欧美人中英国人所占比重最大。[50]根据八木正自考证，到日本亚洲学会创立一年之际的1873年底，全部114名会员中英国人74名，美国人23名，其余17名来自其他国家，只有森有礼一位日籍会员。[51]英国会员占接近65%的比例也可见一斑。当时日本虽未明言，但在对外交往中事实上持“事大”姿态，1902年英国和日本为对抗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而结成军事同盟，英日两国的紧密关系达到一个高峰。英国出于种种战略需求而积极实施日语教育、加强日本研究。是以在“日本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居留日本的英国学者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与生力军作用。
当代“日本研究”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北美，作为亚洲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in Asia）的一支蓬勃发展起来的专业化的日本研究。当代日本研究尽管也包括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但其研究触角涉及更为广泛的日本社会，尤其凸显对日本的村落、企业以及民众当下生活的调查分析。当代日本研究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的面向与方法方面偏重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注重对日本现实状况的分析解读。
在当代“日本研究”阶段，美国超越欧洲成为日本研究的领军者。这是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美国在经济、军事领域的地位日渐上升，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作为战争期间日本的交战对手，以及战后唯一真正在日本驻军的国家，对日本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研究。美国的“日本研究”从继承近代西欧传统文献学式的“日本学”出发，逐渐扩大研究领域、更新研究范式，成长为不同于“日本学”的全新学科，或者说日本研究的崭新阶段。
本尼迪克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的《菊与刀》是当代日本研究的典型代表，也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经典名著。《菊与刀》突出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详细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尽管该书在理论分析方面对历史变迁的关注不够，在资料占有和信息获取方面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但仍被誉为战后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
二、作为学科的“日本学”
“日本学”与当代“日本研究”是既有联系又有交叉的两个概念。在欧洲习惯上用“日本学”这一术语指称日本历史、文化研究，至今依然如此，有时也偶称“日本研究”；在北美，这一学术领域一直用“日本研究”来命名。早期欧洲与北美的日本学是连成一体的，更准确地说，正如在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一样，早期美国日本学被普遍视为内含于欧洲日本学的。[52]从出现的时间先后与学科本身的内涵与外延来看，先有“日本学”，后有“日本研究”，“日本研究”是“日本学”的发展和延伸。
日本学既是一门学科，也是研究日本的一个阶段。说日本学是一个学科，系指日本开国以后，以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欧洲本土的日本研究者为必要补充，并提供了人员补给），以对日本经典文献典籍的翻译与研究为主要方式，侧重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说日本学是研究日本的一个阶段，则是相对于在它之前出现的“日本散论”阶段，以及二战期间与战后出现并逐渐取代日本学主导地位的当代“日本研究”阶段而言。
前引戴维的论断指出：“日本亚洲学会仅用了十四年（1872～1886）时间将研究特点从对一切日本事物感兴趣转为日本学。”[53]尽管戴维有片面夸大日本亚洲学会功效之嫌，因为此外尚需考虑日本语言与日本研究作为专业进入欧洲大学的节点等其他学科化标志，但日本亚洲学会及其《学刊》在“日本学”的学科化过程中居功甚伟是毋庸置疑的。
在日本本土由旅日欧美学者为主体创建了日本亚洲学会，是催生“日本学”的最大利好举措。日本亚洲学会自创立起，大致以每年一卷的规模出版《日本亚洲学会学刊》，至1922年共出版五十卷。[54]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接着东京遭遇特大火灾，已印制完成的第五十一卷《学刊》悉数化为灰烬。迟至1924年推出新刊印的《学刊》清楚地标明“第二辑第一卷（Series II, Volume I）”，这样一来，前五十卷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辑。《学刊》第二辑持续发行至1940年，凡十九卷。后因战事原因，学会与《学刊》的工作一度被迫中止。1947年学会恢复运转，1948年起推出《学刊》第三辑，至1985年出满二十卷而止。1986年《学刊》开始出版第四辑，现在仍在继续。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一辑是早期日本学的重要载体与物化表现。相对而言，第二辑及以后第三辑、第四辑的《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作为西方了解日本的窗口作用越来越小。
原因之一在于《学刊》第一辑持续发行并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了日本与日本文化，为欧美国家研究日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丰厚的资源，研究日本的方式得以更新，成果亦层出不穷。
原因之二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随之加入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行列，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获胜，大大增强了欧美各国政府、民众、知识阶层加深了解日本的愿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特权，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关注，“黄祸论”甚嚣尘上，欧美国家加大了研究日本的力度，研究著作大量涌现，欧美世界了解日本的渠道不再局限于《学刊》了。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从战略角度着眼，欧美世界对日本古典人文学领域的研究显然要让位于对日本经济、军事、国民性等领域的研判。
《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一辑（1872～1922）对欧美世界而言具有独特的价值，无论对于学者的日本研究而言，还是在普通西方民众的日本认识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还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为后来进一步走向深化的当代日本研究提供了资料准备与方法论支持，促进了日本研究的持续发展。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研究以《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第一辑所涵括的五十年为关注中心，以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变迁与《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刊载的内容为线索，以近代旅日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成果为依托，分析他们“异域之眼”所见的基本内容、重要特征、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二节 日本亚洲学会的创立与发展
日本亚洲学会提供了一个平台，会员利用长期身在日本的便利条件，能够长时间、近距离地审视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会员没有传教的义务，无须承受来自自己国家与日本的双重限制，研究可以更深入，立论也更客观。《日本亚洲学会学刊》的创刊发行，不仅提供了刊发日本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更以其独特的立场与趣味，深深地介入并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心态与治学方法，也影响了研究日本的广度与深度。
关于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历程，在1915年1月27日学会年度会议后的晚宴上，时任理事会成员的麦克考利（Clay MacCauley）做了题为《日本亚洲学会历史回顾》（“Historical Retrospect of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演讲，详细梳理了学会自1872年创立至1915年间的历史；后来这篇演讲稿刊发在《日本广知报》（Japan Advertiser）上，学会创始人之一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读到该文后，致信麦克考利[55]，对学会创立时的情景进行了详尽的补充。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上，多位会员对学会的价值与意义做出评定，对学会的历史亦稍有涉及。以下以《学刊》刊载的会议纪要、会员名录为依据，参考麦克考利的演讲与格里菲斯的信件，对学会的创立经过与发展历程予以粗线条的勾勒。
一、学会创立缘起
1872年早些时候，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一个文艺与社交联盟（Literary and Social Union），成员为来自美国的教授及其家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包含欧美诸国前来日本的学者、外交官、海军军官和传教士在内的日本亚洲学会。1872年7月29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的商工会议所（the Chamber of Commerce）举行创立集会。后来先后出任学会会长的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布朗（S.R.Brown）、萨道义、帕克斯（Harry Parkers）和阿斯顿都积极参与了学会的筹创工作。
1872年10月30日，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举行首次会员大会，有35人出席。会上，会员口头发表研究成果，萨道义宣读了题为《日本地理》（“The Geography of Japan”）的论文，哈德洛（R.N.Hadlow）、莎利（E.W.Syle）、格里菲斯等都出席了会议。格里菲斯在致麦克考利的信中指出，此时及以后一段时期，与会者大都希望更多地了解日本人、日本历史以及日本的自然环境。到1873年底，学会会员发展到114人，除3名通讯会员外，几乎全部居住在横滨与东京两地。[56]学会的组织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沃森（R.G.Watson）任首任会长，莎利为首任通讯秘书。
日本亚洲学会在横滨创立有其必然性。陈寅恪曾令人信服地总结过海滨港湾之地得风气之先，可提供异民族文化接触的便利：“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57]诚然，横滨自日本开国以来，在接触西方文化方面是着先鞭的。
1859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后，横滨得以开港，并由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逐渐成长为日本最大的港口城市。欧美各国外交官纷纷进驻，如穆勒·比克（Müller Beeck）1864年到横滨德国领事馆任参赞。随着横滨码头、海关的建设，还专设外国人居住区，许多原来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欧美商人纷纷移居这一新的开港地。身处异域的外国人集中居住在港口城市并被限定在特定范围内居住（日本公、私雇员不受此限），他们创办日本亚洲学会既有排遣孤独寂寞的需求，也有借相互交流达到对日本加深了解的意图。
1874年6月学会第二个年度会议上，与会者详细讨论并通过了一个《规则》草案（Rule Draft），稍后经过修改成为学会的《章程》（Constitution）与《规章制度》（By-Laws），成为规范会员行为与学会发展方向的准则；[58]同时学会出版了两卷《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学会与《学刊》的发展很快步入了正轨。
二、学会发展历程
日本亚洲学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曲折过程。表现为学会在《章程》规约下，组织严谨，运作顺畅；各级各类会员稳步增加，许多会员成长为杰出的日本研究学者；日本学逐渐走向学科化与规范化。
麦克考利指出，学会经历了一个双重成长过程——既有物质方面的成长，又有精神方面的成熟。[59]学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一直在横滨发展。1872年学会甫一成立，就引起东京公使馆实习译员（student interpreter）、使节团成员及日本各级各类学校中外国教师的兴趣。随着东京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加之取消了外国人只能在划定的居留地内活动的限制，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数目渐次超过横滨，激增的东京会员希望学会就近设在身边，以期更方便地参与其中。1875日本亚洲学会将活动中心及组织机构迁至东京。此后一段时期内，学会在东京、横滨两地轮流集会。1876年学会常设机构中的书记员、理事会成员两地各占一半。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东京、横滨仍各保留一名书记员，但理事会成员两地均分的情况不复存在，学会逐渐成为一个在东京定点活动的机构，只是像访客一样偶尔到横滨召开会员大会。
之后学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些起伏和波折。1881年学会搬离已驻在其中六年的帝国大学，迁到外国人聚居区——筑地，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商工会议所集会，然后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将设在筑地的汤岛圣堂（the Episcopal Mission’s Theological Hall）的图书馆作为其长期居留地。此后学会成为一个浪游者，被迫多次搬迁：先是搬迁到虎之门（虎ノ門），图书资料被迫放置在英国公使馆内；后来再次搬回到筑地的汤岛圣堂图书馆；1890～1904年在筑地17号定点常驻14年；不久学会跌入“失望的谷底”（Valley of Despond，麦克考利语），再次无家可归，其活动也近乎停滞；1907年学会在卫理公会教派出版社（the Methodist Book Publishing House）找到一处寓所；1912年学会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安置新家。
1913年6月开始，学会与《学刊》都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会员大会的会期、地点都固定下来，除七、八、九三个月以外，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下午四点集会，地点为驻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内的学会图书馆。《学刊》自第四十一卷起改用稍薄的轻型封面（light boards）[60]，以方便日后重新装订；此后各期封面上都印有当期的目录。1920年的理事会报告指出，此前一直每年都刊登在《学刊》上的会员名录、学会《章程》与《规章制度》，“按照修订后的《章程》第十九条之规定，今起从略”；并称“因应高昂的印刷费用，本卷较薄”[61]，直至第一辑结束，各卷都较之改革前薄很多。
三、会员发展情况
日本亚洲学会初创时颁布的《规则》规定，学会由荣誉会员、普通会员与通讯会员组成。从《学刊》刊载的会员名录得知，1873年、1874年皆注明有三名通讯会员，到1875年时取消了“通讯会员”的称谓，以后未再使用过。这三位硕果仅存的通讯会员是居住在神户的贝里（J.Berry）博士、英国驻神户领事恩斯利（J.J.Enslie）及居住在北京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牧师。1891年6月修订的学会《章程》第四条规定，学会由荣誉会员与普通会员组成。但从1893年起，《学刊》在刊载会员名录时，出现了荣誉会员、终身会员和普通会员三种类别，当年度的终身会员有23人，海军少将沙德威尔、海军上校亚瑟（W.Arthur）为学会首批荣誉会员。1913年12月再行修订的《章程》中又去掉了“普通”二字，只区分为荣誉会员和会员，但会员名录中仍沿用前述三分法。
学会《章程》规定，会员全部由理事会选拔产生。欲入会者需先在理事会会议上获得提名，然后下一次理事会会议进行投票表决。五票中如有一票反对，则拒绝接纳；当选的会员在接下来的会员大会上获得宣布。1901年3月专门就《章程》中这一条款做出修订，规定若理事会认可，可以在同一次会议上提名并投票表决。这样一来，吸纳会员的程序更趋紧凑，也方便新进会员及早参加学会的活动。1903年12月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候选人名单需至少提前两周周知理事会成员”的限制条件。这说明手续趋简并不意味着门槛降低，对会员的准入标准还是控制得相当严格的。
在1902年12月16日的年度会议上，贝尔茨倡议吸纳女性会员，他指出：“考虑到学会在《章程》中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若在本次会议上无人提出异议，理事会今后将优先考虑女性提出的入会要求。”[62]在同一次会员大会上，图书馆管理员也在报告中呼吁吸纳女性会员。[63]但通过对比当时及以后一个时期的会员名录，可以发现女性会员的人数并无实质性的大幅增加。
下面以简表的形式统计学会不同时期各类会员的构成状况（前十年的数字逐年列出，以后每五年统计一次）：
表1-1 日本亚洲学会会员构成统计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1872年学会创立时会员的具体数字无法确知。1873年10月，学会运作一年后召开第一届年会，理事会报告提到成员增加59名，达到70人，如此发起者为11人；而根据1873年的会员名录统计有114人，则发起者当为55人。[64]已有的研究都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依据现有资料无法确定准确数字。
《学刊》逐年刊载的会员名录充分说明会员数基本表现为上升态势，有些年份上升得特别明显。上表中的数字并不包含科研机构、公共图书馆等订户（学会把它们也看作会员），因而个别地方与理事会报告中提供的数字有出入。如1917年理事会报告中称会员总数为463，其实是把非自然人的《学刊》订户也统计在内，其中16个为三十年订户，7个为年度订户；同样，1922年理事会所作报告中也把作为机构的24个三十年订户与12个年度订户统计在内，所以报告中的总数为454。
按照学会《章程》规定，普通会员应缴纳费用，一经当选即需缴纳入会费，开始为五美元，1897年3月修订后的《章程》规定为五日元；此外还应缴纳年费，在6月30日（后改为9月30日）后入会者免交当年度年费，但希望收到当年度《学刊》者仍需缴纳。
1893年、1897年两次修订《章程》第六条，就普通会员转为终身会员的程序做出了详细规定，区分在日本居住的会员与不在日本居住的会员两种情况，条件也有所差别。1908年的《章程》修正案中又就普通会员转为终身会员的条件做出调整，规定无论是否居住在日本，成为终身会员的标准统一。[65]就几次《章程》的修订情况来看，学会希望更多的会员成为终身会员。
在1919年与1922年的理事会年度报告中，财务员曾分别统计过1912～1916、1916～1921年度的财务状况，我们不妨援引其中一部分，借以考量学会会员数与《学刊》的订户情况：
表1-2 1912～1921年度学会会员年费与《学刊》销售收入（单位：日元）
从上表得知，对学会会员数量的增加而言，1921年是非常规的一年。这一年普通会员、终身会员的增长数目都超过了一百，无论会员缴纳的年费还是《学刊》销售所得都差不多翻了一番。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纯属个例，1922年理事会年度工作报告较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报告提到，理事会在1921年9月实施了一项计划，他们向英语世界的主要图书馆发函，邀约他们成为《学刊》的年度订户，或者成为条件更为优惠的三十年订户。此举反响良好，经过审慎挑选，理事会确定了美国117家，英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46家，英国本土以外的英联邦42家作为年度订户。[66]正是该举措促成了上表中该年度的数字激增。
第三节 日本亚洲学会的组织与运作
日本亚洲学会定期举行各种会议，计有理事会会议、会员大会和年度会议三种形式。借助会议这个平台，学会得以顺畅、高效地运转。图书馆为学会各种会议提供会场，同时它也是《学刊》的库存场所。图书馆员负责为学会购置图书，并与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交流学术出版物。
一、学会理事会
日本亚洲学会《章程》规定，学会事务交由理事会处理。理事会一般每月集会一次办理公务。为引导学会事务顺畅进展，理事会有权制定和修订《规章制度》，作为自身与学会的行动指导，前提是不得与学会《章程》相抵触。
学会最初规定理事会由当年度选出的行政人员组成，1876年又增加十名普通会员，他们均由参加年度会议的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行政人员包括：会长一名，副会长两名，通讯秘书一名，书记员一名（后来规定横滨、东京各一名）[67]，财务员一名，1891年开始设图书馆员一名，1894年再增设《学刊》编辑一名。理事会从行政人员中挑选出五位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学会的日常工作。
理事会至少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自行确定开会时间。理事会会议需要处理的常规工作有：审议通过上次会议的纪要；听取通讯秘书、出版委员会、财务员、图书馆员及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选拔新会员入会；与学会相关的各种公务；接受在会员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安排下次会员大会相关事宜。
理事会的两项重要职责需要特别强调。其一，选拔新会员，在两次年会之间理事会亦有权补足理事会自身的人员空缺。其二，负责论文的审核与筛选。所有来稿均由理事会讨论决定是否在会员大会上宣读；已经宣读的文章需要经过二度遴选方可在《学刊》上发表。
学会1891年6月版《章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
1914年12月修订的学会《规章制度》中还专门提到：
这可以看作较早注意到保护知识产权的表现。论文的二次遴选制度可以确保《学刊》刊发的论文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能受到读者欢迎。比如《学刊》第十六卷提到，理事会曾收到一篇题为《论汉语与安南语》的文章，因其与日本主题不是特别相关，所以理事会决定在会员大会上仅宣读提纲[70]，并且后来《学刊》亦未刊发该文。
二、会员大会
在学会的一个工作年度内，一般每月举行一次会员大会，除去假期及《学刊》编辑出版所需要的周期，大致每年举行八次左右，但也有差别很大的年份，如1897年、1901年仅各举行过两次。会议的日期与具体时间由理事会确定，地点在东京与横滨两地之间选择。每次会议召开前都由通讯秘书以信件方式通知居住在东京与横滨两地的所有会员。
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一个组织委员会，负责会议日程。按照《学刊》刊载的“会议纪要”（Minutes of Meetings），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有：审议并通过上次会员大会的会议纪要，其中有些早在审议前即已刊发在《日本邮报周刊》等报刊上了；宣布会员增减情况，包括理事会成员或重要会员的离任、去世及职务变动等，公布新当选的会员名单；宣读并讨论理事会审议通过的文章；也可以围绕一般性话题进行交流。
宣读文章并就文章内容展开讨论是会员大会的主要活动。一般由作者本人宣读，如果作者因故不能与会，大会主席通常委托一位理事会成员代为宣读。一般每次会员大会只读一篇文章；特别长而又非常重要的文章要分别在几次大会上宣读，也有只读文章部分内容或概要的情况；若凑巧有几篇短的文章，则在一次大会上集中宣读。上述情况一般都会在会议纪要中予以详细记载，《学刊》刊载的论文标题下通常也标记何时在学会的会员大会宣读的信息。
所有出席会议的人，无论会员还是来宾[71]，都可以向作者提问，当时无法回答或不能简单解释的，作者也可以选择再次撰文解答、释疑。日本亚洲学会的会议纪要经常显示，会员积极参加学会会议并参与讨论，对会上宣读的论文亦表现出浓厚的探讨兴趣。
学会每年举行一次年度会议，开始时定在每年7月份，1891年6月修订的《章程》改为6月，1893年改为11月，1895年改至12月，1913年确定每年1月举行。年度会议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委员会，其法定人数为九人。在学会与理事会举行所有会议时，若会长与副会长缺席，规定会议选举一名主席。会议主席一般不参加投票，只有出现双方票数相等的情况时，才会投出决定性的一票。
年度会议的议程除包含会员大会的全部内容以外，还另外涉及三个方面的议题：一、理事会作年度报告，汇报前一年度的工作；二、财务员呈递一份反映学会财务状况的年度总决算表，交由会长任命的两位会员进行审核（后来修订的章程中专门规定，负责审核的会员须为非理事会成员）；三、选举产生学会下一年度的行政人员与新一届理事会。
三、学会图书馆
学会在创立之初曾提出设立一座图书馆与一座博物馆（后来设立博物馆的动议被取消），有不少个人与机构向学会图书馆捐赠图书，学会还积极与其他学术团体交流，互换各自出版的刊物，它们与学会自行购置的图书共同构成学会图书馆的藏书。
《学刊》第一辑曾两次刊载过学会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一次是在1878年出版的第六卷，另一次是在1919年出版的第四十七卷。1878年学会尚处于初创阶段，馆藏书籍也十分有限，第六卷所列书目没有进行详细分类，只是区分了一般书刊与未装订的期刊两种形式，前者计139种，后者有28种。
按照书目判断，未装订的期刊基本上属于学会与其他学术机构交流互换所得，其中包括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一些学术机构提供的定期出版物；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72]及其在亚洲多国的支会占了很大比重，计有4种，占总量的七分之一；来自中国的有《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与《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一般书刊较为庞杂，涉及中国、印度、远东、太平洋、琉球、朝鲜、巴勒斯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波斯和葡萄牙等国家或地区；当然更多的还是关于日本的，涉及的主题有佛教、基督教、游记、历史、日语、日本教育、水文分析等。
第四十七卷所列书目数量繁多，计有西文书刊598种，日文书刊57种，并且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类，统计如下：
表1-3 日本亚洲学会图书馆馆藏统计表（1919）
从上表可以看出，学会图书馆藏书中关于日本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学方面的书籍占相当大的比重；《学刊》刊载的内容也凸显出这几个领域的相关论文数量较多且质量上乘。它们共同印证了学会会员在这些领域兴趣颇深、用功甚勤的事实。
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图书馆及其藏书所起的作用，至少有些年份图书馆被利用得很不充分。1904年学会会长兼图书馆员劳埃德（Arthur Lloyd）在年度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图书馆被利用得非常有限，很少有图书被借阅，在过去的一年里不足十人到过图书馆——事实上还要远比这个数字少。”他向理事会建议：“考虑到学会的相当一部分支出投向了图书馆，自然我们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要么使图书馆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要么给学会去除这样一个相当无益的负担。”[73]以后学会采取了延长开馆时间、馆员随叫随到等措施，会员可以更加方便地利用图书馆。
在1922年的年度会议上，时任图书馆员在报告中指出，“图书馆包含数量可观、极具价值的图书资料，都慷慨地供会员与普通公众免费使用”，并再次吁请图书馆藏书得到有效利用。他确信，“在我们的工作中，最有把握能使我们的会员感兴趣的方式之一，是细心而持续不断地钻研学问宝藏，而这些宝藏刚好在我们的图书馆就能挖掘得到。”[74]
设身处地为会员着想、竭尽全力方便读者是学会图书馆一贯的作风；购置何种图书要经理事会审慎地讨论决定；学会会员广阔的学术活动空间与恢宏的学术视野保证了图书馆馆藏的质量；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又为会员的研究提供了资源；会员与图书馆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一起推进了日本学的发展。
四、学术互动
在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日本籍会员樱井让治（1858～1939）赞扬日本亚洲学会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认为最宝贵、最值得珍视的成就是学会通过自身影响在西方世界与日本之间构筑了一个文化联盟（cultural alliance）。[75]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共享资源，互换定期出版物，派代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特别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紧密协作，实现了广泛深入的学术互动。
日本亚洲学会自创立起就与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76]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整合各种资源，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与刊物出版工作。出现在《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各期的彩页插图背面均盖有皇家学会的红色标识。[77]这至少说明，日本亚洲学会在初创阶段即已与英国皇家学会存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与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
学会还派代表参加其他学术团体的学术会议，也邀请其他学会或团体的成员参加其会员大会。1877年2月28日的会员大会上，通讯秘书宣读了一封来自德国亚洲学会的信，信中说德国亚洲学会专门修改章程，以方便他们与日本亚洲学会的会员彼此参加对方的会员大会；此前日本亚洲学会已向对方发出过参会邀请。1899年劳埃德在日本亚洲学会举行讲座，内容是刊发在《德国东亚自然与人类学会报告》（Mittheilung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第三卷第二部分上的一篇文章；[78]1904年9月麦克考利代表日本亚洲学会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地理学大会（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79]，日本亚洲学会与其他学术团体的交流日趋活跃。
日本亚洲学会还积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东方学研究活动。1892年9月，第九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在伦敦召开，因公离开日本回到英国的张伯伦受学会委托，与迪金斯（F.V.Dickins）代表学会参加了大会。[80]1902年12月，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越南河内召开，时任会长的贝尔茨（E.Baelz）被推选为学会的代表前往参加。[81]贝尔茨指出，外国代表团与代表希望通过参加东方学家大会，从杰出的东方学家那里亲耳听到有价值的信息，也渴盼与他们交往，以确保年轻一代以及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特别研究的人们获取新观念，并得到及时的建议。[82]
在此需要特别提及日本亚洲学会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关系。格里菲斯在致麦克考利的信中称，1872年底英国海军少将沙德威尔（Charles Shadwell）率船来到横滨，英国人莎利乘机发起成立了日本亚洲学会，并且无视此前诸位学者酝酿的计划，自作主张让该组织成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分支。美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海耶斯·沃德（Henry Hayes Ward）对此举感到震惊，并提出公开批评。[83]显然，莎利的主张在当时就已遭到非英国籍会员的反对，可能不久即得到纠正。
1906年《学刊》第三十四卷第二部分曾专门刊载过“皇家亚洲学会成员名录”。[84]有中国学者指出，日本亚洲学会于1912年加盟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85]，但并没有提供论断来源。据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图书馆主办的“学术团体课题”（Scholarly Societies Project）介绍，日本亚洲学会“尽管模仿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但该学会从未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分支。起初日本亚洲学会是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会员单位，后来成为有协作关系的同事团体”[86]。滑铁卢大学“学术团体课题”的这一判断与定位是准确的。学会以后的发展情况表明，日本亚洲学会并没有十分紧密地依托英国皇家亚洲学会。
1873年日本亚洲学会理事会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提到学会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互换刊物的情况[87]，并没有言及二者存在隶属关系。自1937年起，《日本亚洲学会学刊》在封面注明该学会附属于皇家亚洲学会（Affiliated with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此后仍一如既往地使用原来的名称，而不是像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东方其他地方的一些分支那样改称“支会”（Branch）。
《学刊》在封面标明日本亚洲学会附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此举不应单纯被视作其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因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是近代欧美世界规模最宏伟、影响最深远的东方学团体之一，日本亚洲学会通过加入皇家亚洲学会，进一步将自身纳入到世界学术格局中，并大大提升了自身在国际东方学界的地位。此后学会不仅在整个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框架内继续保持在日本研究方面的领军者地位，事实上亦成为活跃在日本本土与欧美国家的日本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上述学会会员在世界范围内参加东方学会议的情况就是证据之一，下文将要论及的学会与世界各地的学术团体互换定期出版物的情况则是另一重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