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严绍璗
聂友军博士的大著《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北京大学出版社刊）以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50年间一批旅日欧美学者组成的“日本亚洲学会”及其编刊的《日本亚洲学会学刊》（TASJ）作为研究对象，检讨了在这半个世纪中这一“学者组合”的知识状态以及他们表述的关于对日本列岛文化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多元见解。依我的知识量感知，这是我国人文学者在国际日本学研究领域中第一次把握这一特定学术群体的综合状态并给予相应的学术论评。聂友军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无论是对“日本学”研究，还是对“东亚文化与文明”研究，无疑都具有相当积极的学术意义。
从世界与日本相互联系的历史图谱考察，依据目前研究界把握的相应的原典史料可以判定，在16世纪之前，大约只有以中华历代王朝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区域才知晓有“日本”的存在。自上古以来，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时代开始，中国的文献著作中就开始了有关于“日本”的记录，这一时期成书的《尚书》在其《禹贡》篇中记载有“冀州……岛夷皮服，挟右碣石，入于河”，同书又有记载“扬州……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锡贡。”稍后，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山海经》在其《海内北经》中又有如下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的地理生态与人文生态的报道。[1]继后，随着时代的推进，中华历代文献典籍保持着长期持续的观察记录，构成近代以来国际人文学界关于对日本文化与文明（当然也扩及对“东亚文明共同体”）的研究的极为重要，也极为丰厚的史料库藏。
然而，毋庸讳言，在世界近代性的人文学术观念形成之前，中华学者在千余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对日本列岛诸元生态长期持续的关注，还只能保持在“实录”的状态而未能向深纵推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读到聂友军博士对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先后相继旅日的400余名欧美学者“结社组合”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从成员的知识状态到“学会”的组织机构，乃至图书庋藏，做了相当的缜密的调查分析，对学会成员在50年间在同一刊物上刊发的400篇论文，采用“比较文学发生学”的基本观念与演绎方法，在相当丰厚的原典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把握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社会刚刚从传统的古代社会脱出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定的文化语境，在“经典分析”，例如以W.G.Aston（阿斯顿）、E.M.Satow（萨道义）、B.H.Chamberlain（张伯伦）诸位的学术与更多学者表述的对日本人文生态研究的多元阐述互为表里的“宏观视野”与“微观体验”中展示了在这一特定时空中国际“日本研究”中一门具有近代性特征的学术，此即被称之为“Japanology”（日本学）正在逐步形成中。
聂友军博士进行的这一课题研究以及为我们提供的这一国际文化研究学术史上的这一讯息，就我国人文学界正在推进的对日本研究而言，尽管这一学术事态发生在将近一百年前，但作为一个认真严谨的“学术报告”，在我个人的认知状态中却实在是一件新鲜的、且具有相当学术史意义的研究成果。它的最大的学术价值，诚如本书标题所示，此即为我们当代的“日本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相当学术意义的“异域之眼”，用“比较文学”中的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建立了研究思维中的“他者”观念，用我们学术同行的“行话”来说，就是对研究对象的观察与解析从“单眼”变成了“复眼”，构成为人文学术研究思维中的必要的元素。这正是我个人在阅读本书过程中获得的最深刻的感知，这也就是我特别愿意把聂成军博士的这部著作介绍与推荐给学术界从事“日本研究”以及“东亚研究”诸位的最真切的缘由。
当然，由这么些研究者在半个世纪的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开创的“日本学”研究，在具有领先的学术价值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欧美学者在表述的多元研究成果中透露出了这一学术从成型之初起，它可能带有两个层面的缺陷，这是当代研究者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层面的缺陷，便是日本文化的诸多层面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层面的深刻性与历史性，要求从事“日本学研究”的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丰厚的中华文化的修养，这是国际人文学界从事这一研究的学人不可逾越的一个知识层面。我在阅读《日本亚洲学会学刊》一些论说中，感知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与他们的阐述解析，由于缺少了对中华文化必备的知识造成不少的“学术空洞”，例如他们研讨关于“日本”这一名称的起源，总是不得要领，可能是缘由他们没有把握上古时代中华文化向日本列岛的传递中中华最早的字书《尔雅》的价值意义等等。第二层面，学会的研究者在探讨表述中还缺乏超越“研究文本”本身的表述与人文生态中多元层面的相互证明的学术大视野，例如，与民俗学研究、出土文物研究等互为表里的深层次的实证观念，例如在阿斯顿的研究中称古代日本曾出现“南倭、北倭”的状态，这涉及日本列岛居住民的形成历史的研究。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在中国古文献从《山海经》起始记录居住民为“倭”，到《新唐书》出现“日本”止，近代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和中国音韵学的综合研究，证明日本列岛的原居住民（Proto-Japanese）为“阿伊努”，此即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文献中记载的“倭”（“倭”的本字为“委”，上古汉音发声为“A[æ]”）。这一属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在20世纪初期，此即本书论述对象“日本亚洲学会”存在的时代已经获得初步的学术成果，当时同时代英国著名的医学家和人类学家别尔慈（E.Balze）曾对日本列岛的在“当代日本人”出现之前的“原居住民”作过比较详尽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并有研究报告发表。[2]遗憾的是处于同一时代的研究者未能建立起人文学术研究中“多元互证”的逻辑观念。
上述两个层面的缺憾，存在于“日本学”形成时期相应的研究表述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是不能苛求于当时的研究者的。但是，当我们在阅读20世纪欧美学者相关的“日本学”著作时，却时时会感觉到上述两个在“日本学”形成时期的知识的与观念的缺陷，却又不时地闪现在相关的研究论著中，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思考“日本学”作为一门国际性的人文学术，它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知识量究竟包含什么的基本课题。我这样的思考，丝毫也没有贬损欧美学者创建具有近代人文学术价值的“日本学”的意义，而是从学术经验中获知，由于“日本”自古以来几乎在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个层面中事实上与“中华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多元的关联，因此，一个“日本学”研究者，他必须具有相当的中华文化的修养，在一定的程度中考察，他也应当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研究者”，否则在东亚文化与文明的深层层面，一定会远离“正解”。提出这样的观念，是为了提示我们年轻的研究者在把“日本学”研究的多元成果转化为自我进行相关研究的“他者”（“复眼”）时不要误入了“雷区”或“陷阱”。
聂友军博士以数年之功，完成了这样一项极具学术价值的课题研究，得力于他十余年间勤奋努力。他曾师从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国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家季进教授，完成了他的基础性学术训练，又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完成了相应的博士课程，具备了相应的欧美文化与日本文化的知识储备，终于在我国人文学界首次完成了对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50年间逐步形成的“日本学”的丰厚资料的解读并表述了相应贴切又中肯的见解，终于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公刊。我作为对这一课题期待已久的学术同行，不仅感到喜悦，而且更感到欣慰和安心。因为早在50余年前，此即1964年的夏天，我刚刚担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助教，就被当时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魏建功教授派遣参加对自1948年至1949年由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的原“燕京—哈佛学社”相关人文学术资料的“开封”工作，并嘱咐我进行登录。这些被开封的材料主要是为中国古代文献编纂的Index（索引），但在其中却有称之为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的刊物，竟然有50卷之巨，最有意思的是随手翻检，竟然有些刊本中的有些书页还尚未被切开，说明这些刊物自燕京—哈佛学社收到之日到被人民解放军查封之时，又到被我解开绳索被“解放”之时，竟然还没有被人阅读过，心中好奇，随手翻检，以我当时勉强的英文与日文，略略知道，这一刊物在研究些什么。这一“开封”作业，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而持续未久即被迫停止。尽管如此，这50卷英文研究日本的刊物在我心头成为一个谜团。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讲学日本，曾在日本著名的藏书机构，如国会图书馆、国家公文书馆等处检索过这一刊物，知道彼地藏书大馆，皆无50卷整本，因而对已归北京大学收藏的这50卷刊物更是切切于心。现在聂友军博士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大著终于刊出，心头终于觉得年轻一辈以自己对人文学术相关主题的这样的耿耿忠诚，完成了在国际文化研究中关于“日本学”形成时期的学术态势的综合性研究，于中国人文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于东亚文化研究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我虽已年近八十，高兴之情仍然喜形于色。
本书著者已完稿多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早已排成书型，只是由于我一则身体不太好，二则有些杂事缠身，一篇序言，拖延数月，实在是愧对诸位，特别是愧对著者聂友军博士、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本书责编兰婷女士。
是为序。
2017年3月初春
撰于北京市昌平泰康燕园